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郎君》琴挑

4、第四章 苏离，疏离

　　除了在书店里我获悉他希望成为作家的伟大理想，在我也被问起理想时，一定让他大失所望。我跟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我的酒鬼父亲和我多余的姐姐，但是却从不提起我那夭折的二姐，二姐的死成为我心中一座不可触碰的玻璃坟茔，我时时能从它的外部看到姐姐布满灰尘的脸庞，即便在面对我最信任的苏离，依然无法回望那在我记忆荒涯里从未模糊的影像。

　　在我的姐姐和父亲相继去世后，我的内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我开始相信世事无常，相信一个健康的人随时都可能死去，身体里似乎滋长出一种因绝望而悲观的享乐主义，这种情结随着亲人的故去而到来，更随着身体的成熟而茁壮成长。

　　我喜欢上了班级的一个叫杜鹃的女孩。我知道杜鹃是一种美丽的鸟类，会彻夜因为某种情思而啼叫不停，传说它的前世本是一个叫望帝的皇帝，但是后来它的国家灭亡了，望帝就化作一只杜鹃夜夜悲啼，“望帝春心托杜鹃”即是由此而来。我不知道这个传说到底有几分真实，但我喜欢杜鹃是毋庸置疑的。她姣好的面容，丰满的身材，隆起的胸脯，纤细的腰肢，拖在脑后的麻花辫子，都让我的身体里臌胀着青春期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还教唆着我在夜里梦到她，并与她做着隔着帘子我父亲对母亲做的那种事。我坐在与她相隔两排的后座，每天上课都会看见她略微凌乱的麻花辫子，以及她俯下身体时露出的后脖颈，我为她的脖颈上隐隐露出的一层细密的绒毛而如痴如醉，老师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我却在欲望里心动神摇。

　　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异性情窦初开，那种悲观的享乐主义主宰我后，我开始极尽手段追求杜鹃。与其说是追求倒如说是骚扰，我会故意混在四王一刚的队伍里在下课时揪她一下辫子，也会偷偷往她书包里放一只活蹦乱跳的蟋蟀，还会埋伏在女生队伍里，等她跳皮筋时突然冲出去插上一脚。在我奇思妙想的捣乱之下，杜鹃终于成了班上最不受欢迎的女主角，没人再愿意跟她做游戏，因为跟她一起的代价就是什么都玩不到。我成了她最坏的一个影子，总是阴魂不散地突然钻出来提醒她，她的这段求学时光非常非常地不幸。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突然觉得没意思起来。除了经常性的告发导致我被班主任体罚，杜鹃似乎也打定了主意不理睬我另类的引起她注意的方式，对我更不假颜色。我折腾了一阵终于折腾不动了，然后我发现苏离好久没有和我说话，也好久没有和我一起回家了。

　　于是在一天放学后，我追上飞快离开教室的他，问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也不和我一起走了。“你有空吗？”苏离冷漠的语气让我感到万分陌生，没想到一贯温和的他也会有这样冰山般冷酷的时候，我哑然无语。等我反应过来想要跟他解释时，另一个不速之客出现了——刘刚的个子比苏离高出半个头，就是四王一刚里的那个“刚”天王，我这才知道苏离之所以没有立即甩开我，就是等他一起结伴回家。最让我恼火的是，他转身离开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望着他们亲密而行的背影，我的心境一落千丈，两个人不知在说什么笑话，方才还对我冷酷的苏离竟然会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而这笑声是他之前与我在一起时从不曾发出的，他总是小心翼翼维持风度，与我说笑时也少有那种张狂的显露。我还看到，刘刚偶尔拍一下苏离的肩膀，苏离就会同样回拍过去，不一会儿两人就在我错愕的目光中渐行渐远了。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擭住了我，我嫉妒和苏离在一起并肩走在我们曾走过的路上的刘刚，我甚至想象他们会经过那家寿衣店一起冲着寿衣老头咧嘴大笑，也会经过小河边捡一口袋石子打水漂，刘刚一定不如苏离打得好，但苏离会手把手地教他，他们还会一起去那家街角的书店，本来只属于我们的私密空间，被第三个人无情闯入了，我甚至假想刘刚也懂得红楼梦、鲁迅和郭沫若，可以比我更口齿伶俐地与苏离辩论书中的桥段。

　　在我像愣头苍蝇一样任由青春期体内荷尔蒙控制，追逐那还未盛开的花苞时，我却被无情地抛弃了，而抛弃我的却不是花朵，从未得到又怎谈失去？抛弃我的是天上的云，土里的沙，空气里的风，以及小河中的那朵涟漪。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又发现了母亲经常赶往土地庙的秘密。
　　经历了苏离的抛弃后，我闷闷不乐地回家吃过晚饭，母亲鬼鬼祟祟地提着篮筐出了门，我悄悄尾随母亲而出，见她微微发福的背影转过一个个街道，她不停地走着，走着，好像在赶赴一场盛大的集会。她时不时扭头察看身后的情形，因为行走太快，篮子上的布飘了起来，她要腾出手来地将它安安稳稳地掖回篮筐内，趁着这样的空当我成功躲开了她的反侦察。

　　母亲来到土地庙前停下了脚步，此时已经天黑，委员会的人应该早就下班了。母亲站在委员会办公楼下扬起头，突然撅起嘴像布谷鸟一样清亮地“布谷”了两声，我兴奋地以为她一定隐藏了身为敌后武工队卧底的身份，正在与某位藏在暗处的同志接头，而她的代号可能就叫“布谷鸟”。在我的热切盼望下，委员会楼上的灯突然亮了，难道我心想事成，现实中真的有敌后武工队的同志潜伏在委员会与她接头么？

　　看到灯亮后，母亲迫不及待的奔到委员会漆红的铁门前，随着一声门闩开启声，母亲看看四下里无人，一下就闪了进去。门洞漆黑，我并没有看清来开门的“同志”是什么人，但隐隐捕捉到他身上的白衬衫和皮腰带金属卡扣的闪烁，由此判断开门的的确是一位“男同志”。

　　母亲上去后好半天没有下来，我蹑着脚走到铁门前，将耳朵贴上去，没有听到任何响动，我抬起头看着楼上的灯光，影影绰绰有人影变幻，但我依然无法判断那是不是母亲，即便是母亲，她跑到这里跟委员会里的男同事见面，难道是在交涉要在土地庙给二姐设灵牌的事么？

　　因为二姐被原来的土地庙轧死，母亲就一直想在新土地庙里设一块灵牌给她，为了让她冤死的灵魂能在此地安息，也为了让土地神能保佑她下世投胎到一个好人家。但是委员会的同志一直都不同意，说土地庙是国家管理的机构，属于公家的，不能设灵牌。母亲十分不理解，土地庙的香火供应都是镇上的居民长期供养的，新庙的重建也是每家每户凑的份子，怎么一下成了国家的后反而不让他们使用了？委员会的同志很耐心的给她解释，不是不让使用，而不是不准私设灵牌，如果准许了，每家每户死人后都跑到这里设灵牌，那这到底是土地庙还是殡仪馆啊？母亲对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接受，因为不是每家每户的人都会被土地庙轧死，而我的二姐是镇上唯一被土地庙轧死的人，她的灵牌当然比任何死人都更有资格摆在这里。委员会的同志渐渐没了耐心，但依然友好地把我母亲轰出了门。

　　因此我笃定母亲一定是带着一篮茶叶蛋来贿赂委员会同志，准许她将姐姐的灵牌供奉在庙里。我及其耐心地等在下面，大约又过了半个钟头，母亲出来了。她衣衫不整，头发散乱，脖颈的扣子都没扣严，露出里边雪白的锁骨。她贼眉鼠眼的出来后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然后整理了鬓角的发丝，匆匆离开了。我并没有马上跟她回去，而是继续守候在暗处，希望能看是哪个委员会这么好心下班后还跟我母亲谈公事。不一会儿，门又开了，一个形貌猥琐的秃顶男人从门里转了出来。我认得他是负责委员会日常行政的郭主任，和苏医生一样，他也戴着水镜，穿白衬衫和宽大的灰西裤，可他远不及苏医生的风采，眼神游移步履蹒跚，像一棵长期养在水里的白菜一样没有一点生气。在确定没有人后，他提着公文包也急匆匆地走了。

　　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家，被母亲询问去了哪里，我敷衍说去了林家找二林问作业，母亲也没有丝毫怀疑。这时突然停电了，在检查了电箱没有问题情况下，母亲判定是灯泡坏了。父亲已经离世，家里什么活都要她一人承担，就连换灯泡这种本该男人承担的事也要母亲去操心。母亲从小布兜离摸出两角钱给我，喊我去小卖铺买一个新的灯泡回来换，我很不情愿地拿着两角钱，懒洋洋地穿上衣服出去买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