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秦觉序

3、下 我的父亲可

　　我的母亲周安平并不喜欢的我的姑姑吴曦燕，这无干于姑嫂关系。周安平对吴曦燕的不满，来自于吴曦燕这个人本身，她认为吴曦燕太喜欢倾诉自己的不幸，太喜欢指责前夫家的不是，这么多年来，她的耳朵几乎已经起茧。
　　我的母亲更加不满的是，她的女儿，也就是我，居然心甘情愿地对吴曦燕的倾诉洗耳恭听。
　　有一回我去我姑姑家，当时我表姐唐大林正在读研究生，正在医院苦哈哈地跟导师的门诊。
　　我姑姑吴曦燕塞给我一个盒子。
　　盒子是红色丝绒制的，看起来已是破旧，不像是新买的东西。打开盒子的时候发现盒子的铰链处都是坏的——
　　盒子里是一个白玉的镯子，成色不算很好。
　　“你别嫌弃，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我的姑姑说，“这是你奶奶在我结婚的时候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给你。”
　　我对她说，这东西照理该传给我表姐唐大林。
　　“不用。”我姑姑说，“你姐姐像个男孩子一样，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
　　唐大林的确像个男生，从小就是。以前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婶婶带着唐大林和吴臻臻一起去公共厕所。唐大林一脚刚踏进女厕所，就有人喊我婶婶，“哎！怎么回事儿啊，你儿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带进女厕所啊？”
　　此事一直被引为笑谈，最终成为了每次聚餐的必备节目。
　　就算我表姐唐大林不稀罕这个镯子，我也不该要，我说，就算唐大林拿这个镯子当摆设，压箱底也行。
　　我姑姑吴曦燕拿起盒子就往我包里塞，“说了给你，你就拿着，我妈给我的东西，我说什么也不能交到唐家人手里去。”
　　我蓦然心惊。
　　后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包里有一个烫手的手镯，彼时我还藏不住话，回家后在饭桌上立马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跟我母亲说了。
　　“找个时候把镯子退到你奶奶那里去。”我母亲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的母亲为此训诫我，却不是训诫我收了我姑姑的镯子，而是告诫我，做人要学会放下，不要耿耿于怀，斤斤计较。
　　我小声反驳我的母亲，“可是谁也不知道姑姑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没有理由让她放下啊。”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与其衡量是非的尺度，所以我的母亲对我姑姑的所言所行无权置喙。那个时候我自己却忘了，我的母亲也有自己的底线与其衡量是非的尺度，我对我母亲对姑姑的评价这件事自然也就无权置喙了。
　　只是身处其中之时，我母亲将自己当做了世间万物的尺度，道德的标杆。而我虽然讨厌与人论及道德，但那时我的确也将我自己当做了世间万物的尺度，以及道理的本源。
　　我母亲对我的反驳怒从心起，但她为了维持自己一个理性人的形象，压制了自己的情绪。
　　她说，她只是觉得做人不要在别人背后说那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唐家种种，都不该再提，没有意义。说到最后，我的母亲几乎哽咽，“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说这些。我只知道我嫁到吴家这么多年，就是吴家的人，我为吴家做了一辈子贡献，我坦然，我问心无愧！”
　　她又一次感动了她自己。
　　所以我说她与我的祖父祖母并无区别。幼时我看电视剧，电视剧里说坏人的心都是黑色的，彼时我已经知道黑的反义词是白，便对一旁的祖母说，“奶奶是好人，所以心肯定是白色的。”
　　还在看电视的祖母神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的心不是黑心，也不是白心，我是一颗红心！”说到“红心”二字时，她隐隐透出不容置疑的骄傲自豪。
　　她也感动了她自己。
　　后来我想，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一样，她极力挣脱了过去那个荒唐可怕喊口号写大字报的斗争时代，可她的骨子里却在悄悄地怀念。
　　我的母亲作为新时代的职业女性，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权利。她也极力挣脱了那个女子嫁到夫家便像献祭一样没有自我的时代，她似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她精神的故乡，仍然处在旧社会偏僻的山村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我的母亲谈心。因为我发现，她和我的姑姑吴曦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也为自己的婚姻感到不平，并且渴望倾诉。但是她不愿公然承认自己婚姻的不成功，更不愿承认她早已满腹怨怼需要发泄需要倾诉。就像一个用仅剩的最后一点钱买下食物的穷人，吃进嘴里发现食物已经变质，也要继续咀嚼下咽，并且阻止自己想要将食物呕吐出来的生理反应。她视这种呕吐为不道德。
　　而我已经学会了不与她争辩，毕竟我无法赤裸裸地指明她逻辑上的漏洞：在她评价“我姑姑背后说唐家人”这种行为不道德时，她自己也在背后指责了我的姑姑。
　　我更不愿与她讨论她的婚姻。
　　我记得曾经，我不但愿意对我姑姑的倾诉洗耳恭听，对于我母亲的抱怨，我也是不拒绝的。我甚至觉得我有做心理医生的天赋。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医者不自医，同理，如果我遇到的是我自身家庭中的问题，我也就无法客观地给出建议了。
　　因为当我身处其中，便无法清醒审视问题，而当我将自己从家庭剥离开去，给出客观建议时，我母亲便要骂我冷血无情。
　　我一直不觉得我的家庭幸福，可是我的父母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如果我胆敢说不，他们便要责怪我不知好歹。但我并不认为我活得比唐大林或者吴臻臻幸福。只是我的不幸，没有那么狗血，没有那么典型，没有八点档的话题性。但我的不幸是最普遍的，是时代分配给这个世界大多数家庭的不幸，这种不幸，无人同情，甚至无法向人开口言说。就像中产阶级，他们比大多数人生活得更优越，可是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看得见更上层的模样，带着爬上上流社会的希冀，可上层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早就被瓜分完毕，于是中产阶级被现实击得头破血流，却无法叫苦。
　　我的父亲吴宏文与我的母亲周安平是高中同学。
　　我的父亲原本考上了我老家附近县城的一中，县城最好的中学，但是因为一中离家太远，一月只能回一次家，无法帮家里干农活，所以上完高一我父亲就换了离家近的农村高中。比起农民家庭短视这种说法，我更愿意心地善良地相信这是身为农民子女的无奈。
　　高二的时候转学的吴宏文和我的母亲周安平成为了同班同学。
　　他对周安平的第一印象产生于一次上课铃响时。当时吴宏文已经坐在了座位上。在上课铃声结束的最后一秒，几个女同学一起进了教室的门，边走边说边笑。吴宏文并不知道那几个女生在说什么，他只注意到其中一个女生笑的时候嘴巴咧得最大，眼睛眯得最小。
　　他心想，怎么会有人笑起来这么难看。
　　于是他记住了这个女生，并且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名为预感的东西——
　　这个女生将来会成为他的老婆。
　　这个女生就是我的母亲周安平。
　　以上，就是我父亲与我母亲的罗曼史。这段罗曼史，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告诉我父亲“一见钟情才是真爱，日久生情都是习惯”的后，我的父亲才告诉我的。我无法证实，这段仅仅发生于我父亲内心独白的故事是不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尤其是他说起这段罗曼史的时机又是如此的尴尬，似乎只是为了给他们所谓的爱情正名。
　　在之后我又听说了“一见钟情不过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权衡利弊”，这次我并没有把这句话告诉我的父亲。因为我怕他露出什么马脚，令我们彼此尴尬。
　　在我了解这段罗曼史前，我不是没有探寻过我父母的爱情。我曾经是一个好奇心极度旺盛的人。我不但探寻我父母的爱情，甚至在知道有安全套这种东西之后，还光明正大地问我的父母要过，理由是没有见过，想看看长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还小，并没有意识到不是每一对已经有了孩子的夫妻都会有那种东西。
　　我听过的，我父亲与我母亲爱情的最早版本，是从他们大学毕业开始的。
　　他们是高中同学，但是考到了不同的大学，大学时期并没有恋爱，只是偶尔书信往来。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的父亲写信说，她快要大学毕业了，她的父母打算把她嫁出去，她问吴宏文，愿不愿意为她做军师，出谋划策。
　　放在几乎人人荷尔蒙外喷的今天，这信中含义非常浅薄，不需要咀嚼。但我的父亲吴宏文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可正是这个不解风情的人，看见信中内容的那一刻福至心灵，他知道周安平需要的不是一个军师，而是一个男朋友。
　　于是他们开始了以结婚为目的的自由恋爱。
　　我的父亲在恋爱过程中送过我母亲很多东西——
　　项链，在我母亲坐公交车的时候被偷了。
　　自行车，在我母亲把它停在家门外的时候被偷了。
　　……
　　总之，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我出生以后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就不曾送过我的母亲任何东西。
　　事实证明，我的父母可能确实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的曾祖母在我父亲吴宏文正在热恋的时候去世了，这本来怪不到我母亲头上去。
　　但是那天，吴宏文和周安平说好了要去约会。
　　我的曾祖母对他的孙子说，不要去。
　　那时她已经是一个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的老人了。吴宏文挣扎再三，还是去了。
　　走之前，他对我曾祖母说：“好，我哪都不去，留在家里。”
　　等吴宏文回到家的时候，我曾祖母的尸体已经冷了。
　　我的父亲为此感到懊悔，从那时起，他便成了一个孝子，视他吴家的事，为世上第一大事。
　　我的父母结婚以后三年生下了我。此后两年，他们在别的城市打拼，在工作上倾尽心血，于是把我寄养在老家，大概一两个月来看一次。
　　自我两岁，我的父母调至本省的省会工作，我的寄养生活才随之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此后二十余年的生活，都是为了让我意识到，人生本没有意义，我的父母只是在重复我祖父母的不幸。
　　自我叔叔去世以后，我祖父的眼睛里就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了，他时常对我的祖母大发雷霆。但我发誓，只要我的祖母一过世，他的眼里又会只剩下我的祖母，天天以泪洗面，心怀愧疚，后悔不迭。然而当我的祖母在世时，我的祖父不会对她有一丝一毫的仁慈。
　　我听说过不少我父母恋爱时的浪漫故事，比如项链，比如自行车，甚至我父亲曾经带我母亲跳交谊舞。但是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便不曾见过我父母之间有任何浪漫可言。
　　充斥我记忆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突然开始沉迷于麻将。
　　每天放学以后我回到家门口，我还没有掏出挂在脖子上吊在衣襟里的钥匙开门，我就知道我父母在不在家。如果我可以听见一些吆喝，甚至一些搓牌的声音，我就知道我的父母在家了。
　　当我打开一条门缝的时候就可以闻到一股烟味。我总是悄悄从大门溜到我自己的房间，很多时候我的父母甚至不会注意到我是否回家。
　　对于我父母来说，那段时间麻将突然从应酬上司和同事的工具，变成了他们的娱乐方式。那时候还没有自动麻将机，连我家的饭桌都换成了吃饭麻将两用的，它的四面都有小抽屉，以便于打麻将的人放零钱。听起来似乎并不太可怕，我换一种方式来说。
　　我的父母变成了两个赌鬼。
　　幸好，这只是暂时的。
　　我的父亲吴宏文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赌鬼，他很快意识到再这么赌下去，他女儿的学业可能就要跟着荒废了。
　　有一天，吴宏文突然跟周安平约法三章， “以后我们两个，谁也不许打麻将了。为了女儿的学业。”
　　吴宏文和周安平悉心育女的状态维持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父亲给我做了晚饭，我吃了以后就去写作业，写完作业还看了会电视。过了一会，我父亲说，“太晚了，明天还要上课。快去睡觉。”
　　我不情不愿地去睡觉，直到我睡着，我的母亲周安平也没回家。
　　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随后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我已经很大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父亲把大门反锁了，将我母亲锁在门外一夜。当时我的母亲向我父亲哭喊，“我地也拖了，衣服也洗了，工作、家务我都做了！出去打打麻将难道就不行吗？”
　　我的父亲是这样回答她的。
　　“如果只是为了做做家务，我为什么不找一个保姆？”
　　然后我的母亲屈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打麻将。
　　我记得这段原委我是从我的父亲吴宏文那里听来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跟我讲这些，大抵是为了凸显他对我教育的重视与严肃。后来我想，他潜意识里可能在宣示，他在这个家庭里的权威与主宰。
　　我父亲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感到不适。我并不想知道我父母之间的较量与暗流汹涌，更不想听到关于我的父亲用任何一种方式征服我母亲的言语。
　　我感到羞耻。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很远，便选择了寄宿。周五回家，周日返校。彼时，我的父亲周五会开车来学校接我回家，周日开车送我回校。
　　不知从哪个周五开始，我的父亲不再开车接我回家吃晚饭，而是带我去一个酒楼吃晚饭，只是带我，没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总是告诉我，我的母亲有事不回家吃饭，他带我到外面吃好吃的。
　　每次都去同一家酒楼。
　　那家酒楼有一个叫狄兰的经理，每个周五我们去的时候都亲自来为我们点餐，从不假手于一般的服务员。她年轻得我分不清该叫姐姐还是阿姨。
　　她对我很亲热。
　　我好奇她和我的父亲如何相识。我的父亲说，以前他在管销售的时候经常需要喝酒，那时候狄兰还是一个服务员，有一回她正好服务我父亲他们那个包厢，看到我父亲已经喝得不行了，就把我父亲杯子里的白酒全都兑了水。我父亲一喝便知道她做了手脚，很是感激。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那个学期结束以后，我的父亲再也没有带我去过那家酒楼，我也再也没有见过狄兰。
　　从我高中毕业以后，我的母亲就开始喜欢与我谈心。
　　比起听我父亲说他如何动用权威的羞耻，我母亲对我父亲的抱怨似乎不让我感到太过尴尬，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试着去理解她。后来我发现，我的母亲周安平并不需要我的理解。
　　有一回我的母亲对我抱怨吴宏文的自私与小气。
　　她说，在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在与我父亲同一家单位工作，那时她的收入还不如后来那样高，不过我父亲的十分之一，稍微用多一些钱都需要看我父亲的脸色。有一年快过年了，她的办公室里很多同事决定一起上网买年货，彼时电子购物正是新兴的时候，网上可以买到许多普通超市里买不到的进口食品。我母亲见同事都买了，便也跟着买了，她给我们家还有我爷爷奶奶买了很多进口干果，她自己的娘家，是一点儿也没有买的。
　　那时我母亲自己还没有买车，她和我父亲又在同一个单位，一般都是坐我父亲的车，一道回家。
　　年货寄到办公室的那一天，我母亲发现东西光靠她一个人是拎不到车上的，便打电话给我父亲叫他来我母亲那层楼接。
　　我父亲到了以后，看见一地的年货，大发雷霆。
　　“买什么买！”
　　他吼了一嗓子，转身就走，留我母亲周安平一个人在办公室。
　　周安平的身后是一屋子的同事。
　　我母亲说她当时羞耻得几乎无法在办公室立足，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着公交车把那一地的年货运回家的。
　　听我母亲讲这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一年，我们家第一次吃上碧根果和夏威夷果的那一年。
　　那一年过年的时候，我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对着茶几上的碧根果，吃个不停。
　　吴宏文从不为他的错误道歉。
　　每当有人指出我父亲不是的时候，他都会说，男人嘛，总是要些面子。我的父亲可能没有想过，不是男人总是要些面子，而是身为一个人，总是要些面子。
　　我的母亲每次说到这些眼眶都会红。
　　有一次母亲节，我祝她母亲节快乐。我母亲突然哭了，她说，她讨厌母亲节这个节日，每到母亲节，微信群里，朋友圈里都是祝母亲节日快乐的人，她受不了，因为她的母亲早已不在了。
　　她说，如果她的父母还在，也会心疼她的，可是她现在，没有一个人心疼。她指责我的父亲自私，她说，吴宏文作为一个孝子，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开车回老家看自己的父母。可是她一年想多回一次娘家，吴宏文都不愿意陪她去。
　　“你爸爸这个人，真的自私。”她又重复了一遍，“他心里只有姓吴的。”
　　她说，有一回她梦到自己早已过世的父亲，半夜哭醒，希望吴宏文可以安慰她，吴宏文却责怪她过于敏感，叫她快些睡觉。
　　她说，吴宏文出差的时候，打电话给她，只会问她，电话费帮他交了没有，女儿有没有回家，从来不问一句，老婆累不累。
　　那时我虽然已经成年，但我确实不了解我的母亲，我以为她的倾诉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她希望我能帮助她解决问题。于是我理智地思考了一会，告诉她，如果她要和我的父亲离婚，我没有意见。
　　“你今天这句话，真的伤了我的心。”我母亲震惊地望着我，“我以为你会安慰我，没想到，你和你爸爸一样自私，和他一样，不愿意听我说话。”
　　我一时语塞。
　　人脑就像一个控制系统，一个处理器，有输入也有输出。我脑子里被我母亲输入了太多对我父亲的指责，所以我的脑子做出了理性的判断：我的母亲与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满是痛苦。然后我的脑子开始分析，如何解决我母亲的痛苦，我的得出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婚。
　　我认为，不爱就可以是婚姻的终点，不必等到结仇。何况我的母亲已经满腹怨怼。
　　但是我母亲的反应让我吃惊。那时我才发现，她不需要我为她解决问题，她只是需要一个垃圾桶，最好能发出一点儿回声的垃圾桶。
　　“你爸爸只和我说过一次离婚。
　　“那时我们刚到长沙，你爸爸的同学来家里做客，有十几个人，要在家里吃饭。我出去买菜，我看那天外面下着雨，好大的风，我叫你爸爸带着你，我好出去买菜。
　　“结果你爸爸叫我带着你出门买菜。
　　“你说——
　　“下着雨，那么大的风，你才两岁，他叫我抱着你出门去买菜！”
　　我母亲的眼里又泛起泪花。
　　“我和他大吵一架，他说，过不下去就离婚！”
　　“你和你爸爸一样自私。”我母亲摇着头，“我父母都不在了，只有你们，除了这个家庭，我还有什么亲人？”
　　我母亲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如果今天你不在了，我马上可以去死！”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母亲面前提离婚二字。
　　但我认为有必要让我父亲做出一些改变，不让我母亲痛苦。
　　我和吴宏文谈了很久，那时他已经做了公司的一把手，与我谈话就像对待下属，认真严厉。他很有修养地等我说完所有的话，然后开始一条一条反驳我。
　　那次谈话像一次答辩。我的父亲吴宏文像一个专家那样有条有理。而我像一个极其失败的学生，一边抽噎一边辩解。
　　吴宏文评价我，“你跟你妈妈一样敏感。”
　　我哭着对吴宏文说：“你知道我妈妈怎么说我么，她说我跟你一样自私。你们怎么都这么说我？我怎么都像了你们的缺点？”
　　“像又怎么了？”吴宏文宛如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家长，“父母的，好的坏的，你都得接受。”
　　我的父母不希望我跟我的姑姑吴曦燕太过亲近，因为他们害怕吴曦燕失败的婚姻让我对结婚生子感到恐惧。
　　而他们错了，我对婚姻生活感到畏惧，并不因为吴曦燕，而是因为我这对自认为给了我无比幸福家庭的父母。
　　我不知道他们是知道自己的失败而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更改，还是他们就以为，这样的生活就已经是幸福。这两者于我而言，我想不清楚哪种更让我感到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