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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铃人(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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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姥爷家要转一次车。先坐两个小时的公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面包车到他所在的乡。
去县城的车在山间高速公路上绕来绕去,偶尔穿过几个长长的隧道。
我被车窗外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弄花了眼,闭上眼睛,想起了黄甫。
我们是在大学的摄影协会认识的。他主修美术,对构图,色彩之类有比较专业的见解。而我是个业余爱好者,只凭感觉摄影——感觉哪个角度美就从哪个角度拍,感觉怎么拍好看就怎么拍。
黄甫一脸不屑,“能不能打好基础再拍啊?”
我也不屑,“对美的感受,发乎心,跟技巧有毛关系啊?”
他敲我脑袋,“都没有达到看山是山的水平,就想说自己看山还是山?”
他说,人认识事物有三重境界,第一,看山是山,就是对事物最表面最基本的认识;第二,看山不是山,就是把看到的具象化的东西进行抽象化;第三,看山还是山,这重境界便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他的意思是,我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学会,就急着拔高。
他说,凭感觉拍摄是大师做的事,是你一开始就做的了吗?
黄甫成功说服了我,于是我跟着他学了半年的摄影,看了许多摄影技巧方面的书。
对我来说,他是个十分特别的存在。我可能有一些喜欢他,但曾经更多心思在陆维均身上,他对人十分体贴也很有分寸,能一眼就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的话句句都能戳到点子上,是极少数能与我交心的人,因此我拿他当半个知己。
毕业以后,我们很少联系。只是逢年过节过生日收到他的祝福短信,我会顺手回条给他。或者当他发现我在微博、朋友圈发一些负能量的东西,会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的近况。
再后来,我搬进山里,换了手机,与外界除了父母和编辑外的所有人失去了联系。以至于他以为我在陆维钧的情伤当中郁郁而终,自作主张给我立了牌位,拜了我两年……
也许他对我是有些意思的。只是年少缺爱,年长经历过感情创伤的我,实在不适合和他这样一个四处漂泊、自由惯了的浪子在一起。
我喜欢他,似乎也仅止于朋友的喜欢。
我亦没有勇气再花时间和精力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没有勇气对别人敞开心扉。经历过陆维钧的事,让我渐渐明白,一个人没有隔膜地接受另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对待另一个人、两个人彼此心意相通就如同一个人的事情根本不存在。
人生注定是孤独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没有人能真的完全理解另一个人的想法,没有人能真的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
到了县城,换上面包车,走的是乡村公路,坑坑洼洼,十分颠簸。
姥爷一辈子就我妈一个女儿,老了也不愿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他一直守着老家,说,你姥姥回家看到家里空荡荡的不好。
姥姥过世二十多年了。
姥爷如今在镇上的养老院吃住,但大多数时间不是在他老屋的院子里照顾自己种的菜,就是在后山摘茶叶砍柴。身体还算硬朗。
我找到他时,他正给院子里的菜秧子铺上一层稻草。
老人家见到我很开心。
我拿出从县城买的补品和几斤肉,他敲敲我的脑袋,“以后别这么破费,你姥爷又不是没钱买这些东西。”
我卖乖地笑,“好久都没看到姥爷,我可想您了!”
姥爷笑得合不拢嘴。
我转过身,憋回眼睛里的泪水。看望老人家的次数着实太少了。两年没见,他的头发居然全白了,背也佝偻了许多。当初那个让我坐在他肩头的长辈,那个劳苦了一辈子看上去总有花不完的力气的长辈,也垂垂老矣。
人这一辈子,还不就是这么个事吗?能多些陪伴就多些陪伴吧。
孤独的人生,大概总要有些牵挂和羁绊才算圆满。
吃完饭,姥爷拿出一本破旧不堪的《圣经》让我给他念。这一带都信奉基督教,姥爷也是。他虽然识不得几个大字,却日日夜夜翻这本《圣经》。这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生活的信念。
佛教说今生修来世,基督教说今生是为前世赎罪。修来世也好,赎罪也好,不过都是人活着的理由,与今生存在的意义。
虽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活在当下的时候总要留些存在的痕迹,总要给人生赋予一定的意义,才不枉此行吧。
一句一句念着,躺在摇椅上的老人家渐渐入睡。
我拿出毯子给他盖好,又翻了翻碳火。
外头是窗含西岭千秋雪,千树万树梨花开。
思绪渐渐沉淀,我这辈子又会有什么意义呢?
兜兜转转遇到的人居然是黄甫。
我不得不承认,那个不知所谓的吻让我心跳漏了一拍。他粗糙的大手握着我的手的时候,让我有一种很圆满的错觉。而他紧紧抱着我的时候,我居然觉得飘飘荡荡的心回归到了某一处温暖的地方。
情动了吗?
我不知道。
这种感觉很荒谬。
在姥爷这儿待了三天,给他换洗了被子,收拾了老屋与养老院里他的房间,帮他浇灌了菜,砍好了柴,带他去了趟县城买了些吃穿用度,又给养老院院长以及后勤人员塞了些钱,让他们多照顾照顾一些……
办完这些事后,我就要离开。
姥爷说,“你过来,我有东西给你。”
他在他养老院房间的床底下,翻出一个装的满满的蛇皮袋。
房间门口站着几个老人,笑嘻嘻地朝屋里探头探脑。
姥爷说,别理他们,这帮老家伙很少见外人来,觉得稀奇。
我点点头,冲门口几个老爷爷善意一笑,他们像得到了糖果的小孩子一样,笑得更开心了。
姥爷从蛇皮袋里掏出一袋茶叶,“这是我今年新炒的,你带回家给你爸。”
他又从大衣里面的口袋里摸出几张红色钞票,“你这几天花了不少钱吧,你还没结婚,自己存着点。我有退休金,还有国家养老金,这些你先拿着。”
我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爷爷,心里不是滋味。
我说,“姥爷,您这样让我下次怎么敢来看您……我都工作好几年了,就是该孝顺您的时候了,您怎么还跟我客气啊!”
姥爷只好收回那些钱,但我给他的钱,他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收下。
离开养老院之前,我拍了在这里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老奶奶。她满头白发,黑漆漆的脸上布满皱纹,干巴巴的犹如揉皱了的抹布,而她头发上扎着两朵大红花,身着大红色的棉袄和长裙,坐在院子里的腊梅树下,神情宛如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女。
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看望过她,也不知道她是被亲人安置在这里的或者从来都是孑然一身。
我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若她意识清醒,会给自己写怎样一段墓志铭。
在别人眼里,老奶奶或许是不幸的,我却联想起在牯牛降拍下的那只精灵一样的小鸟。
她不过做了场梦,梦回她最美好的年岁罢了。
回程的车上,我居然十分想念黄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