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苍回忆录2<杂忆如烟>》张三哥

2、过年往事

　　一．过年往事

　　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春节快到了，使我想起过去的很多过年的情景，由于年龄、时期、环境、心情不同而有不同的春节。
　　在自贡江家桥乡下我有三、四岁，对那时的春节还有三点印象。一是请杀猪匠来外婆家来杀猪，他们用绳子把猪捆起来，按倒在一个矮桌子上，猪拼命的嚎叫，一把刀捅进它的喉咙，刀一拔出，鲜血就冲进大盆，它的嚎叫声由大变小，直到死去。二是大初二去上坟，好多亲戚一起去扫墓，先是去外公墓，它就在大房子背后的小山坡下；然后到那些我不知名的先人的墓去，有些是在比较远的山坡上，对于每处，照例都是：上贡品、上香烛、放鞭炮、大家依次磕头。然后我们这样的小孩就检没有爆的火炮、并在那里跑来跑去。最后回来，大家就大吃一顿。三是到长土街上亲戚家拜年，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几桌子人在一起吃好多好吃的东西，小孩还会收到主人发的“压岁钱”，真是非常高兴。
　　在贡井街“同合仓”过年我的印象最深，那时我十来岁左右。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母亲就开始准备：做腊肉、香肠，做“炒米糖”、花生糖等等，还要为每个人做新衣服。接近过年前，家里要做大扫除，连房梁和墙的灰尘都要扫除干净，所以叫“打扬尘”。在我们家前面“新拱桥”桥头人们立上“灯杆”，挂上一串串红灯笼；还要在各街头安上松树枝做的牌坊，贴上红的对联；各家各户都贴上春联；空气中响起用数节竹子做的“过山号”嘟嘟的声音，伴着零星的炮仗声，孩子们唱起儿歌“红萝卜蜜蜜甜，看着看着要过年”，表示过年时的传统菜“红萝卜烧鸡”很快就要吃了。。。。。。。即将过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过年前几天，母亲就开始为作过年夜饭的各种准备：买鸡、鱼、肉和各种蔬菜。母亲在除夕当天忙一天来作晚上的年饭。傍晚就作好了十几样荤菜，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几个小时的年饭。大人们还在吃饭、喝酒，小孩就等不得了，出去放鞭炮，有各种鞭炮：冲天炮、天地炮、手花、地花、“鲤鱼拌子”（一种点燃后放在水中爆炸的）。。。。。。而且，到处都在放鞭炮，响声一片，烟火冲天。大初一早上起来，父亲要给我们小孩发压岁钱，都是新票子。我把钱拿去买木刀、铁枪（可以打响纸炮）来玩。父母要向祖母跪拜，小孩要向祖母和父母跪拜。饭后，大家要穿上新衣，到近处亲戚家拜年。人家大人都要给我们小孩发压岁钱，不过回来后都要“自愿上交”给母亲，以便她好再给亲戚们小孩回发。然后大家到街上去看“龙灯”：有耍狮子舞；有小龙，就是几个人一起耍；还有大龙，一、二十个人举着游行，可笑的是拿龙尾的哪个人化装为小丑总在不断的左右摇摆，更为滑稽的还有另外一个小丑用扇子扇他的屁股。。。。。。。晚上回家后全家又大放各种鞭炮。从初二起是去比较远的亲戚，一家至少去一天。然后是亲戚们的回访。这样走完亲戚差不多就到了正月十五，那天又要吃元宵，晚上去看花灯，家家户户点上灯笼，有一般的红灯笼，还有比较复杂的“走马灯”等等。晚上还要举行提灯会，就是人们提起各种花灯，在街上游行。这样才算完成过年。以后才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时过年我真是非常高兴！
　　解放后父亲失业，家庭失去经济来源。只有靠变卖家里旧东西和母亲做点手工去卖来勉强维持生活。吃饭都很差，早上吃牛皮菜清稀饭，中、晚饭基本上是咸菜下饭。有段时期一天只吃两顿饭。这两年过年最好也就是吃一顿回锅肉。社会上的春节活动也没有了。一直到1952年父亲再就业，家里生活才基本能维持，过年也有两、三样荤菜，春节传统菜红萝卜烧鸡好象又恢复了。但是其他春节传统活动也没有恢复。
　　1954年8月我考上重庆大学后，由于家庭经济不好，我四年都没有回家过年。春节都在学校过的，无非是除夕那天伙食团多加几样荤菜，学校搞点文娱活动罢了。
　　1958年底，我分配到北京电力学院工作。那时流行吃大锅饭，食堂里人人吃一样的东西：两个馒头，一个有点肉的菜。那年除夕中午大家吃的都是饺子和一样荤菜。晚上，分到电力学院的重庆大学同学熊成佑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带了一瓶好的葡萄酒去的。他们家人是自贡老乡，他们热情接待我。他父亲的厨艺高超，作了满桌的美味家乡菜，我吃得酒足饭饱，至今还印象深刻。
　　1959年底，我因为严重的失眠症到北大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过年前，熊成佑来医院看我，我们去西四的《东来顺》吃涮羊肉。那时北京市场已经开始紧张，有个人说，他跑了全城好些地方才找的这里还有涮羊肉。我和老熊要了一斤羊肉，热气腾腾地涮将起来，吃得浑身暖和，心情也就愉快起来。
　　1961年底，我和孙剑秋热恋。我们买了月票，借了照相机，准备春节好好出去玩耍。在除夕前一天，她姐姐突然从长春来了，她说：“孙剑秋比你大两岁，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只得离开她们。除夕中午我到食堂吃饭，吃的是饺子和一个荤菜，还分配了几两青梅酒（不知道是不是“煮酒论英雄”中那个青梅），我喝得有点醉，走在水泥路上感到坑坑洼洼。回去倒头就睡，沉睡醒来自己不知道是何时、在何地。除夕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初一她请我去给她们几个人照了几张相，最后由她姐姐给我们照了一张集体相，我挨着她。但是在这个期间我没有再去找过她。这样我就过了一个忧抑的春节。
　　1962年底，我把患急性肝炎的吴民强送进医院后，去查肝功能，其中只有G.P.T为150,比当时的正常值高50。我在包括春节在内的寒假期间卧床休息，吃完了工会慰问病号的20斤水果，两星期后一查，肝功能恢复正常。我就这样过了一个“卧床”的春节。
　　1964年谢淑清因为照顾关系，分配到北京昌平县农业局工作。因为她经常下乡，星期天都很少休息，因此很少来我处。那年过年前，我就作了各种准备，期待和她好好地过一个年。我除夕那天，一直等到深夜她也没有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很着急。初一早上我坐公共汽车去昌平县农业局宿舍找她。看见屋里没有人，但是有一个东北出的的旅行袋，我立刻感到有问题。我问值班的人，他告诉我，谢淑清和一个男的到十三陵玩去了。我很生气就马上返回学校。我还是在等她，初一没有来，初二也没有来。初三白天还没有来，到傍晚她才来！我问她：“是什么原因现在才来？”她说：“是陪从东北来的一个同学陆卷成玩耍去了。”我问她，：“他知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她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不带他来，同我们一起玩耍？”她说：“他不愿意。”我说：“这说明他别有用心。”她说：“我不认为是这样。”这样我们无法再说下去了。我安排她在一个女同事处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她就回去了。这样我就过了一个优愤的春节！
　　1965年谢淑清只来我处两次。下半年，我妹妹写信告诉我，路卷成给他同学说：“我正在和张继苍争夺谢淑清”。谢也写信给我说，过年回家“解决问题”。回家后，她不来我家；我去她家，她也不理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算什么“解决问题”。我们家过了一个不愉快的春节。春节后，我们家请各家亲戚（包括谢淑清父母）来吃饭。饭后，我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地向大家说明了，我和谢淑清如何主动同恋爱到主动和我吹的全部过程。
　　1966年11月我出去“大串联”，经过北京—武汉—重庆—永川—自贡，年底回到北京。从陈玉宏来信，我得知我写给他的那封信在造反派手里，我断定他们将来会来抄我的家。我写过近十本日记，在其中有不少不满毛关于阶级斗争和□□的文字，如果被造反派抄去，我必然会打成“□□”。我在除夕深夜在实验室将日记全部烧掉，冲到下水道去了。这样就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春节。不能设想，假如当时被造反派发现会是什么结果？！
　　1968年夏天，大哥、大嫂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她叫孙信芳，是他们医院的医生，他们连照片都没有给我寄来。我和她就远离几千里进行“文字恋爱”，我主要谈在外调时的各地见闻。当年年底，我回家探亲，那时大哥全家因躲避武斗而都回自贡家中，我们过了一个团圆春节。初一那天大哥、大嫂就带我去北碚孙信芳家，受到她们全家欢迎。我一见她就非常激动，心里说：“老天有眼，又还我一个孙剑秋！”我们也很谈得来，她对我也很好。几天后，我们看电影后去公园散步。我实在憋不着了，我对孙说：“我很喜欢你，你很象我初恋那个人”，她立刻变了脸。回去后，她们全家对我也爱理不理的，我只得离开，回到自贡。我将情况告诉大哥、大嫂，他们说：“你怎么能说那样的话”。我说：“我迟早都要说的，早说早吹，比晚说晚吹还要好。”
　　1969年底学校搬迁河北，我到邯郸电厂劳动。春节我回家探亲。那时张京有九个月大了，比出生时要胖多了。我们大家吃饭，她就坐在床上，喂她一点菜汤，她就很高兴。但是，除夕晚上就发烧，半夜我和代琼把她抱到医院，住院几天才回家。
　　1972年8月我调回家。10月母亲患病卧床不起，不久父亲也患病卧床。我又要在三中上课，还要照顾父母，的确很累。一月初他们相继去世，而前后只差一个星期。大哥、大嫂、四妹都回来了。办完丧事，已近春节。那年开始我们就到代琼父母家过除夕。他们兄弟姐妹有五个在自贡，过年时大人、小孩要坐两桌人，相当热闹。
　　1977年的春节，大哥邀请我们全家去永川。张妍只有四岁，不想去，我说在火车上，又可以吃饭，还可以上厕所，她就同意去。我们到的当晚，要睡觉时她说要回外婆那里睡，大嫂“骂”了她，她才乖乖地去睡了。
　　1978年8月我调西南交通大学不久，艳文就来补习数、理、化，准备再考大学。年底她到她四姑妈处，补习政治、外语。那年我们全家到新津四妹处过年。大嫂出差成都，也来四妹处过年，这次，除大哥、俊文外，也可算个中团园，这也是多年没有过的。
　　1979年那年春节我们是回自贡代琼父母家过的。除夕全家团圆，其余每天我都去看望老师、亲戚、朋友。我在三姨妈家一顿就吃了酱肉十八片；我又尝到了八舅作的的美味菜肴。我去看望王才芳，她因肝癌已动过三次手术，她说：“你到峨眉后还给我写信，今天又来看我，而陈玉宏在自贡也没有来看过我，他那年调回自贡我们帮他多少忙啊！”
　　1980年那个春节我们全家去永川大哥家过年。初五，代琼带着孩子回家，我去重庆去访问重大同学。何希良的□□已经平反，干劲很高，在家里用丰盛的酒饭招待我和张健秋。高智科那时是重大校党委副书记，设家宴款待我和张健秋。
　　1983年那个除夕，我们家过了一个简单的年。初二，代琼带着孩子回自贡家中，她们全部兄弟姐妹大团圆。我因为准备下学期的《传热学》而没有回去，我岳父对此相当不高兴。因为那学期我要和于承训、刘应清同时上那门课，期末还要互相评比，而我是第一次上这门课，当然需要好好准备。
　　1984年底我发现心肌缺血，医生让我吃丹参片，因而引起肝功能全面升高，医生要我住院治疗。我愿意在家休养治疗，以免代琼太累。而她还在上课又做家务，又急又累，突发全身黄疸，立即住院，经查为严重胆结石引起的。而且病情迅速恶化，只得到成都的省医院住院治疗，我只得带病去陪护她。不久她动胆囊切除手术，术后大出血而发病危通知。直到当年春节她还处于病危状态，还吃不下东西。我在医院食堂买了两个菜吃，算是过了年。那年春天来得早，在医院花园里，我看到桃花都开放了，想到代琼还病危我不禁流下泪来。直到当年四月她才出院，休息将近两年才上班。
　　1986年底我发现糖尿病，我在期末上完课后去学校医院住院。因为糖尿病严重，要用注射胰岛素来治疗，每顿饮食严格控制，由医院配置饭菜。那年除夕我都没有回家。初一，代琼、张京、张妍来看我，我们一起去报国寺走了一走，我还是回医院打胰岛素后吃医院给我准备饭。
　　1990年底，我每周从峨眉到成都为研究生上课，来回比较累。因而肝炎复发而住进夹江解放军42医院，不久糖尿病也复发，病情相当严重，代琼陪护我。那年春节前，张京、张妍来看我，我非常高兴，说好初二她们再来看我。除夕那天，我和代琼在医院，多打两个荤菜，就算过了年。初二，我们到医院门口等张京她们，等了半天也没有来。初三又去等还是没有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些着急。初四、初五仍然没有来，我非常着急，而使病情加重。过了一周张京和李成大才来，说是送张妍到新津她四姑妈那里上学了，我才稍微放心了点。几年后才知道，那次是张妍崴了脚因此不能来看我们。
　　1998年那个除夕下午，代琼因脚气感染而得了软组织炎，不到半天就肿到脚腕。到几个医院都因为青霉素过敏而不能输液。我只得打电话与大哥，经商量后，我和代琼在初一就坐汽车到永川。由于大哥、大嫂作好了准备，当天下午就开始输液。几天后效果显著，一周就基本好了。这几天，大哥、大嫂又要联系治疗，又要热情招待我们而非常累。他们又要开始上班（反聘），我们就回家了。回家后在学校医院打针，不久就全愈了。
　　2001年我们搬家到北园，原来的地面相当滑。年底有一次，代琼忙着去接电话而滑倒，造成左腕和腰椎骨折，在医院住了近三个月。那年除夕中午，我们全家在医院食堂买了几个菜，在病房吃的饭，就这样过了年。
　　这几年为减少麻烦，我们过年就去饭馆，过年的味道就更少了，反而没有什么印象了。倒是童年时候的过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是多么热闹和快乐节日啊！还有就是，我在过年时经常遇到倒霉的事情：年纪轻时是失恋，年纪大时是生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70年来过了不同的年，感到越来越没有意思。有了两个外孙女后，过年才添了新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