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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夏与于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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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山竹”如期而至,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滴敲打在窗檐上,我突然有了在黑暗中开口说话的欲望,我想和你们说一说我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只想写下自己的故事,这像一份随笔,凌乱的随性的,他们、她们、这些、那些,穿插着的我的人生。你们会笑我傻、怨我痴、恨我不争,可这就是我,那个于夏。
我叫于谢,于生与谢一起的美好愿望,而我爷爷却说:这样的名字,于家门上都被谢掉了(谢,有花谢败落之意),所以我便叫于夏。
我总觉得“于夏”是个笑话,因为我出生在1992年的冬天,我母亲说那是她记忆里最冷的冬天,而我就出生在那样的严冬,她总是说我是冬天的羊儿,没有草吃,要存着吃,我却从来没有听进心里。
我的爷爷,是上海下放江南农村的伪知青,家中的长男,常年带着一副黑框眼镜,书卷气下的他古板而又吝啬。在这个南方的小乡村,懦弱、优柔寡断的他邂逅了幼年丧父坚韧不拔、泼辣狠戾的奶奶,性格的互补让他们一拍即合,在上海的小小弄堂里养育了两个儿子:我的大伯和我的父亲。憨厚平庸的大伯,像一座大山踏实温暖,自小和爷爷最小的妹妹一起长大,继承了铁饭碗的工作,这一辈子辗转在上海到北京的绿皮火车上,上车二两白酒一夜无眠的在这两座城市来回颠簸。而我的父亲,奶奶最在意的小儿子,那个俊朗风趣的挺拔少年,是最无情的刽子手,吸取了她鲜活的青春,让她白发早生,满目疮痍。
我的幼年,记忆里是上海窄窄的小弄堂,公共的厨房、上锁的自来水龙头,带着特有漂白粉气息的上海自来水,弄堂口带着高高白色厨师帽的老阿姨,亲热的喊着“囡囡,今早切啥?”坐在爷爷或者大伯的肩头的我,胖胖的小手托着透明的玻璃奶瓶,愉悦的吸溜着巧克力的牛奶。
好强的奶奶,在我出生没多久,失去了国营纺织厂厂长的工作,不甘平庸的她在上海这座城市,做过所有的工作:保姆、摊贩、环卫工、理货员...而我便被送去了托儿所(幼儿园之前的学校)托儿所的第一天,我异常执着的像一条章鱼一样紧紧的霸住了大伯,我在想他们把我送到了这里,会不会像我的母亲一样挥一挥手说再来看我,转眼便走了很久很久。最终我还是没有守住大伯,在男厕所门口等了整整一天,然后再去托儿所的时候我便学会了再见。
当我再见我的母亲时,我操着流利的吴侬软语,问她:侬是撒宁?那一刻,她便决定要把我带来她的城市。我的母亲是大队书记最小的千金,她这一生都活在父母的福泽下,92年她生我的时候,外公家已经住上了小洋房,用上了自来水,看着小电视,人家没有菜吃的日子,她吃着肉穿着外公从上海带回来的衣服,活的像个白雪公主一般,她说当时她们姐妹三个是风云一般的人物。温顺的大姨,活络的小姨,高冷的她。
我的外公这一生都想要个儿子,她第一个女儿叫艳清,水浒传中浪子燕青的意思,第二个女儿叫晓燕,意为最后最小的一只燕子,第三个女儿叫如燕,未能如愿的又来了一只燕子,大家都说我外婆再生一个肯定是儿子,而四年生三的她,总是想起一个人刚刚生完我母亲后,抱着她穿了小半个城走的场景,多年后我的母亲时常在唏嘘,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男丁,她这一生才能躲在父母的福荫之下。回想那些年,我常常想人这一生是否早有注定。
高中时,我的老太去世,听闻噩耗的我,回忆起那个我已许久未见的老太太,那个苦命的女人:早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最痛,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她,她和我的母亲说:如燕啊,我去养老院会不会饿肚子啊,她们会不会打我啊?那一刻,我们哭得泪如雨下,可我们却失去了可以选择留下她的权力。
想起她,我总是莫名的想要流泪,那个坐在后院的枇杷树下,摇着大蒲扇给我赶蚊虫,带着微笑的喊我:心肝心肝,的老太太,我永远的失去了她。那个给我讲那些奇闻逸事:狐狸精和书生的故事、水鬼的故事...的她。生前她总是和我母亲说她只要活着一天,即使他们离异,也绝不同意我父亲另寻他人,然而在她弥留之际,我的父亲在千里之外拥抱着美人,连她的葬礼都没有参加。我母亲常常说:人这一生,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那些随性的言语,最后都成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