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安利与树洞》防成醚

18、TBC. 其中很多人

　　其中很多人，只要格里高利牧首在位一日，就绝不踏入大教堂一步。约翰·欧根尼库斯也是其中一员，他的兄弟马克是狂热的以弗所东正教主教。他拒绝在佛罗伦萨签署联合法令。在 1450 年向作为皇帝的君士坦丁讲的话中，约翰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直拒绝在教堂纪念他的名字。

　　他说，皇帝应该是臣民的支柱，是教会真正信仰的捍卫者和拥护者。在他的加冕典礼抹上神圣的基督膏油的时刻，他必须写下一份证明他的信仰的书面宣言，并发誓捍卫东正教。他又说，如今有谁来为你加冕，膏立你，接受你的信仰宣言呢？我们的皇帝没有王冠，使他的头高贵的只有一顶毫无意义的帽子(皮隆)；我们的政府，它把来自西方的船只、金钱和援助看得比纯洁的信仰还要重要，把人类的恐惧置于对上帝的恐惧之上。约翰·欧根尼库斯提醒君士坦丁，他的祖先狄奥多拉，米海尔八世的遗孀，和她的儿子安德罗尼科斯二世，以及他备受尊敬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对信仰坚贞不渝；他敦促他以他们为榜样，成为第一位君士坦丁的合格继承人，与使徒平起平坐，宣讲和捍卫真正的信仰，不让它被拉丁人的错误玷污。

　　而另一些人，则准备接受君士坦丁为他们的合法皇帝，因为他的血统，也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他也有能言善辩的支持者，其中有些人无疑是用阿谀奉承来讨好他的。约翰·多凯阿诺斯是米斯特拉的学者和藏书家，曾把君士坦丁比作地米斯托克利，他写了一篇赞美君士坦丁的文章。这几乎完全是夸张的溢美之词，但它赞扬了君士坦丁作为一名猎人、骑士和士兵的高超技艺，回忆起他在帕特雷的辉煌战役，以及约翰远赴意大利的几个月里他在君士坦丁堡当摄政王的成功经历。

　　君士坦丁登上皇位时，多凯阿诺斯曾经对他致辞。年轻的学者约翰·阿吉罗普洛斯，在君士坦丁来到君士坦丁堡从他已故的兄弟手中“夺取王位”的时候，为他写了一篇致辞，也是一篇主要歌颂约翰八世的致辞；他还有些冒昧地向新皇帝赠送了一篇巴西利科斯(Basilikos)或关于王权的论文，这可能是拜占庭文学中此类体裁的最后一篇。在书中，他把君士坦丁描述为“最伟大的皇帝，而今感谢上帝，是希腊的皇帝”，他的措辞很可能泄露出格弥斯托士·卜列东对他的影响。

　　阿吉罗普洛斯和卜列东的学生米迦勒·阿波斯托利斯，以给君士坦丁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他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君士坦丁·拉斯卡利斯，另一位阿吉罗普洛斯的学生，在 1453 年被土耳其人俘虏并逃到意大利，他对君士坦丁的身份不太确定，表示他虽被任命为皇帝，但从未加冕。而季米特里奥斯·卡塔杜金诺斯，又名卡塔布拉塔斯，在 1449 年 3 月到达君士坦丁堡之际，拥护了君士坦丁皇帝。

　　关于君士坦丁的帝位合法性，人们意见不一。分裂主要发生在赞成和反对他与罗马教会联合的人之间；尽管显然有些人赞扬他只是为了得到他的支持。阿吉罗普洛斯当然是一个坚定的联盟派，他后来广泛游历西方，在帕多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佛罗伦萨教授希腊语。像贝萨林和阿波斯托利斯一样，他也热爱意大利的新人文主义。约翰·欧根尼库斯持相反观点。但就连他也把君士坦丁描述为“最好最神圣的皇帝”，而且有一次，或许是由于疏忽，他被称为“神加冕的皇帝”。

　　东正教会，无论如何，和欧根尼库斯立场相似，绝不认可或支持新皇帝的宪法性地位，除非他按照惯例举行宗教的加冕典礼。但联盟派的牧首格里高利三世无法安全地完成这一任务；君士坦丁明智地保持了沉默。在他自己看来，他仍然深信，他在米斯特拉的宣告和授命，已足以使他得到宪法权利成为唯一真正的皇帝，不是希腊人的皇帝，而是罗马人的皇帝。

　　1449 年 1 月初，他写信给克里特岛的坎迪亚公爵，威尼斯人安东尼奥·迭多，宣布他的兄弟约翰八世去世，并宣布自己继承王位的事实。他请求乘坐一艘威尼斯船安全到达君士坦丁堡。1 月 9 日，坎迪亚公爵迅速而礼貌地回复，正确地称君士坦丁为“尊敬而高贵的皇帝”，并对他哥哥的驾崩表示惋惜。

　　碰巧，当时海湾的威尼斯船长，即亚得里亚海舰队的司令官也在坎迪亚；于是，公爵向君士坦丁保证，他不久将出航到摩里亚的莫顿，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威尼斯当局的授权，尽快完成皇帝的要求。考虑到摩里亚专制公和威尼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称得上是一次愉快的礼尚往来。不过，君士坦丁似乎是乘坐一艘加泰罗尼亚船抵达首都的。也许他不能等威尼斯人完成他们的手续。尽管如此，拜占庭帝国的新皇帝不得不求助于外国人从希腊来到君士坦丁堡，实在是显得局势倾颓。

　　君士坦丁于 1449 年 3 月 12 日抵达首都。两周之后，他命安德罗尼科斯·埃阿格罗斯为大使前往面见苏丹，以达成与土耳其人的一纸和约，作为稳固皇位的第一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和约指明，他的兄弟们也在其效力范围之内，希望这能使摩里亚免于进一步的战火洗礼，至少能保有一时的和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君士坦丁要同土耳其人进行交涉，比处理国内的拜占庭反对势力——反联盟派，更容易一些。他展现出了十足的耐心，并且举办了不止一次辩论试图说服他们。

　　约翰·欧根尼库斯向他提交了一份来自君士坦丁堡反罗马东正教团体领袖们的辩解书，作为其中一场会议的记录摘要。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某种敬拜集会或者教会会议，与他们所不愿承认的那位牧首所领导的教会会议针锋相对。君士坦丁并不是佛罗伦萨联盟的狂热拥护者。但他依然坚信这会给帝国带来生存的希望。只有他们在世人眼中高举联合的旗帜，他和他的人民才有希望盼来渴求已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实质性援助。反联盟派则认为这是一种卑劣的，物质主义的观点。正如约翰·欧根尼库斯所言，他们认为比起将希望寄托于拉丁人的救援，相信上帝会让皇帝和他的政府做得更好。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背弃父辈信仰的人，将会被收回上帝的祝福和护佑。

　　目前为止，反联盟派集会中最博学的成员是乔治·斯科勒瑞奥斯，他曾师从于马克·欧根尼库库斯。早在君士坦丁还是米斯特拉的专制公时，他就已经把自己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注集进献于他。在佛罗伦萨议会上，他曾是拜占庭代表团的一个主要成员，并且是教会联盟一位雄辩的支持者，按照拉丁人的理论和教义编纂着典籍。公议会结束后，斯科勒瑞奥斯又继续作为秘书为约翰八世皇帝效忠，避开了所有的论战。然而，在前导师马克·欧根尼库斯的影响下，他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 1445 年 4 月马克病逝之后，他挑起大梁，接替导师成为了反联盟派的发言人。约翰八世的死深深的刺激了他，当君士坦丁到达首都时，斯科勒瑞奥斯已经成为了一名修士。

　　1449 年 11 月 21 日，在一场他主持的布道中，他在皇帝面前宣布了这一决定，那时他还是一名在俗信徒。他在给君士坦丁的一封长信中解释了自己脱离俗世的原因。之后，斯科勒瑞奥斯便进入了一所修道院，并取教名“金纳迪奥斯”。作为修士，他获得了更多的空闲和影响力。他编修了更多的书籍和小册子，但不再是宣扬美德，而是揭露拉丁理论的谬误；起初他还懂得谨言慎行只是私下传播，之后便更加公开和放纵起来。

　　作为修士，金纳迪奥斯还是与君士坦丁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友好联系。他也因此成为 1453 年城市陷于土耳其人之手后，奥斯曼统治下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牧首。然而在拜占庭时代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几年里，他却成了令最后一位基督徒皇帝十分尴尬的存在。和他的其他同宗兄弟们不同，金纳迪奥斯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与罗马教会的联合，他事实上比大多数希腊人都了解西方教会的教义。但他认为这种联合应在和谐、理性的影响下，通过容忍和说服完成，而不是在政治形势和罗马方面的压力胁迫之下被迫承认。他也从未对君士坦丁的地位表达过任何质疑，尽管他从未得到一位牧首的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