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摩西》再见谢谢所有的鱼

1、从里尔克《严重的时刻》说起

　　从里尔克《严重的时刻》说起
　　By 再见谢谢所有的鱼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这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严重的时刻》，陈敬容老师的翻译版本。
　　这是一首很简单的是，从字面和结构上来说都很简单，诗人为我们点出了四个严重的时刻：哭，笑，走，死。并且加上了一个相同的副词：无缘无故。我尤其喜欢这种简单的诗，第一次遇见这首《严重的时刻》，就有一种当头棒呵的感觉，紧接着浮想联翩，脑洞大开。这里我打算从三个方面向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脑洞，或许有开大了的情况，请原谅。

　　一 个体
　　这首诗只有四句，提到了四件事：哭、笑、走、死，都是无缘无故的，并且都与我有关，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四件事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常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哭，有时笑，疲惫地奔走，然后在某个时候死去，基本上，所有的生命都会经历这四个严重的时刻，我想称呼这位生命存在的四种常态。
　　认真地回顾生命，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确实都是无缘无故的。
　　首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无可选择的。可能是因为某个破损的避孕套，可能是因为开放了二胎政策。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被抚养，被教育，开始展开我们的生活，开始承担一些责任，开始体会悲喜，开始哭，开始笑，可是这哭和笑，又是为了什么呢？正如今何在的疑问：“我们是为何而悲，为何而喜呢？”我的悲喜，真的是由自己掌握的吗？
　　譬如：我们都期待着幸福快乐地过好这一生，可是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如意？被嫌弃的松子那么努力地想要获得幸福，为什么最后只能被抛弃孤零零地死去？我曾经有过一个让自己不寒而栗的猜想：我站在路上，向左走，向右走，先迈左脚，先迈右脚，是不是会遇上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过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不是意味着，每时每刻，我都在分裂成无数个不同的我，在不同的人生里经历着不同的事？这个猜想最后在我的脑洞里坍塌了。但其实早有许多不同的文学文本在描述这个猜想，比如电影《无姓之人》《罗拉快跑》，比如九把刀的小说《精准的失控》，刘以鬯先生的小说《打错了》。
　　关于命运的猜想，我们可以从古希腊的剧本中找到源头，可是正如必然玷污母亲床榻的俄狄浦斯王，我们都没有作弊器，我们都不知道生活原本的模样，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熵值不断增长的混乱世界。这里变幻莫测，惊险重重，我们都不知道命运给我们安排了怎样的风雨，只能无缘无故地笑出泪花，或哭出泪水。
　　在生活的摆布里，我们都是不重要的棋子，无缘无故地奔走在大地上。
　　或许第三句诗于我们而言是感触最深的。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奔走的过程中，会突然累了、疲惫了、无力了，于是停下来，张皇失措，满目疮痍，于是恐惧地反问自己：无奈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这样奔走？或者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我现在的生存状态，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最后的追问必然是：我活着、我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记得电影《少林足球》中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片段，周星驰扮演的阿星在赵薇扮演的阿梅面前说：就算是一条咸鱼，也有它自己的梦想。梦想在当今已然成为了一个引人发笑的词，很少能有人把生活过成最初的愿望，那些坚定不移的追逐梦想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冒傻气。怎么说呢？我最喜欢的童话中有那么一句话：我们都来自光与神祇，但在放逐中离散。或许一开始，我们的征途都是星辰大海，但最后大多数人都走得双腿污泥。我们在奔走中处处碰壁，偏离了一个生命个体的意愿，偏偏这种无缘无故的奔走犹如来自宿命的摆布，我们无能为力。
　　我曾经逢人便推荐西班牙电影《布尔什维克的虚弱》。布尔什维克党是多数党，布尔什维克的虚弱即大多数人在平常生活之下的虚弱，电影中两个不甘于庸常的主角试图反抗这种虚弱的生命形态，于是一个死去，一个甘愿入狱。这是事实。我们大多数人，即使有不甘，也是屈从与这种无缘无故的奔走，像萨沙电影《布鲁诺》中布鲁诺一样，波顿电影《艾德伍德》中伍德一样，无视世俗条例一条路走到底，无论结局成功与失败的人，实在太少太少，这是事实。
　　我们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个复杂莫测的世界，无缘无故地奔走在生活的浪潮中，被各种思潮引导，被各种主义左右，被各种理论洗脑，然后有一天死在安定的卧室或者痛苦的病床上，这就是我们的庸常的一生。

　　二 “我”与他人
　　上面那个角度是从个体角度理解诗歌，其实这首诗从字面上看，是至少存在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一个是“他人”，那个不知在何处的“他人”。按照绿原老师翻译的版本，每一行的最后一句是：他就是哭我；他就是笑我；他就走向我；他就看见了我。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世上哭，在世上笑，在世上走，最后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二者一切，都与我有关。这又让我不寒而栗了。
　　我想象着这样一个画面：这世上有一个人，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他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忽然再也撑不住了，倒在了荒原上，他伸出手求助，双眼瞪着前方，瞪着正想象着这一幕的我。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与我无关，可当我想到他的死亡时，居然开始害怕，并且为他感到难过。
　　我想，我们应该都有过这种情感：对陌生人的同情心。不是说怜悯之心，而是时候我们被陌生人的喜悦、悲伤感染，感同身受。而且是对陌生人，不是亲人、朋友，或者偶像。这种同情心最常出现在我们读故事的时候，“读故事”包括读书、看电影和看电视剧。
　　还是我最喜欢的那本童话，里面有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世界是阿兹卡班，故事是假释。我们的生活，如前文所说，是充满荒谬和压力的，而作为其中求生存的人，我们是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的，当这些情绪无法在真实世界得到正常的宣泄，我们便求助于故事。我们开始创造故事，阅读故事，故事中的人代替我们去承受悲欢离合，我们又在这种阅读中得到情感的排解，所以说，世界是阿兹卡班，而故事是假释。我个人就特别容易为故事而落泪，《守望者》中罗夏死去的一个情节，曾让我痛哭整整一个下午，这些眼泪是对一个英雄的祭奠，也是我感受到罗夏所坚持的正在我自己身上瓦解的悲哀。
　　为故事中的人产生同情心是最常见的，但我觉得，更高尚的情感，应该是对真正的“他人”，产生同情心。
　　人的感情，怎么说呢，确实都是自私的。譬如我们都喜欢美国队长，把他选为领袖，或许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成为美国队长，而是因为他的品质是永远无私，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自然，他也不会放弃我。
　　在这里我想说两个案例。
　　第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危及全球，如果毁灭纽约及其三百万人民，就可以停战拯救世界，我们要不要放弃这个城市？
　　第二：我们六个人遇难躲进了一个山洞，因为缺少粮食而面临生命危及，这时有人提议要抽签选出一个人献身作为口粮，虽然这个提议者在抽签前反悔了，但我们还是依据抽签结果杀掉并吃掉了他，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这些存活者应不应该被判杀人罪？
　　重大决策按钮有没有按下？
　　这里第一个案例来自阿伦·摩尔的漫画《守望者》，脱胎于经典悖论“电车难题”。第二个则是美国20世纪著名法理学大家富勒提出的假象公案，后来法学家萨伯据此写出了《洞穴奇案》一书，书中收录了十四份法官的判决书。
　　在《守望者》中，超级英雄法老王和曼哈顿博士选择了牺牲纽约以熄灭核战，维持和平稳定，唯一坚持“世界末日面前也不妥协”的罗夏被曼哈顿博士杀死。
　　在《洞穴奇案》中，也有不少法官为存活者辩护。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认为杀人有罪的，那么为什么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有了例外？
　　我们可以很快找出共同点：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可以牺牲一小部分人的。或者更直接一点：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可以牺牲其他人。我们始终是站在获利者的一方考虑，而非站在被牺牲的纽约市民或被杀害者的角度。
　　回到刚才，我们人类天性内在的残忍和自私，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同情心变得尤其珍贵的原因。我们走在人群中，很少关注擦肩而过者的情绪，也极少被关注。人群中充满着回避、冷漠以及嫉妒。那个在某处哭、某处笑的人，他也是在哭我、笑我。我们同样孤独，我们都不关心他人，也不被关心。
　　我最喜欢的散文家之一，刘亮程，他在《寒风吹彻》中写道：我的这一炉火，太过微弱，只够温暖我自己。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的确，生活如此艰难，关怀自己已不容易，更何况他人事？至亲之间尚有不可打破的屏障，无法填塞的沟壑，我们都是孤独地在世间哭、世间笑、世间走，最后猝然离去，其实很少有人在关注你。
　　这就是我不寒而栗的原因。孤独，是生命的底色。

　　三个人与社会
　　第三个角度，是由第二个角度发散开来的。
　　是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无暇关注他人的生命，但是个体毕竟归于整体，作为人我们是孤独的，但作为社会人，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又是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些事情，我们有必要听见一些人的哭声，关注一些人的笑声，看到一些人的奔走，参加一些人的葬礼。
　　我长期在知乎关注的话题有“儿童权利”和“女性主义”，这背后牵涉到的关键词有家庭暴力，儿童性侵，校园暴力和性别歧视。这些关键词后面有被遗忘的李佳怡案，小苏丽案，崔丽丽案，如家和颐酒店案件，以及前段时间包贝尔婚礼上的柳岩事件。我每每为这样的案件而愤怒，甚至愤怒到哭出声来——这无疑来自我的软弱。因为此时此刻，就有无数的儿童在承受暴力，有无数的女性在男权压力下痛苦挣扎。
　　我们尤其愤怒女权主义者被妖魔化。有不少人讥讽女权主义者的激进，他们声称女性地位早就提升了，但□□案发生必有此女“不检点”的言论，大龄不嫁则必有此女“贬值”的言论，交往过男友的女性被评点为“二手房”，若不幸意外怀孕堕过胎，则更不得了了，是“死过人的二手房”，在女性被如此物化的风气下，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平权的年代。
　　而且，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饱和，竞争压力增大，女性正在被迫淘汰出职场。婚姻法的更改，二胎政策的开放，《婆婆就是妈》的传唱，都表现出女性被迫回归家庭的倾向。而回归家庭之后呢？女性就不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她的丈夫。她在大街上被殴打，旁观者不会插手干涉一个丈夫管教妻子，而是怀疑她是不是出轨；她被□□了，人们关注的不是她的意愿受到了伤害，而是她失去贞洁她丈夫戴了绿帽子。我曾经这样跟男友开玩笑：如果你现在把我打死了，可能要判无期，但如果我们结婚后你再把我打死了，就只要判六年了。这是个玩笑，这也是事实。
　　我是真正地愤怒着，愤怒于我所听到的女性同胞的哭声，但我却无能为力，只能发出无力的呐喊，而且这呐喊也被质疑。我的一位男性友人曾不屑一顾地告诉我他懒得关注这些，这与男人没关系。我只能告诉他：如果我是男的，作为儿子，作为配偶，作为父亲，我要为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发声。
　　我不相信这些苦难与我没关系。我关注着生活在阴影和暴力下的儿童，关注着生活在歧视和压力下的女性，关注着挣扎在底层的人民，关注着战争地区的灾民。关注这些，并为之动容，到底有什么卵用？我也很难说清，我看了纪录片《两元女子公寓》，哭了一场，看了报告文学《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又哭了一场，又有什么用？我也很难说清，上一段中所说的同情心有什么用。
　　当我了解到叶企孙老先生的生平的时候，写过一个句子：“你们都是幸存者，而我，我行走于大地上，我是诗。”句中的“我”自然是指的叶老。陈怀琦老师给我们讲北岛的诗歌《结局或开始》时，非常动容的讲到遇罗克的惨剧，我再次感到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在有着这么多苦难的人间，我依然保有健全和生命，我是一个幸存者。这种“病态”的情绪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部非常喜爱的电影，叫做《战场上的圣诞快乐》，主题曲相当有名，是日本著名音乐家坂本龙一所作的《merry Christmas，Mr.Lawrence》，主演也非常有名，就是坂本龙一和美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电影改编自自传小说《种子与播种者》，本来我并不理解这个书名与故事有什么关系，直到电影结束，劳伦斯对着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日本军官原上校说出了下面这段话:赛利亚斯用他的死，在与野井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而我们也许都在它的成长中分享到了救赎。
　　如果说，在我们开始关注事件，关注生命，并为之动容的时候，是被播下了种子，或许有一天，它也会发芽吧，并长出果实吧？譬如我，我虽然懦弱，幼稚，但我将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并坚决发对一切女性歧视。又譬如，我读了一些诗，并想到了一些事，并把它们化为文字写在这里，大约跟里尔克播下的种子有关吧。
　　我们都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在冥冥中互相影响。我希望我们都彼此关爱，都珍惜这个复杂又美丽的世界，都珍重这场莫名其妙的旅行。希望所有哭声不被听到，笑容不被看见的人，都能有一个好的故事。希望在疲惫生活里，依然存活着英雄梦想。希望所有美好的感情，都能够在不朽的诗篇里，与岁月同长。

作者有话说

　　2016读书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