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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第30章 保密工厂 ...

  •   卢文进出事后,当公安局向三建通报此事的时候,党办王主任一下子想起了这个事实。因为他曾经看到过安庆和的档案材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安庆和从1974年至1977年,在陇南4560厂基建工程队当过管道工和材料员。
      4560厂于1984年合并到“地方”的一家工程机械厂,同时调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安庆和先是调到青海循德县建筑公司,后来又调回了内地。他老婆的原籍是嘉安的,他便来了嘉安。
      安庆和的老婆原来也是4560厂的职工,因患职业病一直病休。所以他俩能来大城市嘉安,属于组织上的“照顾”。安的老婆调来不久便因病重去世,她一直未育,所以安庆和现在是单身。
      王主任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公安局,这样一来,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实就摆在了警方的面前。这事实就是,安庆和与刘小芳(安庆和老婆)都是纪思远的“同事”,他俩怎么会不认识“纪思远”呢?这不大可能啊?
      警方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安庆和认出了纪思远,因此纪思远才会“神经衰弱”,才会“投案自首”,但这个假设被三建公司完全否定。因为纪思远与安庆和的矛盾极深,不说“你死我活”,也是“不共戴天”。安庆和如果认出了纪思远,他早就报案了。
      那么刘小芳呢,刘小芳也应该不认识纪思远。因为据三建的人反映,刘小芳与安庆和的夫妻关系还不错,所以如果刘小芳认出了纪思远,那就等于安庆和认出了纪思远。
      警方随即打长途电话联系那个4560厂的“后身”,陇西甘武市工程机械厂,打听他们是否存有纪思远的档案材料。厂方答复说,当时交接,他们只管接收原4560厂的机械设备及相关人员,其他情况一概不知。估计他们说的是实话,因为4560原来是保密厂,以前的“历史”比较敏感,现在这个“后身”可能真的知之不多。
      不过那个厂里接电话的同志比较负责,先后替他们找来了四个曾经在4560厂工作过的人。有当过钳工的,有当过保管的,有开过交通车的,还有一个比较牛的人是干部,曾经在厂子技术科当过副科长。可是一问之下,却令嘉安警方大失所望。
      按照嘉安人的概念,所谓工厂,就是一片围墙圈起一个大院,里面有厂房、办公楼和宿舍,几百几千的工人忙忙碌碌,来来往往。要是小厂,互相之间就算不熟,也该认识;要是大厂,可能认不过来那么多人,但如果找到了同厂的好几个人,那么总该有人会认识管警卫的干部纪思远。可从4560厂的前员工那里,这个一般性的“经验”被彻底颠覆。
      4560厂是个中等规模的厂子,据说“鼎盛期”可能有职工加外围人员两千多人,大概的厂区分布面积为五千多平方公里。
      为什么要说“大概”、“可能”呢,因为就那四位“前员工”而言,他们竟然谁也说不清4560厂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员工。
      4560厂并非只有一个厂区,它竟然有五、六个厂区。这些厂区散布在相当于内地三四个县大小的地域内,每个厂区有两到三个车间,车间与车间是隔绝的,不光人与人之间不见面,车间与车间互相也不打交道,所有车间的产品都在密封的条件下直接送往总装厂。更令人惊诧的是,所谓的“陇南4560厂”,其主厂区根本就不在甘肃省,至于它实际上在哪个省,对不起,无可奉告。
      还有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找到的这四个“前员工”,没有一个人认识纪思远,更不知道什么“纪思远杀人案”。嘉安警方也闹不清他们是真不认识,真不知道呢,还是曾经在保密厂工作后养成的“职业习惯”——凡事都是一问三不知。
      听了这段奇闻,我不知道她们俩闹明白没有,反正我是明白了一点。三建方面怀疑安庆和跟卢文进以前就认识,并且有经济利益上的联系。他俩所谓的“不共戴天”,是做给别人看的。现在三建出了“经济问题”,他们找不到安庆和,又没法去问卢文进,便旁敲侧击地来打听魏淑玉。
      楚经理跟王主任走后,魏淑玉的情绪好了一些。她自己主动地梳头洗脸,整理“个人卫生”,然后就让我和封志扬回去,说自己没事了,还说命里注定的事情,躲也躲不开,听天由命吧。见我和封志扬不放心的样子,她苦笑着说,反正无论如何,卢文进都是欺骗了我,我不会想不开的,我还有我儿子呢。
      我俩一想也是,魏淑玉有个亲儿子拽着,应该不会“想不开”。我俩便又安慰了她一阵,便各回各家了。

      第二天,马伊莎给我来个电话,告诉我说卢文进的案子又有了新的情况。
      经过公安医院的精心治疗,卢文进的高烧已经退了下来,神智也清醒了很多。但是当办案刑警想继续审问他的时候,还躺在病床上的卢文进却忽然“翻供”,他不承认自己是纪思远,也不认为自己是卢文进,他说自己叫“老肥”,已经死了十多年了。纪思远是老肥认识的一个杀人犯,卢文进先杀了老肥,然后老肥又杀了纪思远……
      听到卢文进满嘴胡说八道,刑警便马上找医生给他做检查,医生说卢文进似乎有点“精神障碍”,而且他身体极度虚弱。他们坚决反对在病人尚未康复的情况下进行审问。办案刑警无奈,只好报告上级。经分局研究,决定一方面继续给卢文进治病,一方面设法跟康城县警方联系,如果本日内再联系不上,就派人专程去一趟。假如那边的洪水退了,派去的人最多三天就能抵达康成,所以本周之内,卢文进的案子一定会真相大白。
      我深叹一口气。按照马伊莎说的情况,卢文进的“胡说八道”,很可能是他“精神衰弱”的毛病进一步加重,再发展下去,他难免就会“精神失常”,用老百姓的说法,也就是“疯了”。

      好几天没到办公室了,我的办公桌上堆了一摞子需要站领导“传阅”的文件,我正看着,忽然书记李刚打过一个电话来,说:“子华,市里来了两个领导,有点事情想跟你了解一下。你过来吧。”
      我答应一声,便去了他的办公室。进门一看,那屋子的沙发上坐着二男一女。男的我都认识,一个姓林,是市纪委检查二室主任,一个姓刘,是卫生局纪委副书记。女的姓孙,三十出头,短头发,戴眼镜。这人我没见过。
      打过招呼之后,刘书记招呼我说:“陈站长,你坐下,林主任有些事情要问问你。”
      李刚站起来谦恭地对林、刘二人说:“林主任,刘书记,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处理一下。”
      林主任阻止了他,面无表情地说:“这样,在这里谈耽误你的工作,我们带着陈子华同志另外找个地方。”
      说完他们就领我出去,上了院子里的一辆面包车。
      车开之后我心里有点打鼓,心想这干嘛呀,纪检委找到头上,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本人一向清正廉洁,多年来都是卫生系统的“优秀党员”,我不该跟他们有交道可打呀。
      车子出防疫站的大门朝北,过了兆阳河又朝西,一直沿江北大街走到头,进了市府第三招待所的大门。
      市府三所是个规模不大的招待所,因为地处郊区,很是偏僻。他们带我去了2号楼。这是一幢古香古色的三层小楼,不过里面的设施还比较现代化。
      进了二楼最西头的一个套房,那儿的外间有一组沙发,他们让我坐里面的小沙发,林主任和那姓孙的女人坐在大沙发上,刘书记坐靠门口的一把软面椅子上。
      林主任翻了一阵笔记本,这才抬头严肃地对我说:“陈子华同志,市纪委最近听到一些反映,所以要跟你谈谈。希望你端正态度,如实向组织上说明问题。你能做到吗?”
      我强自镇静着,点了点头。
      林主任看着本子开始发问:“你认识第三建筑安装公司的副经理卢文进吗?”
      我心里一震,不由得就有点紧张。但一想这事情是躲不过去的,所以我尽量放松自己,回答说:“认识。”
      “他是个外逃的杀人犯,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真没想到,我承认自己的警惕性不高,识别能力不强……”
      林主任打断我的话:“你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认识卢文进的?”
      我将那些过程说了一下,林主任马上接着问:“你是不是帮着卢文进办理过招工手续,还帮着他落过户口?你把这两件事也详细说一说。”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哀叹道:认倒霉吧,我算是“栽了”。无情的现实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卢文进就像一块大石头,横在我的仕途上。我走道的时候没小心没注意,让这块大石头绊了个跟头,摔了一个大“马趴”。比这更为严重的是——我可能就此爬不起来了。
      为什么我爬不起来了呢?因为我无意中帮助了一个在逃的罪犯。因为是“无意”的,所以不会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党纪政纪处分我可能是逃不掉的。就算是给我最轻的惩处,我的副站长也当不成了。
      意会至此,在深深的失望和懊悔之余,我忽然又有些“超脱”,心想倒霉就倒霉吧,不干就不干吧,有得必有失,相反有失必有得。不当官了我还可以干别的,没什么了不起。
      我将整个过程汇报完毕,刚想出一口气,不料林主任又问:“这样说来,你跟卢文进的关系还不一般。那么,后来三工区也好,三建也好,在你们单位干了不少工程,这当中你俩之间有什么交易,你也必须如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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