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与许知远，金刚经和财神庙》咏梅

1、何伟与许知远，金刚经和财神庙 每

　　每次人生低潮读何伟（Peter Hessler，著有River Town《江城》、Oracle Bones台译《甲骨文》、Country Driving《寻路中国》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的书，合上书页时都会泪流满面，10年前读Oracle Bones如此，10年后的今天读《江城》和《寻路中国》亦如此。并非因为他写了什么感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是他笔下娓娓道来的就是我曾经的生活，从字里行间，我读到的好像正是我自己，一个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里从农村走到城市的中国人的悲喜和无奈。这有点像身处歧途的人，总爱找算命先生，让他算算你的前世今生，等他把你经历过的苦难一一指出，你会悲不自禁却又感动不已。犹如他乡遇故知。

　　细究一下，这有点不合逻辑——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人不是吗？何伟是美国人，他有着和我们迥然不同的成长环境，求学也是在极其高大上的学府——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但牛津毕业后，他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一个偏远小城市的师范院校涪陵师专做了两年的外教。在他写出《江城》这样的著作并且声名日隆的今天往回看，当然可以很容易地说，当时的他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涪陵师专是一个绝佳的结点，连接着中国西部未经开化的贫困乡村和将将开始改革开放的小城市。而经由他教过并保持着长期联系的学生们，他的触角又能进一步延伸到更偏远的城镇乡村，甚或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

　　然而，假如把他的经历代入到一个中国人身上，从牛津大学留学归来，却跑到比我们还穷的非洲国家某偏远小城去教两年书，同胞们一定觉得你有神经病，或是读书读傻了。范进当年没中举疯掉了，大家都能理解他。放在今天，假如他中举了，奋斗轨迹应该是：农村进小城镇，小城镇进大城市，大城市去更大的城市，实在没有更大的城市可以去了，就去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当然，如果直接从农村去了大城市，或者去了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那就是一步登天光宗耀祖了。光宗耀祖是很令人艳羡的，你成功了，活着的人认同你，还能告慰兴许从未谋面的先祖的亡灵。

　　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几乎全部来自于别人认同你，特别是周围和你有直接关系的那些人认同你。怎样才能被认同呢？要么是有钱，要么是有周围人所没有的特权。而且，获得这一切最好要快！个人理想无关紧要，当然，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也恰好就是升官发财。正如何伟在《江城》里所写：“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的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这恐怕要归功于教育。当代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本质上沿袭自不断更迭的王朝。王朝统治者需要选拔的是忠于朝廷、维护体制的“人才”，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挖掘个体的潜能从而让整个社会更多姿多彩日益进步。培育“人才”的方式是灌输标准答案，对标准答案越熟悉的人获得的评分就越高。人们则半推半就地顺应这种选拔模式，稍具天资的儿童，在家族协助下很早就脱离了日常劳动，尽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来牢记尽可能多的标准答案，从而获得进入体制所需要的知识，被纳入资源分配体系的最上层，通过资源分配而非价值创造获益，进一步使自己和后代脱离劳动阶层。现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同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两套互不相干的平行体系——一旦上学了，一应生活琐事都有人替你包办，学生们的任务就是不断重复直至最好把书本都背下来为止，保证务必在考试时原原本本地把标准答案写出来。人的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这部分最宝贵的资源，甚至体力和求生能力以及细腻的感知能力都一律被压制。正如何伟在涪陵所见，即使已经上到大学了，学生们还是连演绎一部外语话剧的自由都受到诸多限制。

　　历代王朝的显著特征是封闭。外面的世界在进步怎么办？很简单，关起门来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治下百姓什么也看不见。对付不利言论的杀手锏总是那一招：封——何伟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各自的“敏感”程度决定其能不能在中国出版以及出版的时间。Country Driving写得最晚（2010），却最早出简体中译版（《寻路中国》），据说因为主要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因而“敏感”程度较低。River Town写得最早（2001），却是在《寻路中国》之后才于2012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中文版。至于Oracle Bones呢，对不知情的中国人来说，它并不存在——目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前两本书封底，有三行中文字：

　　彼得.海斯勒作品系列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江城》

　　即使是已经出了中文版的这两本，也只是静悄悄进入流通，未见声势浩大的宣传。

　　转回头看看类似的中国作家，譬如许知远。文笔是很好的，但读完后，却不由得深深地失望。他无疑成功地描述了一些事件，阐述了一些观点，但这些浮光掠影，省略了对人物已经人物所经历过的生活的省察，读过后留在脑中的还是只有空洞的文字喧嚣。基本上，中国作家，特别是现代作家，笔下都只剩下观点，不太探究真实的人或人们的真实生活——作家们自己也脱离真实生活很久了！更早前，余华本身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活着》有很好的生活底蕴，但是禁书！《平凡的世界》则是在将近30年前发表的。莫言的获奖作品也很有些年头了。苏童、王安忆等等，早已是被忘却的存在了。引领流行文化郭敬明，他所描绘的生活是真的生活吗？

　　许知远可能不理解我，但我理解他。他有他的无奈，典型的中国精英阶层的无奈。他们奋斗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任何把自己放入食物链底端的行为，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都可能让他们再也爬不回去。一步踏错，甚至一言不慎，他们失去的会比平头百姓多得多。似乎中国的每个王朝发展到最盛时都益发如此——精英阶层变得小心翼翼。几无例外的是，精英阶层日益与底层群众隔离，组成了一个个光鲜却无力的小圈子，然而，他们既改变不了自己随时可能受冲击的命运，也领导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当精英们自身利益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或他们的同类会大声呼喊一阵，呼喊一个理想的国度，在那里，政治清明、权力温顺。但这些呼喊和底层社会因为拆迁补偿之类的不公而掀起的上访或抗议一样，都是局限在小范围的一个个孤立事件，来不及组织起像样的对抗机制，连吸引关注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就自己平息了。

　　中国人总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或国家），但事实上，谁的幸福也不会来得更容易一些。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才通过平民、贵族、皇权、教会错综复杂的残酷斗争实现了人性启蒙，建立起现代文明。一小撮英国人带着反叛的基因，九死一生逃亡到美洲大陆，经历了流血垦荒和真刀实枪的内战以及其后几十年的磨合，才终于换来稳定的制度和长久的发展。比较而言，中国的事情其实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不断换皇帝而已。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闹一闹，改个朝换个代，一如既往，无穷循环。那些常被挂在嘴边的苦难，细想一下都白受了，人性启蒙从来没被真正提上日程。

　　社会是人的合集。没有人的启蒙，而想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这个世界应该还没有过这样的好事儿。人的启蒙，首先便是认识自我，进而认可自我、提升自我，在与世界融合互动的过程中改造世界。只有人们真正活出自我，才能形成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在社会中通过斗争、谈判、妥协达至平衡。而一个由外在驱使的单一价值观社会，人们往往成为乌合之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个从小靠背标准答案脱离劳动阶级的民族，要完成自身的启蒙，进化到现代社会，还是得把西方已经走过的路都走一遍，一步都不能省，没有捷径可走但有有利条件可用。其实东方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智慧。恰如金刚经开示，世尊在布道前，要先乞食、收衣钵、洗足、敷座而坐。须菩提初时总以为世尊能一举渡尽发心的善男信女，佛却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经过轮轮问答，循循善诱，须菩提终于认识到“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瞧，启蒙之道已经在这里了，人终究只能求诸于己，在娑婆世界中“行于布施”，才能抵达般若彼岸。

　　但这对于中国人是很难理解的道理，几乎每个人想的都是早日升官发财，脱离劳动。我们毕竟不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总习惯于选择容易走的那条路。于是，对佛的祈求变得清晰无比，身后能不能圆成佛道不要紧，但求菩萨保佑免除现世的辛劳，世世代代丰衣足食。这与中国的教育也算是相得益彰了吧。

　　每个人都有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又别无二致。不能从自己身上挖掘创造潜能的结果就是需要依附到集体中去实现个人的人生目标。这个特征已经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身上——看看美国人何伟，他自己早已很清楚自己想成为作家，也为这个目标做着各种准备，包括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学习英美文学，而后把自己扔进最基层的中国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他的父亲丝毫不觉得儿子名校毕业没有“工作”是个事儿，始终坚信他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而他的妻子，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儿，从小的理想也是成为一个作家。但父亲对她的写作梦并不认同，最担心的是如果女儿没有固定工作，要如何生存下去。面对父亲的提问：“难道你大学毕业就坐在家里每天写吗？”，她无言以对。在中国还极度闭塞的年代，她的祖父就曾出国留学。父亲更是已经定居美国数十年，骨子里，还是希望女儿有个“单位”！

　　也许，要真正改变，还需要几代？在《寻路中国》里，何伟写道：“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那是在2007年。到今天，所有用低端技术和廉价劳力能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缺了，甚至还过剩了。中国教育批量生产出来的成品似乎已经物尽其用了。庞大的货币供应和封闭的货币体系催生出高地价、高房价，抬高人工成本，制造行业的外资企业纷纷缩减生产规模或撤离中国。然后呢？

　　外面世界最“疯狂”的那部分人已经开始着手向火星移民的计划了，中国还不能用谷歌来搜索标准答案。稍微放松一下外汇管制，却发现我们的财富外国人不太愿意接受，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怎么办？还是那一招——把门关上！？只要民众不发现真相，还是可以再自嗨一阵的？货币兑换更加收紧，互联网严密监控。但问题是，在整个中国已然迈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监控的速度还是赶不上传播的速度，人们还是知道了诸如“人大硕士”雷洋因为被抓嫖反抗而死去这类事件，并且颇有条理地组织了声援力量，试图纠正执法过程中惯用的错误做法。货币管制得再严格，也挡不住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国去上学，放弃国内高考的人越来越多。是情况变化了吗？土壤的培育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我们是不是已经，或者快要走到那个点上？这也许值得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