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南柯子

28、汉文帝何尝薄待贾谊？ 本文发表于

　　在历代的咏史诗中，有一个英年早逝的文人受到诗人特别的青睐，那就是西汉初年的贾谊。贾谊（前200～前168）是洛阳人，十八岁时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在当地享有盛名；刚刚二十出头，就被河南郡守吴廷尉推荐给汉文帝，授予博士之职。每次文帝令博士们讨论一些问题，很多年长的先生们都答不上来，独有他能够对答如流，其才学被公认为举世无双。文帝也非常器重他，一年之内就将他越级升迁为太中大夫。
　　后来文帝又想提拔贾谊做公卿，这时朝中那些地位显赫的老臣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嫉妒他，纷纷向文帝进谄言，说他年轻识浅，一心只想独揽大权，将政事搅得乱七八糟。由此文帝渐渐疏远了贾谊，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即文帝幼子刘揖的老师。这个孩子有一次骑马游玩时，不慎摔下马来，死于非命。贾谊日夜悲哭，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做老师的责任，年仅三十三岁便郁郁而终，根本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太史公将贾谊与屈原相提并论，在《史记》中满含同情地为二人合写《屈原贾生列传》。
　　自此以后，贾谊便成为诗人们感时伤世、抒发块垒的对象。诗仙李白在《行路难其二》中大发牢骚：“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他在文末慨叹：“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燕昭王的白骨被长长的野草缠绕着，又有谁扫去黄金台上厚厚的灰尘，不拘一格广招天下贤士，招揽像我这样才气纵横的人呢？
　　过了一些年，诗人刘长卿谪贬潘州，途经贾谊宅时，不由提笔叹道：“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长沙过贾谊宅》）“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自夏口至鹦鹉洲望岳阳寄阮中丞》）这些诗名虽吊古，实则伤今。尾联对贾谊的怜悯，又何尝不是自怜！作者将自身的际遇含蓄地融入诗中，语言哀感动人，令读者也不觉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刘长卿也承认汉文帝是一个有道的明君，但他还是觉得文帝待贾谊不公。文帝真的薄待了贾谊吗？贾谊年仅二十来岁，就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器重，虽然比起十二岁就被秦王拜相的甘罗来年龄大些，但已经相当难得了，这样隆盛的恩宠自古及今都屈指可数。尽管文帝一时受到小人的蒙敝，但他依然十分器重贾谊，否则就不会派他去教导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贾谊真正的悲剧，或许不在于怀才不遇，而是年少乍得高位，却又没有经过风雨的磨炼，一遇到坎坷就怨天尤人，不能隐藏锋芒，待时而动，以迂回战术取得决定性胜利。
　　有人为了防止孩子少年得志后得意忘形，还有意压制他的傲气，让他知道自己还需要不断地砥砺奋进，才能成长为参天的大树。张居正自幼便是乡里的神童，他十二岁那年参加童生考试，成为补府学生。次年他参加乡试，却因湖广巡抚顾璘的有意压制而落榜，因为顾璘怕他得志太早，容易滋长傲气，让他多磨砺一些，琢成大器。三年后，他又轻而易举地成为少年举人，顾璘解下自己的犀带赐予他，并嘱咐他志存高远，做伊尹这样的千古贤臣，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眼前的名气。张居正后来不负所望，在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倾力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万历新政”。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然而年少暴得大名，对于有些人来说或许反倒是一种灾难。报纸上时常看到某些天才少年的报道，过了几年很快就被人们遗忘，成为现代版的方仲永。
　　贾谊在长沙待了三年，文帝召他回京，在宣室（未央宫正殿）受厘（接受祭过神的祭肉，是一种宗教仪式）之后接见了他。在古人的世界观中，鬼神之事是相当重要的，文帝由于刚刚虔诚地祭过神，很自然地向他问起鬼神之事，贾谊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二人席地而谈，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文帝依然意犹未尽。因为听得太入迷，文帝坐在席子上不断地往前移动，希望能听得更清楚一些。晚唐诗人李商隐对此予以辛辣的嘲讽：“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贾谊最擅长的是安/邦/定国之道，文帝不问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而问那些虚无缥缈的鬼神，岂不是舍本逐末！
　　文帝为什么不能谈论鬼神？人总是贪生怕死的，蝼蚁尚且贪生，何况贵为一国之君。生死问题是一个人的终极问题，是人类永恒的哲学话题，所以哈姆雷特才会那么痛苦地在生存与死亡的抉择中徘徊。一个帝王也有他的困惑和焦虑，文帝又不是除了鬼神之事外不关心生民疾苦，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得到很大改善，难道文帝就不该问及自己关心的话题？
　　只是文帝不该向一个儒生请教，因为儒家对鬼神之事是避而不谈的。孔子的高足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就板起脸来教训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意即一个人如果连与人相处的道理都不懂，又怎么能够知道与鬼神交往的规矩呢？子路继续打破沙锅问到底，孔子厉声斥责道：“未知生，焉知死！”（同上）可是人世间的事那么纷繁芜杂，要是全都弄得清清楚楚，肯定没空研究鬼神之事了。子路虽然迫于老师的压力不敢再问下去，但这个疑团总还是存在心中；其他弟子应该也有类似困惑，否则孔子就不会再次强调：“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贾谊面对文帝的垂询不敢不尽力解答，内心却是相当不满的，认为自己是大材小用，甚至违背了本性。其实就算他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可以在日后寻找机遇进谏。
　　长沙王刘揖之死给贾谊以致命的一击，他从此变得更加灰心失意、绝望孤独，在泪水中浸泡了一年余，也撒手归西。梁王堕马事件本来是一次意外事故，连文帝都没责怪他，他却自责到寝食难安的程度，可见他是何等多愁善感！即使追究他的责任，也仅仅是照顾不周，何至于哀伤过度而殒命，当然他对主人的那份忠心还是很令人动容的。梁王死后，他还有很多机会得到文帝，及其后的景帝、武帝重用。况且，即使他病故后，文帝依然继续采用他的主张；而到武帝时期，他的许多计划均已付诸实施。
　　司马迁在《史记》中书写贾谊时，显然是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稍后的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的评价就不太一样：“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生性达观的北宋文人苏轼在《贾谊论》一文中说：“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有所忍耐。他对贾谊的定论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宦海沉浮三十余载的王安石，更是一反李商隐的诗意：“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生》）贾生所提的谋略大体上都能得到施行，谁说君王薄待了他？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达官显贵的言论都被君王废弃，贾生难道不比他们更幸运吗？开国领袖毛××也相当欣赏这位同乡的杰出才华，同时又对其英年早逝十分痛惜，他在《七绝·贾谊》一诗中半是感叹，半是劝慰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一辈子都一帆风顺、波澜不惊的人是极少的。姜子牙大半生都穷困潦倒，只能靠杀猪和卖面条过活，连妻子马氏都瞧不起他，毫不容情地把他轰出门去；他苦苦等到黄土快埋齐脖子，才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当即被文王聘为太师，这是他在渭水之滨用直钩钓到的最大的、也是惟一的“鱼”。刘备多年来颠沛流离，为了求得年龄小他一辈的青年才俊诸葛亮，不惜连续三次卑躬屈膝上门去请，年近半百时事业总算有了起色，在曹操与孙权的夹缝中艰难地夺得三分天下。左宗棠向来自视极高，少年即负凌云之志，曾三次赴京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太平天国大军围攻省城长沙的危急关头，他才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终成晚清三大名臣之一……假如这些当世英杰都像贾谊那么敏感脆弱，他们就不会有日后的辉煌成就。当外界环境与内心愿望差距过大时，我们更应该审时度势，韬光养晦，而不是一味哀叹时运不济。
　　最后，借用孟子的一段话收束全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磨难可以增加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将人的意志熬炼得更加坚韧顽强，这不仅是贾谊，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逆境中需要牢记的。
　　2015年7月19日于临安家中忘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