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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第三十回 刀尖角力 ...

  •   诗曰 不是上皇似上皇,勾名一放便荒唐。密令为他头点地,负“皇”无赦放亦佯。
      这首诗是说,旧社会的总统在搞独裁、搞一言堂时,和封建皇上无异,勾名要杀的人,说放也是假的。
      话说一九四六年,他出狱后,回到劳协文华街分部住着,完全折磨成了皮包骨头。他刚出狱时,衣食无着,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很多民主人士给他们这些早日见诸报端的铁窗难友,送来吃的,和御寒的衣服。
      最先是重庆青年会的总干事黄次函。他寻寻觅觅找到那里,请他们上餐馆吃那解恨忘忧之饭。在那佳肴小酒的桌上,黄次函大谈出世之说,意图淡化阶级仇怨与他们的冤屈。他们对黄的说法虽不赞同,亦不争辩,只他们本无过错,他们说,受到冤枉就是政府的过错,他们仍借酒怒斥当局。
      第二天,重庆伪警备区就呵咜连声,通知黄次函要为这事表态。黄次函自知,请了劳协等于和政府唱对台戏。
      黄想,我就为蒙冤人说了几句宽心话,而今,在重庆却下不了台,他只得又堆出笑容请伪警备区的客。
      他深知,对这伙奸恶的伪政府的鹰犬,要用大酒浇,大鱼大肉喂,才能使他们肚饱尽欢,不再对他剑拔弩张党同伐异。
      果然,黄大肉上罢,酒浇三巡,才说:“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在下名在青年会,实是搞教会工作的。搞这个工作,任何人在下也要接近。人有私,主无私。我请了劳协,也是为主教化干人,这也是为社会搞好教化呵!”警备区的官儿才打着酒嗝,嚼着大肉说:“罢了,罢了。”黄才算搁平这无端烧来的“邪火”,才算脱了手了。这事风传他耳里,他生气地说:“政府让刑警抓我们,首先就输了理,黄请我们吃了,就是吃给当官的看的,他们不服气,旁边的人还看明白了呢!我们求生存,要工作,要吃饭,有哪点错?他们不高兴喊天去。”
      这时,包华国代表伪民国政府,一身西服革履,皮笑肉不笑地也登门来看望他们。他不客气地说:“包特派员,你来了有什么诚意?你们若有诚意,我们该早就放了。我们在狱中受尽打骂,刑警使我们停食断水,使我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我们不是共产党,政府硬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我们没有受人指使,政府硬要我们说是受了指使。我们没有搞破坏,政府硬要我们承认搞了破坏。后来,还不查账就说我们贪污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我只知道工厂解雇了我,我们没有饭吃,没有工作,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全不明白?”
      在他那义正辞严的数说面前,包华国的假戏越演越砸,他越听,眉毛就上斜了,直到他的假笑成了难以发作的愠怒,又只得强忍着掏烟抽。他刚讲完,周颖又哭又说,把她在狱中受到的折磨一桩桩,一件件往包华国面前倒,真是一泣一诉皆是剑,眼含悲愤尽成刀,在她的“声讨”面前,包华国如坐针毡。
      包华国听到后来,再装不成国府大员的温文尔雅了,他站起身,狠狠扔下没抽完的烟,拉长了脸,恼羞成怒地蹦出了一句:“你们现在出来了吗!还总是记恨。”他说着,人已忿忿出门。
      包华国假戏演砸一走,他在文华街劳协分部,总难忘记含冤入狱的恨。
      三天后,张天民给他们带来些生活费。还暗暗通知他们说:“美国调查团已回国,蒋某人已撕毁双十和约,他磨刀霍霍,馬上要在全国打内战了。所以,蒋对你们又旧事重提秋后算帐,要开杀戒了。上级要求,重庆劳协只能留下联络员一人。另已查明,张长豪失踪。郭楚横变质。黄端南已申明脱离劳协。你们要分散潜伏,为解放重庆效力,把斗争转入地下。”张天民走后,他强记了这段话,照他的吩咐,留下联络员陈文杰,规定了联络点,联络方式,并将张天民所说告诉了他。大家才四散而去……
      他回到他家,小张带着孩子们见到他,悲喜交集,有如隔世重逢。他把俩个娃娃抱起来,安慰小张说:“别哭,我说了我没事,老天爷会保佑我回来的,这不是回来了吗?”
      他把要下乡一事告诉他岳父后,他岳父只得忍痛为他凑了些钱,还变卖了他给女儿留下的那间住房。
      重庆的事办完后,他们一家远去了乡下。他日日留神,且喜一路无人跟踪。他们先到陈文得家暂住。第二天,乘货车后又走了一段路。
      三天后,他们到了离龙台六里地的梅家垭口,他大姑父家。大姑父见他有难,只得腾出柴屋一间,借些家具给他们。当天,他先去拜会了为人较好的唐乡长,并向他送了两张新华日报,请他多关照。
      随后,他回梅家垭口给家中糊好灶,再上街买回锅瓢碗盏和粮食,一家人就寄住在大姑父家了。
      梅家垭口大姑父家在红杏林间。红杏与他从小亲切,是他妈妈向他指点过的树。他早晚闻着杏树的清新气息,他们一家在红杏林的掩映下,弹指过了一段时间,这里还算风平浪静……
      这天,他到龙台街上买食物,场口人来人往间,他又远远看见那两棵枝繁葉茂的杏树了。他走近那里,见树边空留下一个低洼处,早年间的茅棚再无一丝痕迹,唯有那树在有风的阳光下,依然清丽,所有的葉片都摇动着,像老友向他打着招呼。他欣喜地叫声:“我回来了。”
      他说罢,面对杏树,又觉那树形单影只,心中有些许空落,他自语道:“是的,当年妈妈在这里和我说那树上的花,现在,两棵老树依然,我妈妈在哪里呀?”
      他说罢,绕树转了圈上了街。他走着路,看见一旁的烟馆还在。他一转脖,一旁忽有人喊他。他转身一看,是位穿土布短衫的汉子。
      片刻间,他猛想起,叫声:“你是童颜已改,五官如故的刘兴禄。”刘兴禄高兴地拉他吃茶说:“来来来,亚宾,你我应该还认得。你胡子长了一络腮,我刚一看见还想了一阵。”他笑笑说:“哎呀!我才回来,忙了几天,连胡子都没空刮呵!”刘兴禄说:“你回来住哪里呀?安了家吗?”他说 :“我寄住在大姑父家,也有了妻小了。”他俩说着,走着,已进了茶馆。茶馆里,刘兴禄的表弟招呼他。刘答应一声又对他说:“那是我表弟叫陈真益,是陈希忠的叔父。”于是,他又多叫了碗茶,喊他表弟来同坐。
      三人偷闲饮茶,说起旧事,分外投机。忽见一位头戴呢帽,穿绸衫马挂的中年人,和另一位穿中山服的年青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陈真一起身招呼。刘兴禄低声对他说:“进来的是林凤乡的汪乡长和他的族人王谭秋。我们对待事物观点不同,却是熟人。”二人走近,陈真一吩咐茶馆师父添碗倒茶。汪乡长落座时说:“那是哪位?”他就欠身说:“我是由重庆回来探亲的,叫邹亚宾。”汪乡长一听,神色陡变,眼睛都睁大了。他很惊诧,但他要去忙其他的事,便向众人打个招呼,只心里想着汪乡长的神色变化耿耿于怀。但,他忙于杂务,便离开了茶馆。
      曾受过牢狱之灾的他,走出门来,心中想起给他上手铐的黑便衣、胖刑警队长、伪工会、包华国、便轮番出现在他眼前,他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他就暗暗这样分析,难道乡长的脸色是冲我而来的?经他这一分析,他心里越觉蹊跷,不禁自语道:“是的,汪乡长一定和重庆有联系。我有危险了。怎么办?怎么办?”他连问了自己两个怎么办后,真是人急智生,为了妻儿的安全,他得出个投石问路之计。那就是回茶馆隐身门外,听个端详再说,或从刘或陈那里取得答案,毕竟他和陈刘是熟人。
      他想着,反身回转门边的当儿,从门边遥见汪乡长,正在对桌子上的三人说:“各位,我们都是熟人,小陈和我还是亲戚。我在这里要警告大家一句,那个邹亚宾是个赤色份子,你们切不要和他吃茶、吃酒。重庆闹共产党,他是重庆江北突击大队的大队长。重庆刑警队已来人抓他,几个人都带着枪,他们在林凤乡住了几天了,他们清查完林凤,马上要来龙台。这件事我对你们说了,你们切不可告诉他,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呵!”
      他听了,赶快混迹于人丛,感叹重庆刑警把自己说得太神秘了。刘兴禄听了汪乡长说的很吃惊。陈真益、王谭秋和汪乡长观点不同,他们都背地里叫刘兴禄快去通知他,叫他快出门躲避,否则,来不及了。
      就在汪乡长警告刘兴禄他们时,汪乡长还不知道重庆刑警队一行三人,已站在龙台乡唐乡长面前。
      这三人混迹警局多年,黑白通吃。他们掏出一叠邹的照片,正锋芒逼人地在龙台悄悄对唐乡长发号施令。在当年,几面讨好的唐乡长,几天前才拜读过邹送的新华日报,他看过报上的社论,句句在理,对重庆刑警下乡抓人一事,自然另有看法。对满腔正义的邹自然颇有好感,他心里明白,邹是逃荒离家,身事悲凉的好人。唐虽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打算,却身不由己。那会,三个来人把总裁令政府令摆在前头,说的话来头大,句句掷地有声。末了,他们还振振有词,读了一通悬偿捉拿的告示,唐手下的乡丁们听着听着,心中各自算计着那笔金额不菲的偿金,脸上表情各不相同中。唐乡长看在眼里,心中暗暗叫苦。
      来人走后,他崩紧眉头,睁大两眼对乡丁们狠狠敲打着说:“我们是乡下人的父母,你们要上下不得罪,谨防悬偿是个空话。上头我们惹不起,我们就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去守路口就是,别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然后,他派两个乡丁去新桥沟,两个去东岳沟。
      去新桥沟的乡丁,一个是唐的心腹,他自然对主人的意愿心领神会,想暗暗把邹的险情透露出去。可另一个才当差不久,他常常心口不一,嘴上答应,心里却想那“偿银”。他背着资格老的乡丁,守在龙台和新桥沟来去的通道——小桥边。他的目光,隐含杀气,狡诈地直勾勾地关注来往行人的脸。他在树阴下一动不动,就像俯伏的一头饿狼。此人手上早已沾上劳动人民的血,他常常干着棉里藏针的事,被害者常被蒙进鼓里。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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