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说五》纯洁同学

14、第十四章

　　费尔米纳穿了一件齐臀的又宽又松的丝绸衬衣，戴了一条长长的绕了大小六圈的真珍珠项链，穿着一双只是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穿的高跟缎子鞋，年龄已不允许她经常打扮了。对一个可敬的老太太来说，时髦的华丽服饰已不太合乎时宜，但穿在她身上还是挺合适的。她的身材修长而挺拔，一双富有弹性的手还没有一块老年斑，粗硬的头发闪出蓝钢般的光芒，在面颊两侧对衬地剪得整整齐齐。跟她的结婚照片相比，此时唯一留下的是那双明亮清澈的杏仁眼和民族的自豪感，不过在她身上，由于年龄而减少的东西却在性格上得到了补偿，而勤奋使她赢得的东西，更超．过了年龄使她失去的东西。这身衣服使她感到很舒适。她既没有偷偷地束胸，也没有束腰，更没有人为地用布将臀部垫高。她的身体各个部位都是自由自在的，呼吸也是舒畅的。总之，她身体的轮廓显现的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七十二岁的费尔米纳达萨。

　　乌尔比诺医生看到她坐在梳妆台前，电扇在她头顶上缓缓转动。她正在戴一项钟形的帽子，帽上装饰着紫罗兰型的绒花。寝室宽敞而明亮，英国式的床上挂着玫瑰色针织蚊帐，两扇窗户朝院里的树木敞开着，刺耳的蝉鸣从那儿传进来，预示着快要下雨了。从蜜月旅行回来后，费尔米纳一向根据气候和场合给丈夫挑选衣服，头天晚上就把它整整齐齐叠好放在椅子上，以便他从浴室出来时就能穿上。她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先是帮他穿衣服，后来就干脆替他穿衣服。她记得这样做，最初是由于爱他，但是自从五年前开始，她就非这样做不可了，因为他自己已经不能穿衣服了。他们刚刚庆祝过金婚。他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了谁，谁也不能不顾谁，否则他们一刻也活不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这种感情越来越不理解。无论是他还是她，都说不清这种互相依赖是建立在爱情还是舒适的基础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两上人都不愿意去找这个答案。

　　她已经逐渐发现了丈夫脚步声的拖沓，情绪的变化无常。记忆力的衰退，最近甚至常常在睡梦中哭泣。但她没有把这些看做是迅速老化的确凿无疑的征兆，反而认为是返老还童的表现。因此，她没有把他当做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看待，而是把他当做孩童。这种自欺欺人，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天意，使他们避免了互相怜悯。

　　如果能及时懂得绕开婚姻脚种种灾难比绕开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贫困更为容易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但是，如果说他们俩在共同生活中也体会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明智只是在吃了苦头之后才来到他们身边。多少年来，费尔米纳一直怀着冷酷的心情忍受着丈夫在黎明时分欢快地醒来。当他以孩子般的天真醒来时——他觉得每过一天，他又长大了一点——她却仍紧紧抓住最后的一丝困意，不愿去正视每一个新的清晨的不祥之兆所预示的必然的命运。鸡刚打鸣，他就醒来了，他活着的第一个标志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是故意要把她惊醒。她听到他一边摸索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嚷嚷，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她不得安宁。然后在黑暗中咯咯地迈步走到浴室。一个钟头之后，她又睡了一觉醒来，听到他从书房里回来，摸着黑穿衣服。有一次在客厅里玩牌，人们问他怎样看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夜游神。”她听得明明白白，那些声响没有一种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偏偏故意弄出来给她听，还装做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她明明醒着，却装做睡着一样。他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他从来没有象在这些惶恐的时刻那么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她的睡态比谁都高雅，她给曲的身子摆成一种舞蹈姿势，把一只手放在额上。

　　但是，当她想睡而不能入睡时，她比谁都暴躁。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在等待他弄出哪怕是最小的声音，甚至会因此而感谢他，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将早上五点钟就被吵醒的过错推倭给他了。事情确实如此，有几次他找不到拖鞋，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时，她突然以睡意蒙脆的声音说：“昨晚你把它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以清醒的声调斥骂道：“这个家，最倒霉的就是不让人睡觉。”

　　于是，她打开灯，没好气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为这一天的初战告捷而洋洋得意。

　　实际上，那是双方的一种神秘而恶劣的游戏，但却使她感到惬意，因为它是夫妇之间既冒险而又轻松的事情之一。可是，正是由于这种轻俘的游戏，他们在开始共同生活了三十年之后，险些为某一天浴室里有没有肥皂的事儿闹得各奔东西。

　　事情是由一件不值一提的日常小事引起的。当时，乌尔比诺还能够独立洗澡。

　　他回到卧室，开始摸着黑穿衣服。她跟往常一样，到这时还象婴儿似的甜甜地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微微地呼吸，把那只女舞踏家的手臂庄严地放在头顶上。但是，她也象往常一样，似睡非睡，这他知道。浆过的亚麻衫在黑暗中沙沙响了一阵之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洗澡没找到肥皂了。”他说。

　　她终于醒过来了，想起了那件事，气鼓鼓地翻了个身，因为她准是忘记在浴室里搁肥皂了。三天之前，她就发现没有肥皂了，但当时已站在喷头下，她打算以后再去拿。然而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忘了。第三天又忘了，实际上不是如他说的那样一个星期没有肥皂，他那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过失，但是三天没有肥皂，却是事实，这是推倭不了的。被别人抓住了过失，她心中很不是滋味，终于恼羞成怒。象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了，说：“这些日子我天天洗澡，”她怒气冲冲地叫道，“每次都有肥皂。”

　　尽管他很熟悉她的争辨方法，这一次却忍不住了。他随便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搬到慈善医院里的住院处去住，只是在黄昏外出巡诊之前才回家换件衣服。他一回家，她就躲到厨房去，装着干这干那，直到听见他乘马车走了才出来。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他们也曾几次想解决纠纷，结果火却越投越旺。在她不承认浴室没有肥皂之前，他不准备回家。而她呢，在他不承认自己故意说谎话折磨她前，也不想让他回来。

　　自然，这次冲突又使他们想起了其它的冲突，想起了在许许多多灰暗的黎明发生过的数不清的小纠纷。一些恼怒引起了另一些恼怒，老伤疤被重新揭开变成了新伤疤。他们痛苦地看到，多年的争吵仅仅培养了夫妇间的仇视，这一点使他们不寒而栗。他甚至提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一同去找大主教做公开忏悔，以便由上帝来裁决，浴室的肥皂盒里到底有没有肥皂。她本来就十分恼怒，这一下更是火上加油，骇人地嚷道：“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

　　这句话震动了全城，引起的后果难以消除，最后，人们甚至编成流行的小调来打诨：“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广她意识到把话说过了头，便抢在丈夫前做出了反应。她威胁丈夫说，她要一个人搬到她父亲从前的房子里去住，那房子尽管租给了政府部门的办事结构，但仍然归她所有。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她真的要搬走，对社会舆论满不在乎。她丈夫及时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他没有勇气向她的固执挑战，只好让步。他的让步并不意味着他承认浴室里有肥皂——设若如此，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是为了两个人必须在这个家里继续住下去，但是他们要分室而居，而且互不说话。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并且巧妙地绕开那种僵局，让孩子们从餐桌的一边往另一边传话，而孩子们竟然没有察觉他们互不理睬。

　　由于书房里没有浴室，乌尔比诺医生不得不改变他的生活程序，这倒解决了他们清晨吵吵闹闹的矛盾，他把进浴室的时间安排在备课之后，而且轻手轻脚，千方百计地不吵醒妻子。他们在睡前多次凑巧遇在一起，于是就轮流刷牙。四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在她从浴室出来之前，他象手时那样躺在双人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她从浴室回来后，没好气地躺在他身边，以便让他醒来主动撤退。他半睡半醒，非但没有起来走开，反而吹灭蜡烛，拉拉枕头，舒舒服服地睡了。她推他的肩膀，提醒他应该到书房去睡觉，但是他又一次感到躺在祖传的软床上是如此舒适，于是干脆以妥协的口气商量说：“让我睡在这儿吧。”他说，“你说得对，浴室里有肥皂。”

　　当回忆起这段发生在他们已近老年的插曲时，无论他还是她都不能相信那一令人惊奇的事实，那场争吵是他们在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严重的一次，而也正是由于这场争吵，使他们产生了言归于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想法。尽管她们年事已高，应该和睦相处，他们还是注意不再提起这件事，因为否则的话，刚刚愈合的伤口会重新出血，旧恨又会变成新怨。

　　他是使费尔米纳听见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在新婚之夜，在他们乘坐的开往法国的轮船船舱里。当时她由于晕船而浑身无力，他的喷泉似的小便如此强劲有力，简直象匹公马似的，这更增加了她对那一“灾难”的畏惧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小便的劲头也日趋减弱，那一回忆却经常京绕在她的脑海里，因为她从不允许他把便池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想用一种任何人都能懂的浅显的道理说服她，让她明白他所以把便地弄湿，并非象她固执地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的粗心，而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年轻时小便又准又直，在中学里比赛往瓶子里撒尿，他曾数次荣获第一。但上了年岁，不仅小便劲头没有那么大了，而且歪歪斜斜，滴滴喀喀撒得满处都是，根本没法掌握，尽管他主观上还在竭力想瞄准方向。他说：“抽水马桶肯定是对男人一无所知的人发明的。”他用自己的日常行动来求得家庭的安宁，对妻子更多的是低声下气，而不是谦恭。他每天小便时，都用卫生纸把便池边擦干净。她知道这件事，当浴室里氨气的味道不是十分明显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不过，一旦氨气的味道浓重起来，她就会象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嚷道：“臭得连兔窝里都能闻到。”将近晚年时，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想出了最后解决这一麻烦的办法：象妻子一样蹲着小便，这样不仅可以保持便池清洁，而且也省力得多。

　　那时他生活自理的能力已相当差，他尽量避免淋浴，因为在浴池里摔上一跤，足以使他送命。他的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古城府邸中常见的那种带狮腿的金属浴缸，他从卫生的角度把这种浴缸取消了。他说：“浴缸是欧洲人最脏的东西之一，他们只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而且是在被他们身上的脏物弄脏的水里洗澡。”

　　因此，他让人用结实的愈疮木做了一个特大号木盆，费尔米纳用它来给丈夫洗澡，就象给新生婴儿洗澡一样。每次沐浴要拖一个多小时。用锦葵叶和桔皮煮成的黑褐色的水，对他有良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不知不觉地便在散发着香气的浴盆中睡着了。洗完澡后，费尔米纳就帮他穿衣服，把滑石粉敷在他两腿中间，把可可油涂在他的烫伤之处，她如此爱抚地替他穿上裤衩，仿佛他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她接着一件件地替他穿下去，从袜子一直穿到用黄玉别针打领带结。夫妇之间和睦相处，黎明时的争吵已成为过去。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被子女们夺走的童年，而她则每天忙于家务，并且随着岁月流逝，上了年纪，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满七十岁之前，她总是醒得比丈夫早。

　　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乌尔比诺医生掀开毛毯来看阿莫乌尔的遗体时，他发现了一点在他医生和信徒的最光辉的航程中一直否定掉的东西。在他同死人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之后，在同死神做了那么多年争夺之后，在反过来复过去经常触摸死人之后，他仿佛第一次敢于面对面地看一个死人，而死者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注视着他。他以前一直没有面对面看过死人，并非由于恐惧。因为多年以来，恐惧就象个幽灵似的一直和他形影不离。那是从一天晚上他被恶梦惊醒之后开始的。他意识到，死亡对于他，不仅象他感觉到的那样随时都具有可能性，而且是一种很快就会发生的事实。相反，那天他看到的是一件事情的物质表现形式。那件事情过去一直是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的。他很高兴上帝出其不意地以阿莫乌尔作为工具向他揭示了那件事情。他向来把阿莫乌尔看做是一个圣人。但是，那封遗书表明了他的真实身分，他的邪恶的历史和不可思议的耍阴谋的能力，使乌尔比诺医生感到一种不可移易、难以追回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失落了。

　　费尔米纳并没有受他忧郁的情绪所感染。当她帮他把腿伸进裤子和扣上一大排衬衣纽扣时，他是想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她的，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费尔米纳不是那么容易动感情的，何况死的是一个与她无关的男人。她几乎不知道阿莫乌尔是个使用拐杖的残废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安第列斯群岛某个岛屿的一次暴动中——那儿发生过无数次暴动——从行刑队的枪声中逃出来的，史不知道他为了生计做了儿童摄影师，而且是全省生意最兴隆的人。她也不知道他曾赢过某人一盘象棋，那个人似乎叫托雷莫利诺斯，而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是一名因为犯了一桩凶残的罪行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卡耶纳的逃犯。”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设想一下，他甚至还吃过人肉！”

　　他把那封遗书交给了她，信中的秘密他至死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她没有把信打开，直接把它放在梳妆台上，而且用钥匙锁上了抽屉。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莫名其妙、大惊小怪的毛病，习惯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难以理解的夸大其词，以及那种与其仪表不相称的狭隘的见解。但是那一次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她以为丈夫之所以尊敬阿莫乌尔并非由于这个人过去的历史，而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流亡者提着行李到达这儿以后开始的所作所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对阿莫乌尔最后暴露身份感到如此惊讶和沮丧。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窝藏女人感到深恶痛绝，因为这是他那种阶级的男人的一种世代相传的风气，包括他自己在忘恩负义的时刻也是这么干的。此外，她认为那女人帮助阿莫乌尔实现了死亡的决心，是一种令人肛肠寸断的为爱情的牺牲。她说：“如果你也跟他同样严肃地决定自杀，我的义务也将是跟她做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呆头呆脑无法理解的十字路口上，这种不理解使他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感到惶惑。

　　“你什么也不懂，”他说，“使我愤慨的不是他过去是什么人和干过什么事，而是他欺骗了我们大家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开始噙满了泪水，但是她装做没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过去说了真话，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可怜的女人，或是这个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会那么爱他。”

　　她替他把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里，帮他打好领带给，别上黄部两厂篮西湖舱顶露抽油饰噱旮哟铜期于上的泥机一最后把手帕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手帕的四角张开着，宛如一朵洋玉兰。这时，大厅里的挂钟响了十一下。

　　“快走吧。”她挽起他的胳膊，“我们要迟到了。”

　　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妻子和他的七个聪明过人的女儿已经为那顿纪念从业二十五周年的午饭做好了一切准备，她们决心要使那顿午餐成为当年社会上的一件大事。

　　医生的家坐落在过去的市中心，那里原是一所造币厂，由一位在这儿掀起过一阵革新邪风的意大利弗罗伦萨建筑师改建成如今的豪华邸宅。这位建筑师曾把四、五个十七世纪的历史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的邸宅拥有六间卧室，一个饭厅，一个会客室，宽大明敞，通风良好，但是它只能用于接待特邀前来的外地客人，对本地的来宾是不敷应用的。邸宅的院子跟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子一样，中央有个石砌的喷泉，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响，花坛上的香水草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但是，那连拱的回廊是不宜接待大量的贵宾的，因此他们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这个别墅有六千六百平方米的院子，到处是巨大的印度月桂树，在平静的小河里长着本地的睡莲。堂桑乔客店的工人们在奥利贝利亚夫人的指挥下，在没有树荫的空地上搭起了五彩缤纷的帆布帐篷。在月桂树下面用小桌排成长台，长台上摆了一百二十套餐具，铺着亚麻台布，主宾席上还摆了新鲜的玫瑰花。

　　他们还专门为管乐队搭了个长台，这管乐队只吹奏对舞和民族华尔兹舞曲，艺术学校的四重奏弦乐队也坐在那儿。奥利贝利亚夫人的这种惊人之举是她丈夫敬爱的老师意想不到的，今天的午宴将由这位老师主持。尽管今天实际上并不是医生大学毕业的日子，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圣灵降临节这个星期日，以增强欢庆的气氛。

　　午餐的准备工作在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担心由于时间不够而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事情做不了。他们从金沼泽地弄来许多活母鸡，那种母鸡在整个沿海地区是有名的——不仅由于它们体壮味美，而且由于它们在冲积土里觅食，有时可以在它们的嗓囊里找到纯金的砂粒。奥利贝利亚夫人亲自带领她的女儿和仆役们爬上远洋轮船，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她丈来的功业。除了下雨以外，一切都预见到了。那天早上，当她去望大弥撒时，空气潮湿得厉害，气压很低，天空乌云密布，连海平线都看不到，她担心很可能要下雨了。尽管有这些不祥的预兆，气象观测台的台长在望弥撒时却说：“在这座城市多灾多难的历史上，即使在最严寒的冬季，圣灵降临节这一天也从来没有下过雨。”然而，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来宾们正在露天吃开胃品时，突然一声霹震撼了大地，海上吹来的狂风掀翻了桌椅，把帐篷卷到空中，灾难性的暴雨随即从天而降，天仿佛要塌下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好不容易在大雨滂泊中跟同路的最后一批来宾一起到了乡间别墅。

　　他也想跟别的来宾一样，由下车的地方从一块石头跳上另一块石头穿过积水的院子，但最后他只能不大体面地接受了打着黄色帆布大伞的堂桑乔工人的帮助，被挟在臂下抱了过去。东倒西歪的桌子重新在室内摆开，连卧室都被利用上了。来宾们毫不掩饰他们对那场劫难的沮丧。屋里热得有如轮船上的锅炉房，因为他们不得不关上全部窗户，以避免大风再度把雨水刮进来。在院子里，桌上本来都摆好了来宾的名签，按照习惯，男女分座。桌子移到屋里来后，名签全乱了，大家只好随便就坐，乱糟糟的，至少不太雅观。在这场灾难中，奥利贝利亚夫人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尽管秀发淋得透湿，华丽的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浆，但是面对那种尴尬的局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本领，她向来遇到逆境不温不怒，不急不躁，再大的困难也不认输。靠了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她不仅重新布置了主宾席，而且尽量安排得妥妥贴贴，让乌尔比诺医生坐在中央，雷伊大主教坐在他右边。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靠近丈夫就坐，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中间睡着，或把场洒在衣服的翻领上。对面的位子上坐着奥利贝利亚医生，他是个带有女人气的五十岁的老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乐观的精神对他准确的诊断毫无影响。在主桌就坐的还有省市两级的官员和前一年选出的美女，省长挽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他旁边就坐。尽管并不要求来宾穿特别华丽的衣服，更何况是乡间别墅的午宴，女人们还是穿上了夜礼服，戴上了贵重的宝石首饰。大多数男人庄严地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领带，有些人还穿了呢料大礼服。只有那些见惯大场面的人，其中包括乌尔比诺医生，才穿便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张法文菜单，上面印着烫金图案。

　　奥利贝利亚夫人慑于热浪袭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要求客人们宽衣就餐，但是谁都不敢带这个头。大主教提醒乌尔比诺医生，这次午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自从国家独立以来，这是曾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双方第一次愈合了伤口，消除了仇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主教的这一思想，正好同自由党人特别是青年自由党人的热望相吻合，他们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终于选出了他们党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不同意大主教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然而，他不想使大主教不悦。他本来就想告诉大主教，大家之所以来出席午宴，是由于那位出身名门的医生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象他想的那样。的确，医生的高贵的门第和伟大功绩是凌驾于政治风云和内战恐怖之上的。所以那次午宴没有一个人缺席。

　　暴雨象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息了，太阳立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烈火一般地照耀着大地。但是大风是如此猛烈，以致把一些树连根拔起，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

　　这次大灾难也冲击了厨房，在房子后面露天里用砖砌了几个柴火灶，厨师几乎没有来得及把钥搬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急急忙忙地挤入已经进满水的厨房，又在后面走廊里临时搭了几个新的炉灶。到下午一点钟，一切必需的食品都准备好了，只有桑塔克拉拉修道院修女还没有把饭后点心送来，他们本来答应在十一点之前送到的。人们担心象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公路旁山沟里的水又漫了出来，果真如此，点心就要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能送来。暴雨一停，窗户马上打开了，房间里吹进被暴雨中的硫黄净化的新鲜空气，显得十分凉爽，乐队在门廊的平台上秦华尔兹舞曲，铜管乐器在室内轰鸣，使得人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交谈。奥利贝利亚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眼里含着泪水微笑着，吩咐上菜开始午宴。

　　艺术学校的乐队开始演奏了，在一片在严的肃静中，奏起了莫扎特的快滑步舞曲。尽管人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堂桑乔的黑人仆役又在放着热气腾腾的菜肴的餐桌中间挤来挤去，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给乐队留出了一块空地，让他们把节目全部演完。他的精神和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每步都要记在纸上，才能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但他还是能一边进行严肃的谈话，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演奏，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德国乐队指挥的们熟程度。那个德国乐队指挥是他在奥地利时的好友，他能够一边听《扬好色》一边读胜乔万尼胭的乐谱。

　　第二支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和姑娘”，乌尔比诺医生认为演奏轻快而富有戏剧性。他一边在盘子和刀叉的碰击声中费劲地听着，一边盯着一位向他点头打招呼的有着玫瑰色脸庞的年轻人。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已记不起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很熟悉的人的名字或者过去曾经听过的曲调他都忘记了，这使他万分痛苦，以致有一天晚上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在这种折磨中等待天明。他正在急得要死的时候，突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那个年轻人前一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在这个人材基本的地方看见他感到很惊讶，奥利贝利亚医生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公子，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准备法医论文。乌尔比诺医生做了个手势，高兴地向他打招呼，这位年轻医生站起身来，行礼作答。但是，不管那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天早晨在阿莫马尔家跟他在一起的实习医生。

　　由于又一次战胜了老年的健忘症，他感到轻松了。于是他沉溺于最后一支充满激情的、清亮流利的乐曲中，他既听不出那是什么曲子，也不知道是谁的作品。后来，乐队中有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青年告诉他，那是加富列夫福尔的弦乐四重奏。

　　乌尔比诺医生从来没有听到过此人的名字，尽管他对欧洲的所有新鲜事儿一向十分注意。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照料他，特别是看到他在公众面前发呆的时候，她就停止吃饭，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她的手上，对他说：“你就别在意啦！”乌尔比诺医生销魂地向她微笑着，就在这时，他重新想起了她所担心的事情。他记起了阿莫乌尔，他穿着一身假军装，戴着昔日的勋章，在儿童照片的谴责的目光下，此时正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他转过身去告诉大主教他自杀的消息，但大主教早已得到消息。

　　做完大弥撒之后，这事就广泛传开了，他甚至收到了陆军上校阿尔戈特以加勒比海地区全体流亡者的名义写的一份申请书，要求把死者葬在圣地。他说：“我认为这种请求不够严肃。”然后，他以更富有人情味的语调问乌尔比诺医生是否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灵机一动，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说，阿莫乌尔死于老年忧郁症。奥利贝利亚医生在关照他的宾客，一时没有注意他的老师跟大主教的谈话，这时插言道：“至今还发生为爱情而自杀的事，实在令人遗憾。”乌尔比诺医生看到他的爱徒的思想跟自己一致，并不感到惊诧。

　　“更糟的是，”他说，“是服氰化金自杀。”

　　当说这句话时，他感到同情心已超过了那封信带给他的痛苦。这一点他并不感激他的妻子，而归功于音乐的神奇力量。这时他跟大主教谈起了在傍晚悠然地下象棋时认识的那位世俗的圣人，谈起了他把自己的艺术贡献给孩子们的幸福，谈起了他罕见的博学，对世上的事情无不知晓，谈起了他斯巴达式的习俗……此刻，医生竟为那个跟自己的过去突然彻底决裂的纯洁灵魂而感到惊讶。然后，他又告诉市长，应该买下那位儿童摄影师的底片档案，以便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而这一代人，除了拍照片之外，也许再也不会有幸福，然而城市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一代人手中。

　　一个正统的有文化修养的天主教徒公然声称自杀是圣洁高尚的行为，这使大主教很不高兴，但他同意把底片存档的建议。市长想知道向谁去买这些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看了急，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因为他要保守秘密。但他还是沉住了气，没有把遗产继承者的姓名公布出来。他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好了。”他由于自己对那个女人的忠诚而产生一种赎罪的感觉，因为他在五个小时前背弃了她。费尔米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要他低声答应将去参加葬礼。他说，他当然要这么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讲话是简短而迅速的。管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节目单上没有的俚曲。来宾在平台上散步，等待着堂桑乔旅店的传者把院子中的雨水排干，看看谁有跳舞的兴致。

　　只有主宾席上的客人们还留在客厅里喝茶。乌尔比诺医生把最后的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他以前只能喝少许葡萄酒，吃一盘特制的莱，谁都不记得他喝过白兰地。但那天下午他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从而使他的软弱得到了补偿。多年以来，他终于又有了唱歌的兴趣。如果那位年轻的乐师向他提出这种请求，并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话，他肯定会高高兴兴地唱上一曲的。不巧的是，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小轿车，在穿过泥泞的院子时，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把鸭子惊得在围栏里嘎嘎乱叫。汽车停在门廊对面。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每只手手托着一只用呢绒花边布盖着的托盘，笑盈盈地下了车。汽车里摆满了同样的托盘，一直摆到司机的脚下。

　　那是本应及时送到的餐后点心。在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带有嘲弄性的口哨声停歇之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郑重地作出解释：修女们请他在暴雨之前务必把点心送到，但是他在路上拐了个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的家里失火了。乌尔比诺医生没等儿子把话说完，就惊恐起来，他的妻子及时提醒他说，消防队员只是应他本人之请前去抓鹦鹉而已。尽管已经喝过了咖啡，精神焕发的奥利贝利亚夫人还是决定让大家在平台上用餐后点心。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没有吃点心就告辞了，在参加葬礼之前，他必须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午觉腾出时间。

　　他这次午睡的时间很短，而且睡得很不好，因为他回到家中时，看到了消防队员造成的破坏如此严重，丝毫不亚于一场大火灾。为了吓唬鹦鹉，他们用高压水龙带把那棵树的叶子全打光了。由于瞄错了地方，一股激流从卧室的窗户射进去，给家具和挂在墙上的无辜的祖父母的照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听到消防车的铃声，居民们纷纷赶来，以为真的失了火。好在星期日学校停课，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

　　当消防队员们看到再高的梯子也不可能把鹦鹉抓住时，他们便动手砍起树来，幸好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赶到，才阻止了他们把树干锯掉。他们走时留下话说，打算五点钟以后再来锯树。他们不仅把露台和客厅的地板踩得到处是泥，还踩破了费尔米纳最喜爱的土耳其地毯。消防队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灾难，但毫无收获，鹦鹉大概已趁着混乱逃到邻居的院子里去了。乌尔比诺在树丛中找了它好一阵子，鹦鹉既没有用任何语言也没有用口哨或歌声来回答他。他认为鹦鹉是丢定了，大约在三点钟时，便去睡午觉了。上床之前，他还蹲在厕所里，尽情地嗅了一阵摆在那儿的温馨的石刁相薄郁的花香。

　　他在悲伤中醒来。这不是早晨在朋友遗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午觉醒来之后笼罩着他的心灵的无形的云雾。他认为那是一种神谕，告诉他大限已近，他正在度过他的最后的一个下午。五十岁前，他对自己内脏的大小、重量和状况不大了然。但是一过五十，渐渐地，每当他在午睡之后闭着眼睛躺着的时候，内脏的一切情况他都能体察得到，甚至能感到那正在跳动的心脏，神秘的肝脏，奇妙的胰腺。他发现就连比他年长的老人都比他年轻。在他的同代人中，他已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人了。

　　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事时，他采用了从医科学校的一位老师那儿听来的办法：“失去记忆的人要用纸来帮忙。”然而，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幻想，因为他的记忆力甚至衰退到这样的地步：他记不起口袋里那些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锁上门以后还在匙孔中转钥匙；读书时，读着读着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他忘记了情节的逻辑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最使他不安的是他已相信自己的理智：他已逐渐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

　　凭着经验，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大多数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而进入老年期后的气味比任何气味都更为独特。这一点，他从解剖台上已经解剖过的尸体中也能嗅闻出来，即使无法看清死者的年龄，尸体散发的气味也骗不过他的鼻子，他甚至从他自己的衣服的汗味和熟睡着的妻子的微弱的呼吸中，都能够辨别出那进入老年期的气味。从本质上讲，事情确实如此，否则一个老式的基督教徒也许会同意阿莫乌尔的意见：老年是一种不体面的状况，应该及时防止。

　　他过去身体相当强健，聊以为慰的是慢□□慢慢地消失，逐渐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性的平静。到了入十一岁，他的头脑还相当清醒，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是由几根细线维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细线，甚至他在睡梦中简单地换个姿势都有可能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断掉。如果说他在尽一切努力维持这些细线的话，那是因为他害怕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

　　费尔米纳已经把被消防队员破坏的卧室重新整理就绪。快到四点钟时，她吩咐给丈夫送去一杯常喝的加冰柠檬水，并且提醒他，应该穿上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手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类之谜》，另一本是阿克塞尔芒特的《圣米歇尔传》。后面一本还没有开负，他要厨娘迪格纳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给他拿来。可是，当她把裁纸刀拿来时，他已经在读《人类之谜》中用一个信封夹着的那一页，那本书他很快就要读完了。他读得很慢，在午宴上最后碰杯时他喝了半小杯白兰地，此时稍感头痛。

　　阅读停下来时，他便呷一口柠檬水，或慢慢地在嘴里化一块冰。他穿上了袜子，穿上了一件没有假领的衬衣。带有绿色条纹的松紧带挂在裤腿的两旁。一想到必须更衣去参加葬礼，他就感到厌烦。他很快就停止读书，把它放在另一本书上，尔后开始在柳条摇椅上来回晃悠，心情沉重地观看着院子里沼泽地上的小香蕉树，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来的蚂蚁和另一个值得怀念的即将一去不复返的那下午短暂而绚丽的光彩。他已经忘记他曾经有过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而且他象爱一个人似地爱着它。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真正的小鹦鹉。”这声音很近，几乎就是在他身旁，他立即在芒果树最下面的枝头上找到了它。

　　“不要脸的东西。”他对它喊道。

　　鹦鹉以同样的声音反道：“你更不要脸，医生。”

　　他继续跟它谈着话，并且一直盯着它，同时小心翼翼地穿上短筒靴，以便不把它吓跑。接着，他把松紧带拉到肩膀上，起身往污泥满地的院里走去。在下平台的三道台阶时，为了避免滑倒，他用拐杖试探着。鹦鹉没有动，而且站得很低，他象往常一样把拐杖伸过去，想让它站在银柄上，但鹦鹉躲开了，它跳到了旁边较高的树枝上。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家里的精子就一直架在那儿，现在更容易捉住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要爬上两级，就能够抓住它。他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级，唱着歌儿来转移那个不听话的家伙的注意力，而它没有唱，却在重复着他的歌词。医生顺手抓它时，它在枝头上左躲右闪，医生又用双手紧紧抓住梯子，不费力气地爬上了第二级。鹦鹉没有挪动地方，并且开始重复着他的歌曲。他感到刚才低估了树枝的高度，他又往上爬上了第三级和第四级。那时，他左手抓紧梯子，用右手去捉鹦鹉。老女仆帕尔多来了，她想提醒他天已不早，该去参加葬礼了。她进来时，看到有人爬在梯子上，要不是那条绿色的松紧吊裤带，她真不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天哪！”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带着胜利的神情，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鹦鹉放走了，梯子在他的脚下滑开了。他悬在空中的一刹那，意识到自己死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零七分，来不及接受圣餐仪式，来不及忏悔，也来不及同任何人告别，他死了。

　　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场，忽然听到了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佣仆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她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也跑不动。她象疯子似地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她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她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伤，如此充满感激之情。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她说：“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么爱你。”

　　乌尔比诺医生之死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他刚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就在全国享有盛名，他采用新奇而激烈的措施制止了全省最后一次霍乱病的蔓延。上一次霍乱病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霍乱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夺去了城里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父亲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由于他名声大振，家产激增，他创办了一个医学研究会，这是多年来在加勒比海诸省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会，而且由他自己担任终身主席。他建设了第一条导水管和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立了有遮篷的公共市场，这个市场避免了阿尼马斯海湾污秽物的侵入。此外，他还是语言研究院和历史研究院的院长。由于他对教会的贡献，耶路撒冷的拉丁国家总主教授予他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法国政府则授予了他来誉军团骑士团团长的军衔。他是本市所有爱国宗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他全力支持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城里那些没有官职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当时过于激进的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进步思想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体静力学的气球试验。第一次试飞时，他们通过气球把一封信带给沼泽地的圣胡安，这一想法要比开创航空邮路的设想早出许多年。成立艺术中心也是这些人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幢房子里开设了美术学院，艺术中心和美术学校的旧址至今依然存在。多年来，艺术中心还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整整一个世纪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却办到了：从殖民时期以来已经变成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院，被重新修复了，那堪称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国运动的顶峰，本市各界都卷了过去，无一例外。人们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公认的宏伟的事业。总之，喜剧院在既无座位又无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点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皮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进入，由他们搬椅子，提灯笼，携带各种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做晨弥撒时方告结束。首先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器——竖琴——使人大开眼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仅歌喉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戏剧效果。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毫不介意，他们交口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出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剧热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澳赛罗人洞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出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顶点，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成员，而□□员们又把他视做替罗马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深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花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宫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美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高贵出身”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

　　儿子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子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遗体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了医生最后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感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的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裆”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美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做一种美学的象征，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

　　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子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具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出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体，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塞骑上的战刀。在遗体的旁边，身穿重孝，浑身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忿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令，把还在散发着垫木的气味、打着铜箍、盖着红罩的棺材抬走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命令立即盖棺，在那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家中那么多花散发出的味道使得空气都变得稀薄了，他似乎看到父亲的脖颈上出现了最初的紫色痕迹。他在宁静中仿佛听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人到了这个年纪，活着也烂了一半。”在盖棺之前，费尔米纳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亡夫手上，然后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就象平常她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地讲话时做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