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康熙6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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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不上尊号
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初四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为庆贺康熙帝御极六十周年，联合上疏恭康熙帝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睿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谁知康熙帝和以往一样，仍然给以拒绝。他说：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这是历代相沿的陋习，专门欺诳不学无术的帝王，以为是尊称，其实并没有什么尊贵之处。现在国家西部地区用兵，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冲寒，劳苦已久、人民负重跋涉，挽运远道，也很疲困，再加上有许多地方受灾，百姓更加受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修省图治，使百姓受益，哪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有些微贱无耻之人，以为举行庆典必有殊恩，想有所得；更有人以为六十年庆典必定实行宽大政策，乘机故意杀人犯法。可见庆贺无任何益处。康熙帝拒绝上尊号已有十余次。此前，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四十、五十大寿，执政四十、五十周年等喜庆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以及□□等，都纷纷请上尊号。对此，康熙帝一律加以拒绝。他并不是不关心臣民乃至后人对他的评价，只是认为，这种活动铺张浪费，加重人民负担，对朝政有害无益。他曾多次重申：如果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使人民各得其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果一切政治不能修举，既使上尊号又有何益？我决不受此虚名，况且，现在官吏很少廉政，百姓也未富裕，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绩可记，再上尊号，加臣子们官秩，只有负愧感觉，决不会有尊荣可言。
俄国企图使准噶尔臣服
康熙六十年（1721）七月，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遣使携书信至俄国圣彼得堡。当时朝廷大军进逼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在信中建议：如俄国与准噶尔订立反对中国朝廷的防御同盟，准噶尔部将允许俄国“探矿者”自由过境。俄国遂遣使至准噶尔，以沙皇书信交策妄阿喇布坦，书信中写道：如准噶尔臣服俄国，俄国可向中国朝廷交涉，或作军事示威；准噶尔应允许俄国找矿，并让与领土以便俄国建立要塞，保护探矿。当准噶尔部使者赴俄国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政府官员曾向留北京的俄国副使兰格提出抗议。后来，由于形势变化，俄国臣服准噶尔部的企图未能实现。
清政府定台湾驻军制度
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初五日，福建、浙江总督满保等疏言：台湾等三县相距辽阔，又隔重洋，防汛额兵不免单薄，请增加兵丁。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福建总督、巡抚、提督都奏请台湾增兵，朕意增兵无用。台湾地方水师营著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陆路营著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驻扎。水师有事，陆路可以照应，陆路有事，水师也可以照应。台湾总兵官移于澎湖，亦著兵二千名驻扎，令其管辖，均有裨益。驻扎之兵不可令台湾人顶补，俱将内地人顶补，兵之妻子，不必带往，三年一换。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员，前往台湾巡查。此御史往来行走，彼处一切信息可得速闻。凡有应条奏事宜，亦可条奏，而彼处之人，都知畏惧，至于地方事务，御史可不必管理。康熙帝令将此旨传至九卿。
清政府首在西藏驻军
康熙六十年（1721），清政府在第二次用兵西藏取得胜利以后，决定加强在西藏的施政措施。二月二十八日，抚远大将军允禵疏言：西藏虽已平定，驻防尤属紧要。他报告了在西藏的清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的情况。于是，清政府决定：派满洲、蒙古以及绿旗兵，总共四千名驻扎西藏，由公策妄诺尔布置理定西将军印务，统辖驻茂兵马，额驸阿宝，都统武格俱参赞军务。这是清政府在西藏驻兵之始。此外，因为空布地方的第巴阿尔布巴首先归附，同清军一起取藏，阿里地方的第巴康济鼐截击准噶尔军回路有功，均封为贝子，隆布奈亲身归附清政府，授为辅国公。清政府决定以阿尔布巴、康济鼐、隆布奈以及□□的总管扎尔鼐等四人为噶布伦（意为政务官员），联合掌政，以康济鼐为首席噶布伦，组建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这既消除和硕特蒙古汗王在西藏的影响，也改变了以往第巴一人独揽大权的局面，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在招抚里塘、巴塘以后，清政府又接受了四川总督年羹尧的意见，把里塘、巴塘划归四川省，由四川统辖。清政府还在打箭炉至拉萨沿途设立驿站，密切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早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政府就曾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当时的拉藏汗输事务，这成为清政府向西藏直接派遣办事官员的开端，后来发展为驻藏大臣制度。康熙朝中晚期采取的上述措施，加强了清政府在西藏地区的施政。
山东发生大盗案
康熙六十年（1721）初，山东贩卖私盐者有人劫掠村落，率党横行，阻塞南北通道。与此同时，青州生员鞠士林倡教集众。为此，地方官捕获一百五十多人。二月初一日，巡抚李树德疏报：私盐巨贼王美公等自称将军，聚党行凶，已被拿获，康熙帝遂命都统托赖、侍郎张廷玉、学士登德前往严审。二十八日查明：王美公等五人纠党行劫，拒杀兵丁，宁县捕役徐钦九与他们私通书信，书信为书办于渊代写。鞠士林带领张元皓等三十五人随同王美公行劫。结果，王美公等五人斩决枭示，徐钦九、鞠士林斩立决，于渊、张元皓三十五人等均偕妻发往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此案在审讯时，被捕者有的自称“仁义王”，有的自称“义勇王”，还称党羽有二千余人。张廷玉查清内情后认为：这是一个大盗案，而不是谋反案，因而只就一百五十余人结案，斩七人，戍三十五人，未多株连。
朱一贵起义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朱一贵率众在台湾起义。朱一贵，福建长泰人，寓居台湾，耕田养鸭度日。他性情慷慨，喜欢交结朋友，痛恨清朝官吏贪污腐败，苛虐百姓。康熙五十九年（1720），台湾凤山（今高雄）知县出缺，台湾知府王珍兼摄县事，却把政事交与次子办理。王珍征收粮税苛刻，每石要折银七钱二分，多于内地数倍。他还无故监押百姓，勒索钱财。这些倒行逆施引起民情激愤，朱一贵便与好友黄殿等密谋反清。他们相约得一千余人，砍竹为尖枪，在乌山头竖旗造反。朱一贵起义爆发后，清台湾镇总兵欧阳凯立即派右营游击周应龙率兵前往镇压。四月二十七日，朱一贵在赤山（今高雄旗山）大败清军，周庆龙狼狈而逃，清南路营参将留景龙被擒杀。三十日，欧阳凯亲率军一千五百人进攻起义军，朱一贵率众与清军大战春牛埔（今台南市境内）。起义军杀欧阳凯及其以下副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十余名，致使清军溃不成军，先后逃往澎湖或泉州。朱一贵等进驻台湾总兵官署和台厦道署，控制了台湾府治，领众一时达三十万人。五月初三日，朱一贵被部众拥立为义王，建立政权。六月十六日，清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奉命赴台进攻起义军。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次激战，起义军损失惨重。闰六月初八日，朱一贵等人被俘。后被解送京师处死，年仅三十四岁。
作者有话说
第42章 康熙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