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TBC. 巴里奥略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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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奥略家族的这些爱惹事的儿子们能否以目前的成功为基础，把摩里亚建设成基督徒对抗□□势力的堡垒？这点仍然有待观察。命运无情地捉弄着君士坦丁，在他在帕特雷取得胜利后不久的1429年11月，他的意大利妻子玛达莱娜-狄奥多拉于伊利斯的斯戴墨伦（Stameron）去世。她和君士坦丁的婚姻只持续了仅仅18个月，她的去世让君士坦丁陷入了极度悲伤中。起初她被葬在格拉伦兹，然后她的遗骨被迁到米斯特拉堡的赐灵（Life-Giving）大教堂安葬。米斯特拉堡的两位学者，约翰·欧根尼库斯和贝萨里翁（Bessarion），尼西亚主教撰写了一篇程式化的墓志以对这不幸的事表示悼念。几个月后，也许是他想和米斯特拉堡更近一些，他和弟弟托马斯达成了交换领地的协议。君士坦丁把他的宫廷移到了卡拉夫里塔，托马斯则搬到了伊利斯。这次友好的交换很可能得到了他们的哥哥们，约翰八世和狄奥多罗的首肯。
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没能持续太久，这种关系一直被他们间不同的资历所考验。约翰皇帝有过三段婚姻，但他的婚姻没能给他带来一个可以作为共治皇帝的继承人。据说他的一位兄弟将最终继承皇位。约翰倾向于选择君士坦丁，狄奥多罗早已知道这点并且愤恨不已。君士坦丁和弟弟托马斯相处融洽，但和狄奥多罗的私交则毁于羡慕嫉妒恨。
在1435年的8月，皇帝把他召唤到了君士坦丁堡，乔治·斯弗朗齐斯也随行。狄奥多罗有充分的理由他的哥哥正在安排皇位继承的相关事宜。在1436年的3月，他也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约翰八世根本不能把他的两个弟弟招到一块讨论继承问题，更别说进行安排了。他们分别回到摩里亚，心中满怀着准备开战的愤懑。
大约在1436年底，两个调解者从首都赶来让他们冷静以阻止内战爆发。第三个调解者，未来的普世牧首格里高利三世（于1443到1450年担任普世牧首）成功让他们找回了理智。双方达成协议，君士坦丁必须离开摩里亚前往君士坦丁堡，摩里亚由狄奥多罗和托马斯分别控制。约翰八世又一次需要君士坦丁担任摄政，因为他将短暂前往意大利。君士坦丁于1437年9月24日抵达了首都，尽管约翰八世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还不敢为君士坦丁加冕为共治皇帝，但第二次任命他为摄政清晰地表明了君士坦丁是无可争议的帝国继承人。
十一月末，约翰八世启航前往意大利。此行的目的是参加由教皇尤金四世正在费拉拉召开的旨在完成希腊和拉丁教会的联合的会议。天主教会一直认为西方的基督徒无法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拜占庭人，除非拜占庭的东方教会承认他们的“错误”，承认并顺从罗马教会的意志。只有那样十字军才会被鼓吹和武装起来，为君士坦丁堡的拯救和土耳其人的不幸而战斗。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尤金四世才说服约翰八世和东正教会来费拉拉参加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确保他们能来，教皇派出船只去接他们，并随船带去了一群来自克里特的射手用以协防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于9月1日在优俾亚（Euboia）岛的卡里斯托斯搭乘上了这顺风船从摩里亚回到了首都。
一位威尼斯牧师，马尔科·肯杜梅（Marco·Condulmer）也在他的随从队伍中，在1429年帕特雷投降后两人认识了对方。皇帝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往意大利，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约瑟夫二世和亚历山大牧首、耶路撒冷牧首以及各色主教、僧侣、在俗教士。尼西亚的博学者贝萨里翁、以弗所的马克·欧根尼库斯、基辅主教伊西多尔也在其中。世俗人员中，最杰出的是来自米斯特拉的哲学家乔治·杰米斯图斯·普莱桑，他和皇帝以及其兄弟已经相识多年。于1429年获得专制公头衔的皇帝最年轻的弟弟季米特里奥斯也随行。季米特里奥斯那时已经显露出难以控制的迹象，他因激烈反对一切关于弥合东西方教会的计划而闻名。把他留在君士坦丁堡是不安全的，因为他一直在试图激起土耳其人对扶植他即位的兴趣。
君士坦丁是约翰八世最让人放心和最有价值的兄弟，他在约翰八世于1423~1424年出访西方期间证明了自己足以胜任摄政，而且他也得到了母亲皇太后海伦娜的全力支持。尽管年老，但海伦娜依然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君士坦丁是她最喜欢的儿子。君士坦丁的幕僚中也是人才济济，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卢卡斯·诺塔拉斯后来的海军司令和大公（原文为Grand Duke，希腊语原文是μ?γα? δο?ξ，即Megas doux，既是拜占庭最尊贵的头衔之一，也有海军司令的意思，单独翻译成大公没法完全体现这个词的内涵），以及他的表兄季米特里奥斯·巴列奥略·坎塔库泽努斯。
同时，忠实的乔治·斯弗朗齐斯也站在他一边，君士坦丁曾在1438年作为伴郎参加了他的婚礼。君士坦丁谨慎地平衡微妙的各方的关系，成功使土耳其人在约翰八世离开期间遵守合约，没有对君士坦丁堡采取军事行动。但是，1439年君士坦丁也被迫写信催促他在意大利的哥哥提醒教皇让他履行在1439年夏天之前派出至少两艘战舰前往君士坦丁堡协防的承诺。他希望在战舰能在受到信息后的15天之内出发，因为此时已经有迹象表明苏丹正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他的求援没有得到回应，但警报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苏丹的目标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塞尔维亚在多瑙河畔的斯梅代雷沃要塞。
约翰八世参加的这场会议陷入了长时间的争论。1439年的6月，在佛罗伦萨，随着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重新弥合的声明，一切似乎都已经尘埃落定。这项法令被几乎被拜占庭各阶级的所有代表签署，只有一个人例外。直到下一年的2月1日，皇帝才返回君士坦丁堡,他被簇拥着返回宫殿，他的弟弟们，君士坦丁和先行从意大利返回的季米特里奥斯为他准备了浮华的典礼。但他没能高兴多久，“希腊代表团被恐吓着和教皇签署了联合的法案”的留言不胫而走，很快在拜占庭人心中激起了愤懑的涟漪。他们冷漠地迎接了皇帝，将他视为叛徒。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让他的悲伤更加郁积于心。他两年没见的深爱的妻子在他返回的途中去世了。
君士坦丁本人关于东西教会联合的意见与他的兄长约翰八世一致。他既不狂热地反对也不一味地支持。如果正统教会牺牲尊严能换来一次足以拯救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东征，那么这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尽管正统教会一直秉持着妥协和实用的信条，但许多人仍然抗议佛罗伦萨联合践踏了他们的底线。激烈的甚至暴力的冲突笼罩了拜占庭社会，并在最后的十几年里一直阴云不散。很多人和君士坦丁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的意见一样，他们认为达成与西方的联合是一个巨大的外交失败，这会让土耳其人陡然起疑。
更多人与拒绝签署联合法案的以弗所主教马克·欧根尼库斯的想法一样，认为东西教会的联合是对他们一千余年来一直秉持的正统信仰的背叛，会招致神的怒火。君士坦丁的挚友斯弗朗齐斯日后在回忆中也把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归因于佛罗伦萨会议和东西教会联合。这种观点在当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因为他發444忠于皇帝约翰八世以及他的主君君士坦丁，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的矛盾与纠结用寓言表达了出来。
“许多年来，我和其他人已经习惯了沿着城市的中央大道去圣索菲亚大教堂会面。然后，在某一天有人发现了一条新的路通往同一个教堂。他们请求我和他们一起选新的路。‘你走的那条路很棒但是太老，而且已经被熟知了，我们发现的路也很棒。’但是，现在我听说有的人觉得新路很棒，也有的人觉得那很糟糕。为什么他们不能说‘怀着爱平静地前往圣索菲亚吧，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路就行了。我会选择我和我的祖先一同走过，并认为很棒的那条路。’”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十分罕见。在十五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罗马或者佛罗伦萨的舆论氛围中，宽容都是十分罕见的。也许君士坦丁也有自己的权衡，但他现在觉得自己应该坚定地支持兄长的政策。
作者有话说
第16章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