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萌兔子心尖宝我靠吃饭成大佬》白梦长栏千

256、第 256 章 虚构与真实之思 埃米莉

　　埃米莉·布特尔是英国的女记者、文化评论家，《我们为何迷恋真实》是她的第一本文化随笔著作。
　　这本书聚焦欧美社会的各类公众事件，还有这些事件在网络上的舆论反响，专门讲大家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容易陷入的各种误区。
　　该书聚焦欧美社会的大量公众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所招致的感知（尤其是在网络空间的舆论反响），揭示大众在追寻真实性过程中的种种迷思。作者的自我定位非常明确：“希望这本书是一份当代文化诊断：揭示并质疑‘本真性’无孔不入、渗透现代生活的种种形态。”
　　全书从文化、政治、商品消费和自我等若干方面展开论述，试图论证以下命题：人们在对“本真性文化”的追逐中陷入了困境，制造了，而非解决了更多问题。
　　同时，这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当代文化批判札记，尽管书中征引的案例绝大多数来自欧美世界，但我们能毫不费力地在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域中找到无数相似的图景。
　　书里从文化、政治、消费和自我这几个角度展开，核心观点就是：
　　大家追着“本真性文化”跑，最后反而陷入困境，制造出更多麻烦。

　　我们在自己身边的文化环境里，也能轻松找到一堆类似的情况。

　　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启蒙思想家、浪漫主义者向往回归自然、表达真我的想法，再到存在主义探讨人怎么才能活得真实，“求真”一直是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话题。

　　作为文化研究者，埃米莉敏锐地察觉到，“真实”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化里特别火，这让她开始怀疑“做真实的自己”这件事，也注意到，大家迷恋“真实性”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圈套。

　　她在书里说，人们用“真实”这个词，一般有三层意思：一是一个东西和它宣称的属性完全一致；二是指一种特质，比如质朴、天然、容易让人共情；三是自我的真实性，就是默认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真我”，还有必须去践行的人生真理。虽然她对第三层意思不太认同，但还是愿意抱着开放的态度，把这个当作共识来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真实的表现。

　　明星和网红的人设，其实就是普通人对“更好的自己”的一种投射。大家爱看名人接地气的一面，就是想确认名人跟自己也有一样的地方，这样才好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他们身上。明星和网红打造“真实人设”的套路，其实是从第二层“真实”转向了第三层“真实”。
　　社交媒体刚兴起的时候，明星、网红想显得真实，大多是晒一些接地气、能让人共情的日常，比如蹲路边买烧烤、扫共享单车、露出尴尬的表情，这些事能拉近距离，增加亲和力。但像违反交通规则、在禁烟区抽烟、乱扔垃圾这种“接地气”的事，是绝对不能做的，哪怕这些事在生活里更常见、更“真实”。

　　社交媒体给大家展示“真实”提供了方便，可也带来了新的焦虑。书里就说，社交媒体虽然让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证明自己的真实，但也成了藏起“人格面具”的地方，反而让大家更担心别人是不是真的。

　　慢慢大家就发现，社交媒体根本不是“真实”的代言人，甚至可以说跟真实完全相反，社交媒体是我们从别人身上找“真实”的一大障碍。

　　居伊·德波说的“景观社会”，在社交媒体和元宇宙技术的推动下，已经变成了让·波德里亚预言的“拟像狂欢”。
　　这些虚假的影像不断自我复制，最后构建出一个能替代真实的“超现实”世界。比如AI生成的动物拟人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播放量就是很高；素人明星在镜头前各种做作，就为了打造独特人设，哪怕“黑红”也行；大家都知道迪士尼玩偶是工作人员扮的，却坚决反对玩偶扮演者私下联系顾客；还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癸酉本”《红楼梦》，有些读者觉得，这本书里的错漏之处，恰恰能证明它是真的。

　　这些事的逻辑都一样：先承认自己是假的，反而能让大家觉得它“真实”。可这种“真”不是真正的真理，只是一个让虚假影像显得“真实”的陷阱。

　　埃米莉还在书里讨论了艺术领域的“真实”，主要聚焦在文学创作里的“自我虚构”写作。

　　“自我虚构”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法国作家杜布洛夫斯基《儿子的心路》的封底，意思是在完全真实的事件和事实基础上，进行虚构创作。
　　这个定义本身，就暴露了真实和虚构在文体上的矛盾。要是从读者的角度看“自我虚构”，就更容易明白它是怎么在真实和虚构的拉扯中站稳脚跟的——书里说，艺术的“真实”，与其说是作者的真实，不如说是能唤起读者真实的情感。“自我虚构”写作的原则，是凭着对自己的真实认知去虚构故事，这就让创作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变得更模糊了。一方面，它明明白白说自己是虚构的，不用对“真实性”负责；但另一方面，它可能比自传还“真实”，因为它扎根于作者的自我感知，也能唤起读者更真实、更纯粹的情绪。

　　书里还提到一个例子，美国作家克里斯滕·鲁佩尼安在2017年给《纽约客》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爱猫人》。故事讲的是一个叫玛戈特的年轻女孩，和一个说自己养猫的年长男性短暂约会的经历。这篇小说因为能勾起女性心里那种普遍的困惑、恐惧和反思，火得一塌糊涂。一开始，作者说这个故事是她的亲身经历，后来在一些男性读者的网络攻击下，又改口说这是纯粹的虚构。但有个读者说，这个故事跟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模一样，鲁佩尼安最后也承认，这个故事是她从读者的前男友那里听来的。

　　鲁佩尼安的三次改口，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学创作里的真实和虚构，不光是写作手法的选择，还牵扯到创作者的权力边界和伦理争议。
　　比如：是不是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资格讲这个故事？替别人讲故事的人，能不能不征求当事人同意就说出来？能不能让读者产生真实的情感共鸣，是不是判断“自我虚构”小说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代别人讲故事的人，能唤起读者更真实的感受，那他有没有权利占有这个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