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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番外 张父张翰 ...


  •   我是张翰,宋城张家的次子。

      张家不是书香门第,是“律法刀”——宋城父老送的外号。祖父是刑名师爷,刀笔如刀,专割讼狱里的脓疮;父亲是大理寺评事,审案如审玉,瑕疵难逃。到我,顺理成章走了同一条路。

      永昌三年,我中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同年秋,回宋城完婚。婚礼那日,父亲在祠堂对我说:“张家男儿握的是刀,不是笔。这刀割的是恶,护的是善,你得记住刀锋朝哪。”

      那时我不全懂。直到永昌六年,我主审第一桩大案:宋城漕仓亏空案。

      账目做得天衣无缝,亏空全推给几个仓吏。但我看见卷宗里夹着片柳叶——那是仓吏老柳的闺女偷偷塞进来的,叶上写着:“爹冤枉,真账在周主事床下砖里。”

      我连夜查抄,真账出土。周主事下狱前瞪着我:“张翰,你会后悔的。”

      我不后悔,但我学会了:这世上的恶,常常穿着官袍。

      明义出生在永昌十一年冬。那日我在外查案,赶回时他已落地三天。妻子说:“这孩子哭声特别响,接生婆说,将来不是大忠就是大奸。”

      我笑:“我张家的种,自然是忠。”

      可这孩子长着长着,偏往“奸”里靠。

      永昌二十年,明义九岁,已成了宋城小霸王。斗鸡走狗、逃学打架,气得我动家法。他梗着脖子:“爹整日审案,可知宋城那些公子哥怎么骂你?说你是‘张阎王’,专断人财路!”

      我一杖打下去:“我断的是不义之财!”

      他冷笑:“那周主事的不义之财,断了吗?我听说他去年捐官,升了知府。”

      我手一颤。周主事确实出狱后捐了官,如今风生水起。那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明义十五岁那年,我带他去刑场监斩一个贪墨的漕官。血溅出来时,他脸白了,却强撑着不吐。回去路上,他说:“爹,杀一个,还有千万个。你这样杀不完。”

      我问:“那该如何?”

      “不知道,”他望天,“但总该有比杀人更好的法子。”

      送他去长鹿书院,是我此生最艰难的决定。

      妻子哭:“那地方苦寒,明义从小娇养……”

      我说:“就是娇养坏了,得去吃苦。”

      其实私心是:宋城这潭水太浑,周主事的余党盯着张家。明义再荒唐下去,早晚被人当枪使。

      他在书院第一年,寄回的信字迹潦草,满纸抱怨。第二年,信里开始问律法条款。第三年,他说:“爹,《大明律·户律》关于漕运损耗的定例,学生以为不合时宜……”

      我回信:“先读通,再论改。”

      但心里吃惊:这小子,真转性了?

      永昌二十一年,他中举回宋城。宴席上,周知府(当年的周主事)亲自来贺,拍着明义的肩:“贤侄青年才俊,将来必成大器。”

      明义笑:“周世伯过奖。小侄在书院读《漕运则例》,见永昌六年宋城漕仓案卷,有一处不明——当时亏空三千石,为何只追回八百石?余下二千二百石,账目如何销的?”

      满堂寂静。周知府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干笑:“陈年旧案,贤侄记性真好。”

      那晚我问明义:“你是故意的?”

      他说:“爹,您当年没做完的事,儿子接着做。”

      我第一次认真看这个儿子。他眼里有火,但那火是冷的,是淬过冰的。

      明义随我南下查漕运案,是永昌二十二年冬。

      船过白龙口闸,他指着岸上纤夫:“爹,您看他们的脚。”

      我细看:寒冬腊月,纤夫赤脚踩冰,脚上全是冻疮裂口。

      “《大明律》规定,漕工冬有棉衣、夏有单衣,”他说,“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能让律法变成废纸。”

      那趟南下,他让我刮目相看。查账时,户部老吏故意拿陈年烂账糊弄,他三天三夜不睡,硬是从乱账里理出线索;访民时,他敢钻进最破的窝棚,和漕工同吃一锅粥。

      有次遇险,几个黑衣人夜袭驿馆。我拔刀护他,他却推开我,抓起案上的砚台砸过去,正中一人面门。那人惨叫倒地,墨汁混着血,在月光下黑得骇人。

      事后他说:“爹,您的刀是律法刀,我的刀是实务刀。有时候,砚台比刀好用。”

      我忽然觉得,这个儿子,或许真能找到“比杀人更好的法子”。

      回京后,李家来提亲。

      大理寺少卿李肃的女儿李玉可,我是知道的。此女通律法,有主见,多少人家求娶都被拒。李肃说:“小女心高,说非明义不嫁。”

      我问明义。他沉默良久:“儿子配不上她。”

      “为何?”

      “我身上有污点,”他坦白,“年少荒唐,宋城人人皆知。李小姐是清玉,不该沾我这身泥。”

      我把这话告诉李肃。李肃大笑:“我女儿说,泥能洗净,玉本无瑕才可怕——因为那是假的。”

      大婚前夜,我与明义长谈。

      “李小姐不是寻常女子,你瞒不住她。”

      “儿子没想瞒,”他说,“恰恰相反,我要她看清我的泥,看清我要走的路有多脏。她若退,我不怨;她若进……我此生不负。”

      我说:“你选的这条路,比爹的更难。爹的刀只斩已犯之罪,你的刀要防未犯之恶。这需要改制度、动根基,会得罪满朝的人。”

      他跪下:“爹,儿子不怕得罪人,只怕……最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

      我扶起他,第一次像对同僚那样对他说话:“那就换个走法。路是人走出来的,走不通就凿,凿不开就绕。但方向不能变——向着‘公道’二字。”

      明义外放江州,表面是升,实是放逐——有人不想他在京城碍眼。

      但我更忧心的是漕运大案。崔文焕的网撒得太大了,兵部、漕运、边镇,甚至牵涉皇子。皇帝要我查,可怎么查?查浅了,对不起君恩;查深了,可能动摇国本。

      明义从江州密信:“爹,崔文焕的账,儿子在江州摸到边了。他通过漕运走私的不只是盐,还有……”

      信到此戛然而止。我知道,他遇险了。

      我连夜进宫,以“复查旧案”为名,调出崔文焕在兵部二十年的所有卷宗。三天三夜,找到了破绽:永昌二十三年冬,北疆某卫所上报“军械损耗异常”,经办人是崔文焕的心腹。而同年,漕运记录显示“运往北疆的棉衣车队超重”。

      棉衣里藏铁器。

      证据链还差一环:怎么运出去的?这时,明义的第二封信到了,只有两个字:“青石湾。”

      我懂了。青石湾那条隐秘水道,是走私通道。

      科举案发,明义被诬时,我正在督察院彻查崔文焕余党。

      消息传来,我眼前一黑。不是怕他倒,是怕那些人狗急跳墙——他们敢动科举,就敢杀人。

      我求见皇帝,皇帝却先开口:“张卿,朕知道明义冤枉。但此刻不能放。”

      “为何?”

      “钓大鱼,需要香饵。”皇帝眼神冷厉,“他们在逼朕表态。朕若立刻放了明义,就是认输;若严查,正合他们意——科举案会越扯越大,牵扯无数官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我背脊发寒:“陛下要明义当这个饵?”

      “也是刀,”皇帝说,“朕给你特权:督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会审科举案,你主审。明里查科举,暗里……把崔文焕的网彻底撕开。”

      这是把双刃剑。成了,父子同功;败了,父子同罪。

      我去狱中看明义。他瘦了许多,但眼睛亮:“爹,赵文远送了份大礼来。”

      “什么礼?”

      “真漕单,还有崔文焕走私铁器的证据。”

      我握紧栏杆:“东西在哪儿?”

      “在玉可手里。”他说,“爹,这局棋,咱们能赢。”

      那一刻,我在这儿子身上看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不是勇气,是算度。他把自己的命、赵文远的命、全家人的命,都押上了赌桌。

      而我,不得不跟注。

      三法司会审,我在主位。

      堂下跪着刘文韬,曾经的翰林清贵,如今的阶下囚。他咬死了是“个人贪墨”,不牵涉旁人。

      我拍出真漕单:“刘文韬,永昌二十三年,你经手的江南漕粮有一万石‘损耗’,这批粮食进了谁的仓?”

      他脸色变了。

      我再拍出赵文远父亲的血书:“同一批粮,漕户赵大根因知情被灭门。杀他的是疤脸李,疤脸李听谁的?听崔文焕的。崔文焕怎么认识你这个翰林学士?”

      他汗如雨下。

      最后,我亮出皇帝密旨:“陛下有旨,坦白者,家属不究;顽抗者,诛三族。”

      刘文韬瘫软在地,供出了所有人:崔文焕、某亲王、六部中的十一位官员、三位边将……

      供状呈上时,皇帝看了整整一夜。次日早朝,圣旨下:斩七人,流三十九人,革职查办一百零三人。

      退朝时,首辅在我身边低声说:“张翰,你这刀,杀得太狠了。”

      我回:“脓疮不割尽,会烂全身。”

      他深深看我一眼,走了。

      后来知道,他那夜去了大皇子府。但大势已去,皇帝借此事彻底清洗了朝堂。

      崔文焕案后,我调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明义入刑部,我们父子一在察、一在刑,成了朝中人人敬畏的“张家双刀”。

      但这刀越用越沉。

      承平十二年,明义推漕运改制,触动无数利益。有御史弹劾他“专权跋扈”,我主审此案,当庭驳斥:“漕运改制三年,损耗降两成,运速提三成,漕户收入增五成。此谓专权跋扈,那何为利国利民?”

      那御史冷笑:“张都宪护子心切。”

      我说:“我护的不是子,是法。改制成效在此,数据在此,百姓口碑在此。你若不服,拿证据来。”

      他拿不出。

      事后明义来谢我。我说:“不必谢。我不是为你,是为法。今日我若因私废公,明日就有人因私废法。这口子不能开。”

      他沉默良久:“爹,您老了。”

      我笑:“刀老了,刃还在。”

      致仕那日,我把明义叫到书房。

      “这刀,传给你了。”我指指案上的紫檀木盒。里面是祖父的刑名笔、父亲的惊堂木、我的都御史印。

      他打开看,却见盒底还有一物:半块砚台。永昌二十二年南下查案时,他砸黑衣人那块。

      “这……”

      “我捡回来的,”我说,“刀会卷刃,笔会秃毫,印会蒙尘。但这砚台——你看这裂痕,这墨迹,这血渍。它提醒你:你拿过砚台当武器,你走过最难的路,你救过该救的人。”

      他捧着砚台,手在抖。

      “明义,爹这辈子,审过三千七百案,斩过四百九十一人,流放过更多。有人赞我刚正,有人骂我酷吏。但我最自豪的,不是这些。”

      我顿了顿:“是养出你这样的儿子——你不只是审案,你在改那滋生罪案的土壤。这比我强。”

      他跪下了,泪滴在砚台上,和当年的血渍混在一起。

      “爹,儿子怕……担不起。”

      “担得起。”我扶起他,“记得你小时候问,有没有比杀人更好的法子?你现在找到了——立规矩、改制度、清源头。这比杀人难,但更有用。”

      尾声:刀铭

      今晨练字,手抖得写不成形。明义来看我,见状说:“爹,我帮您。”

      他握着我手,写下八个字:

      “法如悬刃,民似观天”

      写罢,他说:“这是儿子想的刀铭。悬刃,是要让恶者惧;观天,是要让善者安。”

      我看着这八字,忽然想起永昌三年,父亲在祠堂说的话:“这刀割的是恶,护的是善。”

      四代人了。

      从割恶护善,到悬刃观天。

      这刀,总算磨出了它该有的光。

      后记:某日对弈

      承平二十八年秋,明义携孙儿承志来请安。

      承志已十七岁,去年中举,颇有乃父当年风范。我让他背《大明律》首篇,他一字不差。

      “可懂其意?”我问。

      承志想了想:“回祖父,孙儿以为,律法如棋枰。棋子有黑白,律法有是非;落子需依规,断案需依法。”

      明义笑:“比你爹当年强。我像你这么大时,还在宋城斗鸡。”

      我摆开棋盘:“来,下一局。”

      三代人对弈。承志执黑,明义执白,我在旁观。

      承志攻势凌厉,但过于急躁,露出破绽。明义稳稳吃掉一片,说:“治漕如弈棋,急不得。当年我若急于扳倒崔文焕,就没有后来的改制。”

      承志问:“那该如何?”

      明义落子:“布势。先清河道、立规矩、得民心,待大势已成,再一击而中。”

      我看着棋盘,忽然说:“明义,你这一手,像你爷爷。”

      他抬头:“祖父?”

      “你爷爷当年审一桩连环杀人案,凶手狡猾,证据不足。他不急,先把所有相关人等的行踪、关系、利益摸清,画了张巨图挂在书房。三个月后,图成,凶手自现。”我指指棋盘,“你这一局,布了十五年。”

      明义沉默,良久道:“是爹教得好。”

      “不,”我说,“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路。”

      棋终,承志输半子。

      他有些沮丧。我说:“承志,记住今日这半子。将来你为官断案,差半厘,可能就是一条人命、一场冤屈。咱们张家的刀,宁可不出鞘,出鞘就要准。”

      承志肃然:“孙儿谨记。”

      送他们出门时,夕阳正好。

      明义扶我上台阶,我忽然说:“你爷爷临终前跟我说,他最遗憾的,是没看到律法真正为民所用。我如今能告诉他了:看到了,你孙子做到了。”

      明义眼眶微红。

      我拍拍他手:“去吧。你这把刀,还要悬很多年。”

      他重重点头,转身走入暮色。

      那身影挺拔如松,肩上是三十年宦海风霜,脚下是万民生计。

      这就是我张翰的儿子。

      一把悬在恶人头上的刀。

      一盏照在善人路上的灯。

      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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