《勃兰登堡的冬天》艾奥莉拉

5、梅瑟里（二）

　　“是的，那时我经常在夏天去施瓦宾区，我有一位伯父在大学任教。那里的咖啡馆是独特的，”克拉拉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上，偏在一侧的发髻上绑着缎带，宽大的袍子遮挡着她隆起的腹部，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在别处喝到的咖啡只是一些赝品，所有为读者而写的字，为听者而说的话，都只是赝品。”
　　她看着对面坐着的里尔克，椭圆脑袋的中年人正在对她微笑，但是沉默不语。他在慕尼黑读过大学，那段岁月给予他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但他能说什么？他曾经有一个与她同名的妻子，更敏锐，更美，离幸福也更远。他们短暂的婚姻仿佛人生的过客，后来他一再巧逢与她相似的人。
　　“历史是一种咒语，”他挥挥手，无奈地笑道，“思维受制于它，因而我们遇到的世界，总是有着古典乐一样严谨而首尾相绪的结构——这不是真的，但有人能打破它吗？”
　　那是一个有着温和的日落的下午，在梅瑟里远离战火的乡间别墅，他们谈论一些不问烟火的话题。
　　“我总是意识到世界的破碎。我所爱的事物各有归途，飞鸟朝远方飞去，太阳挂在天边，人们因为际遇而分道扬镳，就像撕碎了的名画，戛然而止的乐章。”克拉拉的面容染上一层淡漠的悲伤，露出少有的柔和，“真奇怪，我和人们一样，认为这没什么不好。”
　　“世界在每个人那里都是破碎的。”
　　里尔克说，“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但是，世界会在诗人的心里得到统一，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大师之作。”
　　他说这番话时沉浸在记忆当中，并没有去看对面雍容年轻的妇人，因而她得以掩藏下自己失神时泄露的动容。这太不像她了，她告诉自己，你应该意志坚定，穿着立领束腰的黑色长裙，没出嫁时就像个寡妇，作为一个女人，这样你才可能走更远的路。
　　但是她还是说出一句感情用事的话，“真希望您能一直住下去，至少在我的孩子出生时您还在这里——我希望您愿意当这个孩子的教父。”
　　她看着衣装朴旧的中年人，自己则从矜雅而昂贵的扶手椅上站了起来，用真诚的微笑打消他的疑惑和惊讶。在那一刻，她认为这没什么逾越规矩的。

　　这个正在母亲腹中安享着人生之前最后的幸福的婴儿，就是日后的我。她的侍女缇娜后来追忆这段故事时，仍然记得那天克拉拉夫人罕见的笑容。
　　“我的意思是，夫人是真心要给您找一个好教父。”缇娜用带有捷克口音的德语说着，笑得有些尴尬，可能她很难区分精神交流和绯闻。
　　当然，我也从母亲那里听到过这个故事。
　　她只讲了一句，“世界在每个人那里都是破碎的。”
　　里尔克只住了两个月，便又前往慕尼黑，随后被德国军方应征入伍。我的长兄米尔顿在几位旅居国外的朋友的帮助下，带着已经成年的托马短暂地前往美国。这些朋友都是犹太人，与父亲有生意往来的那些德国人没有一个出手相助的。
　　托马就在美国念完了大学，并且找了工作。米尔顿在三年后回到德国，继续战前的生意。
　　这一年年底，我出生于梅瑟里的这一户犹太商人家庭，谈不上兄友弟恭，倒算是父慈母严。我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当时家中只有少年时期的三兄雅克，年幼的同母哥哥纳撒奈尔，父亲和母亲，这个拼凑起来的家庭暂时呈现出完满的景象。我在战乱年代出生，但是整个童年，都在梅瑟里不问世事的安宁当中度过，习染于它的从容，它的冷漠。直到1922年我才回到德累斯顿，那时一战已经结束很久了。
　　我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教父”，莱纳•里尔克。他的到来简直是我们一家人的荣耀，但当时里尔克的真知灼见还不为世人所知，我的父亲和兄长视他为“逃兵役的普鲁士人”。他没有赶上我的出生，而且他是基督徒，我则是犹太人。但是心灵是不因为教义而彼此隔阂的，当我在数十年后经历另外的人世，仍然会想起母亲唯一提及的他的那句话。
　　“世界在每个人那里都是破碎的。”
　　有的人止步于此，耽于世俗的快乐。也有人继续前进，追求一些经得住诘问的幸福。里尔克或一切艺术家都是如此，而我和纳撒奈尔这样蹩脚的艺术技师，也都走过这样的道路。
　　在所有的亲人当中，只有纳撒奈尔与我心灵相通。我们和父母双亲都不一样，他们明智而敏锐地向世界讨价还价，在众多的协商和让步当中热闹地生活，繁衍子嗣，殖民或被殖民，我们只是在他们提供的丰饶的土地上生长过。
　　我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发生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是因为它们对我影响深远，这一点是我在垂暮之年才认识到的，当时我用叛逆来回敬的一切，其实早已在我身上打下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