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英录》客吾

6、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一章最关心是两段：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之要，和司马迁与人在朝堂论辩说史记。

　　老司马先生，对六家的评点非常独到。其中说到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比不上道家“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信然。大抵先秦儒家，非常强调“礼”，讲究回到古代去。这“礼”是周公所制，累世变化，到了后代，纷繁复杂起来，“礼”就只剩下形式了。

　　然而老司马先生，显然看到的只是表象。他就知道批驳其它五家的表面功夫，而只赞扬道家的内涵。这便是“法”和“术”的问题。其它五家，再排出儒家，剩下的四个，到真是没有太多内涵，说法家“严而少恩”，的确如此；说墨家“俭而难遵”，的确如此；至于名家，影响更小，自不必多说。可是，老先生若把儒家看做与其它四者一样，便是大错特错了。儒家的根本，不在于“礼”，而是在于“仁”，先生没有看到这一点，只去强调儒家“序君臣之礼”的表面，很是可惜。“仁”，关乎的是非常根本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至于司马迁先生，却是个地道的儒者。我很怀疑，司马谈临终前托付司马迁的那一段话。此一段说的全是“周”啊“周公”啊“孝”啊“孔子”啊“春秋”啊什么的，还“明主贤君”，都尽是些儒家的字眼，恐怕不是司马谈的原话。立志要写这太史公记，合是司马迁自己的主意，与他父亲无关。之所以要说是父亲之托，猜测应该是为自己找一个很好的理由，毕竟身遭耻辱，而苟活在世上，单单向人说是自己立志要写出史书来，即使是朋友也很可能不能理解他。因此司马先生，伪托是父亲的遗志，便可解了。他一定很孤独。

　　后一段就是借和人辩论的机会，来叙述自己作书的旨意了。几乎都是儒家的言论。

　　很有意思的是，老子曾经做孔子的老师；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爸爸。这么说，道家的确比儒家高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