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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企上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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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我们只能用各自的方式成功。我想写文章也会是如此,写完了,如果还有人喜欢,我也许就会知道什么方式,是适合我的方式了?我走过看过呆过的这些企业,将是这些文字的框架和主线。背后的故事、游戏规则、天道循环等,便成了依附在这主干上的枝叶。
砖瓦厂,是我长大的地方。全厂职工不过100来人,却拥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医疗室、食堂、澡堂、活动中心。我小时候享受这些服务是不需要钱的,除了去食堂打饭吃。记得当年长身体的我去食堂吃饭,吃贰两或叁两饭,买三毛或最贵不过五毛的菜,就能填饱肚子。
我们砖瓦厂的砖瓦,质量远近闻名的好,随便挑两块砖互相撞击一下,那是刚刚的响,不同于普通砖瓦发出的沉闷声音。我们最远的砖送去了伟大的北京首都,对于政治、文化、艺术、经济的中心来说,质量是第一,路途的遥远、价格的高低当然不会是问题。
从60年代初建厂,到八十年代末止,我们实实在在的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也造就了我们工人阶级的荣耀。八几年,记不清楚了,我们就买下了一台24英寸的大彩电,这成了方圆几十里羡慕眼神的集中地。
当时的工农关系也不错,为了应对这些父老乡亲每天对电视剧的观摩需要,我们不得不把这台电视搬到露天,以至于我每天吃完晚饭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搬个凳子去占个好位置。
从能买的起大彩电看来,我们砖瓦厂在那时是相当的有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生活过的还是不错的。现在的我都记得,那段日子过得是滋润的,生活也是充满阳光的。
那时大伙干劲十足,遇上突然刮风下雨的日子,再冷的天,再黑的夜。上到厂长,下到每个工人,只要在家的,都会去晒场把砖用竹篷盖上,没有加班费之说。
八五、八六年,手上有钱了不是,从手工作坊似的砖瓦企业向利用机械的现代工业转型,自己出一点,国家拿一点,整了个造纸机械,玩起造纸来了。
在这个年代,私人基本没钱,更别提办工厂了。在我们那小地方,能拿出几百万的企业也不多,似乎比同一时代的海尔要有钱些。
从85年开办造纸厂到2000年工厂破产,工人下岗,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我对后半部分有较深的理解,这时,我已在造纸厂上班,隶属机修车间。
我是这么上班的:早上踩着点到车间点个卯,也就是签个名,看到本部门谁没签名的话,还会顺手一起写上。我这时口袋里必定还揣着牙膏牙刷,因为起的晚赶时间交接班,我经常是到车间再刷牙洗脸的。
到工作间和工友们碰个头,聊聊家常,也就是头天谁打拖拉机输了,谁打麻将赢钱了之类的。我一般会抓住这段时间蹲在旁边的水池边洗脸刷牙,工厂到处都是水管,却不装水龙头,任由抽上来的地下水如时间一般流淌。
刷牙的同时我通常会注意什么时候可以插嘴,这是我那时的乐趣之一。一般聊个半小时左右,把头天的一些话题聊完了,再看看没什么事了,我们就会一个个、一伙伙的离开,或是去吃早餐、或是上街买菜、或是相约好去打麻将和扑克,有时一整天再也不去车间一趟。
车间里的水龙头永远敞开着流,反正是从地底抽上来的。经常发生的纸浆漫出储浆池这类情况,通常的处理手法的是冲入下水道。相对一点点的把纸浆铲回浆池,这样处理更快、更安全,更不容易被车间主任看到。这种行为若被发现,会受到车间主任的批评,这就是最严厉的处罚。
我们是工厂的主人翁,一般情况下有什么家里能用的,都会拿回家。基本上家家用的厕纸都是工厂的,工厂生产的其实并不是卫生纸,是军队用来包炸药的并不柔软的专用纸。用那个擦屁股在生理上并不舒畅,但相对来说心理更要舒服些,因为那是不用钱的。
我所在的机修车间,去维修机器前,必定要领取许多的新配件和材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和离下一次维修时间更远些,能换的全换了。全然不顾换下的配件还有修理的价值。冲着换下来的配件可以卖废铁,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这钱,属于我们机修车间的小金库,用来吃吃饭抽抽烟什么的是再好不过了。
至于我们各自的家里,能用铁制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桌子啊,鞋架啊,各种支架啊等等。还要为亲朋好友做各种用具,比如说装垃圾的簸箕,这玩意经我手做的数量根本就没法统计了。
这不算狠,狠的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厂长采购回的原材料,也就是回收来的废纸,那简直就是纸浆,灌了水的缘故,只有表面那几张纸皮是干的。就这么一车车的送到工厂,照样过关,结款。全世界的眼睛都是睁开的,但全世界的嘴巴都是紧闭的,谁去管那闲事呢?
如此这般,于是到今天我问起这个话,大家都算不清楚当年的帐:成品纸我们卖4000多元一吨,原材料我们用的废纸皮,收购价400多元一吨,就以每两吨造一吨成品纸计算,加上些其它如电费等的消耗,毛利2000元一吨问题不大。当年我们的月产量,一般在三百吨左右。
而我们的工资,象我这种,一个月从来没超过三百元,老工人,也不过四五百元。两百个人计算怎么也不过十万。我问大伙,钱呢?谁也不知道,钱在给主管领导的信封里?在给客户的回扣中?在下水道?在家家户户的厕所里?在400元一吨的自来水里?
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差,经常发不出工资,工资拖欠久了就由政府出面让银行贷点款,发放一下半年前的工资,以能令我们这些人生存下去。
说说我们这批下岗工人,最后的下场是,一大半外出打工,找不到工作的赋闲在家,刚开始拿过一百三四每个月的最低保障,拿了五年还是六年,就和企业彻底的脱离了关系。也就是说,用五六千块钱每个人,就打发了我们,包括象我外公、我妈这种为企业工作了几十年、十几年的老工人。
企业刚开始还搞过承包,却没人愿意接手。一千多万的工厂,只需要交十万块钱的承包金就能接手,却没人愿干。后来政府指定了一个人牵头,才总算把这事给糊弄过去了。
机器老化、还是照老一套管理、思想僵化、再加上最关键的一点,军队建设止步不前,我们的销量大受影响,这些都是承包企业也不见起色的原因。破产是很直接的,成了长袖善舞者最后的晚餐,近两千万固定资产的工厂,卖了75万。这时的日历,翻到了1999年。
多年后,以前的同事们谈起这些的时候都唏嘘不已,生活的曲折更让我们怀念当初简单的快乐。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说,如果可以回头,宁愿再去拿那两三百元的工资,而不愿过这种整天在刀尖上打滚的生活。
这是段我最简单和快乐的时期,没有生活压力,没有任何思想负担,有自己赚的零花钱,有一帮同样简单的朋友。这种一张白纸般的快乐,自我一脚踏入这混沌世界以后,从来也只能在梦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