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译本》和林格尔

2、例文 这本书主要

　　这本书主要是谈论句读的，句读是字和字组合而成的，句读中一定有字的位置，字和字相配，一定要有一定的类比。有了类别然后我们才能讨论句读。字类和句读，古代的书籍没有谈论的。所以，字类和字在句子中的先后顺序也没有人谈论。《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本书要谈论的，本书主要讨论三个方面，首先是正名，其次是字类，最后是句读。

　　古代经典历经千百年流传到今天，字句十分的混乱，一开始没有固定的规则去指引。于是同样的一个子，同样的一句话，一本书上可以出现，在别的书上也可以看见。这样就适合博引旁证，互相对比，顺着本来的意义，去探讨他们相同和不同的原因。后来写成了一本书，字义字类非常分明，但是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希望后来的读者，纠正那些不好的地方，让这本书更加完备。

　　这本书在西方叫做葛郎玛（grammar）,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意思是字的规格，又好像是文章的规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葛郎玛，大概的意思都差不多，不同的只不过是在音韵和字形方面。小时候进入私塾上学，先学习切音，然后在学习葛郎玛，凡是懂得了字的分类，和如何搭配成句，没有不什么句子或者文章不通顺的。后来进一步学习格致数度，顺便涉猎了一些国家的历史，还有一些闲暇的功夫。没有等到弱冠之年，已经有一些成就了。

　　这本书就是效仿葛郎玛而作的，先后次序，都有一定的规定。这本书，粗陋的阅读，一定没有什么领悟，如果能够自始自终认真学习，慢慢地逐条详加体味。不仅仅学习中国的古文词，能够思前顾后，全面掌握，而且自己学习西方的古今一切文字，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写文章的规则无非就是虚字和实字的组合。实字是句子的股价，虚字给句子润色。在经传中实字容易解释，虚字不容易解释。颜氏的家训有音辞篇，古代文籍的训释很少有提到这个方面的。只有《尔雅》、《说文解字》两本书解释经书里的词气，讲解得最贴近。然而有时候结构有问题，把虚字和实字放在句读之间，凡是操笔写文章的人都知道其本来的意义，而且懂得有这样意义的原因。虽然研究经典的那些人通达儒学，但是仍然有许多不知道的地方。尝试探讨《孟子》：“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中的“其”，都是指的对象，为什么不能相互替换呢？《论语》中的“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两句的句法基本相似，为什么用“之”、“焉”两个字，为什么不能够相互替换呢？像这类问题，凡是攻习小学的人都知道要这样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用。这本书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分辨其中的微小区别。一定回让学习的人知道为什么，然后再写文章的时候应用。让每个字词都在句中有合适的位置。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一定会穷年累月，多读多写，把听和说联合在一起，才能决定什么该舍，什么该取。不要怕困难，一定回成功。

　　这本书是古往今来特有的书。凡是首创的书，不能够只凭空口说谈，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然后能够被大家信服。作文的道理，古人远远胜过今天的人，这和时代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古文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春秋》的文章，创作的时候讲究神韵，《论语》中却不明显。《系辞》之神化,《左传》之神隽,《檀弓》之神疏,《庄周》之神逸。周秦以后，文章主要靠精气，《国语》之气朴，《国策》之气劲，《史记》之气郁，《汉书》之气凝，而《孟子》则独得浩然之气。下此则韩愈氏之文，较诸以上运神运气者，愈为仅知文理而已。今天所取文章的凭证，就到韩愈氏那个时代了，先于韩文，而不是以上说到的作品，比如说公羊、谷梁、荀子、管子也会有所取。只有排偶声律之类的，郐以下的地方。凡是所引的数目都是修订好的书本，用来证明观点。

　　书中的正文，只说意义和例示。不引用书上的句子，主要的意思都很明了，正文中每句话，有需要引用书上的例句为话的，就从《十三经注疏》里面找取，都低一格写出来，表示和正文不一样

　　引用《论语》、《孟子》、《中庸》、《谷梁》、《大学》、《公羊》，只举这里面的一个字，放在引用书目的前面。《国语》、《国策》只例举语策，以所引语策的国家冠名，《公羊传》、《谷梁传》之后，写上某公某年，引用《左氏传》只是标明公的名字和年份。《庄子》只称篇名；《史记》只称某某本纪，某某世家、列传，八书亦如之；前汉只称某帝、某传、某志；若引他史必称史名，如后汉、三国、晋书之类；韩文单举篇名，且删其可省者。
　　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工如法者，则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词经史百家，姚姬传氏之所类篡，会文正之所杂钞，旁至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盖无有能外其法者。凡引书句，易与上下文牵合误读。今于所引书句，俱用小字（居中）印；于所引书名篇名之旁以线志之，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