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起了凉风》本为尘

6、 第六章 儿时记忆 客车开出去

　　客车开出去好久了，林梦琴脸上挂着泪痕、抬头望着他的样子，一直萦绕在袁晓枫的脑海中。车子刚驶出车站时，他看见车窗外面的她推着自行车站在路旁，在朝他挥手，那一刻他再也没能忍住眼泪。他不清楚这是怎样一种心情，只是隐隐约约中，他觉得在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中包裹着一种暖暖的幸福。坐在车上的袁晓枫，想着此刻的离别，时而心酸地想掉眼泪；又想起两人一起练琴唱歌时的温馨和甜美，时而又差点儿偷偷地乐出声来。当道路两旁高高的、只剩下枯枝残叶的钻天杨和远处田野中一片片的麦田开始映入眼帘时，袁晓枫才意识到客车已经驶离了城市。
　　多么熟悉的画面！那一片片茁壮生长着的绿油油的麦苗，给这个寒冷荒芜的冬季带来了一些暖意。虽然部分麦田还被一些白白的积雪所覆盖，但是丝毫不能掩饰住它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生机和希望。
　　客车在村口停了下来。袁晓枫站起身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脚有点疼。他低头撩起裤腿，用手摸了一下，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脚踝又肿起来很大。他小心翼翼地走下了车，刚准备往家的方向走，突然，“嘀嘀”的喇叭声响起。他转身一看，不远处一辆白色小轿车停了下来。
　　车窗摇了下来，有个人在向他招手：“晓枫！”
　　原来是自己的发小——白卫东。

　　在小学的班级里面，袁晓枫最要好的朋友就是白卫冬了。袁晓枫清楚地记得，那时老师让同学们填写家庭成份表，袁晓枫家是贫下中农，他多么羡慕那些是贫农的同学们啊——连走路都高高地昂着头。那些填写富农、地主的同学都捂着表格在写，写好后，在周围同学小声偷笑声中，好象是做错了事情一样，低着头走到讲台交给老师。白家是中农，可白卫冬常常说自己是贫农。课间同学们在一起玩耍，总笑着说卫冬家一定很富有，因为白家是中农，而且还有一个吃商品粮的父亲（父亲在县物资局上班）。每当这时，白卫冬就会涨红着脸辩解说他家是贫农，有一次，白卫冬还流着眼泪跟晓枫说，我家还捅着800元的窟窿。
　　放学后，袁晓枫和白卫冬还有几个其他同学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后面的田野。那里有晒干的山药茎儿，空心儿的，折断几根，白卫冬拿出从家里偷来的火柴点着，几个人就模仿大人抽烟，袁晓枫总是被呛得流眼泪。然后大家到不远处的柴草堆上打仗、练习翻筋斗。袁晓枫家的院子大，一到星期天，两个人经常在家里玩捉迷藏的游戏。有时候奶奶嫌他们闹哄，就让他俩去村外割草给猪吃，比赛看谁割草最多。一次，俩人割完草，临走时，白卫冬趁着袁晓枫在树后面大便，从他的背筐里抓了很多草放进自己的背筐。刚好晓枫提裤子起来，看见个正着，大喊：“不许偷我的草！”白卫冬赶紧背起筐子，哈哈大笑着往家跑。回来后奶奶就夸奖白卫冬能干，割的草最多。袁晓枫委屈地辩解说那是因为他偷拿自己筐里的草。等白卫冬走后，奶奶就开导袁晓枫说：“傻孩子，他拿你的草，他背着累，你不就轻松了？”但是袁晓枫就是想不通，再割草时就把自己的筐子看得紧紧的。
　　白卫东初中毕业以后就跟着叔叔经商了，这些年干大了，开了一个化工厂，客车停靠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工厂的门口。
　　“咦，你的腿怎么了？”白卫东下了车，脸红红的，走路也有些摇晃。
　　“打球时崴了脚，没事儿。你买车啦？行啊你！”袁晓枫打量着那辆白色的小轿车。走近白卫东时，他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你喝酒还开车啊？不怕警察罚你啊？”
　　“没事儿，警察罚谁也不会罚咱，都是老关系了，哈哈。”白卫东笑道，“车是工厂的，5000块钱买的，老伏尔加，旧车，凑合着用。进厂里歇一会儿，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到了办公室，两人刚落座，走进来一个女孩儿，开始给他俩倒水沏茶。
　　“还认识她吗？晓枫。”白卫东指着女孩儿问。
　　“这，这不是敏吗？”袁晓枫抬起头，惊讶地说道，“你怎么在这儿？”
　　“还认识我啊？我以为大学生不认识我了呢。”女孩笑着说道，“我在工厂工作啊。”
　　敏在初中同学里面，是班里男生公认的最漂亮的女生。个子高高的，坐在后面，全班男生都很喜欢她。每次，白卫东都要借着扭头问袁晓枫作业的机会，多看她几眼。
　　在交谈中得知，白卫东和敏已经订婚了，明年办喜事。
　　“日子看好了，三月份结婚。”白卫东说，“不过那个时候你在学校，肯定是回不来了。”
　　“太遗憾了，记着欠我一顿喜酒啊，回头你俩得给我补上。”袁晓枫笑着说道。
　　“没问题，我去市里请你，以后机会多着呢。我们要在深南设办事处了，经常来回跑，每次都要去市里坐火车，有机会我去学校看你。”白卫东拍着沙发扶手，一幅大款的架势。
　　“好啊，你现在发了，是要请请我，哈哈……我住308宿舍，一定要来啊。”
　　“对了，晓枫。”白卫东似乎想起了什么，“现在有对象了吗？上大学都兴搞对象，你啥时候领回来一个，啊？哈哈……”
　　“没、没有，等有了，一定先让你见见，哈哈……”
　　“人家晓枫这么优秀，追求他的女孩子肯定一大把，挑花眼了吧？”敏咯咯咯地笑着。
　　“没有，我的理想目标就是找一个像敏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没想到让这小子抢先了。”
　　三个人大笑。
　　“来、来，喝茶。”白卫东递给袁晓枫一杯茶，又从上衣口袋拿出一盒烟。
　　“哎哟，都抽软中华了啊。”
　　“销售科招待客人嘛，档次不能太低，让人家抽山药茎儿不好吧？”
　　袁晓枫会心地笑了。他不会抽烟，就坐在那儿一边喝茶，一边听白卫冬给他讲二叔创办工厂的经过。
　　“工厂能有今天，还是因为二叔有头脑。都是银行主动找我二叔贷款的，现在上面有政策，优惠。”白卫冬一边抽烟一边说着，“当然，也不是随便谁都能贷款的。我二叔跑外时间长了，认识的人多，银行贷给他也放心。”
　　提起二叔时，白卫冬的眼光中流露出崇拜的眼神。
　　“你知道吗，我二叔天生就是经商的料。”白卫冬身子往前凑了凑，“我二叔在生产队放羊的时候——那时咱们还不记事，听二叔说，生产队有三四十头羊，都归他管。每天早晨出去放羊的时候，就会有人清点数目，看晚上有没有丢羊；傍晚放羊回来的时候还要清点，要对上早晨的数目，你看那些人傻不傻？”
　　“怎么傻了？这不挺严格的嘛。”袁晓枫有些不解。
　　“哈哈，你和我开始想的一样。但是二叔告诉我，他就是那会儿开始挣钱的。”白卫东显得有些神秘。
　　“怎么着挣钱啊？”
　　“我二叔去村子外面的草坡上放羊的时候，就让二婶帮他看着羊群。他从羊群里面挑一只个子比较大的羊，然后牵到邻村集市上卖掉。”
　　“那回到生产队里不就少了一只吗？凑不够数了啊。”
　　“别急，听我说啊。然后我二叔再花钱从集市上买一只小羊回来，这中间差价不就是他的啦？哈哈……”
　　袁晓枫这才明白，也笑了起来。
　　“生产队那帮笨蛋只记数目，记不住大小，哈哈。”白卫冬说得眉飞色舞，“二叔后来跟我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才敢说这事儿，要是在前些年，打死我也不会说的！’。二叔现在让我管销售，经常提醒我‘无商不奸！’，做人太老实是赚不到钱的。”
　　两个人正在说着话，忽然听见大门外边传来一阵吵闹声。白卫冬探起上身，隔着窗户往外看了看。
　　“怎么回事儿？”袁晓枫站起了身子，也望向窗外。
　　“嗨，小事儿，坐、坐。”白卫东拍了拍袁晓枫，又弹了一下烟灰，接着说道，“前两天厂子有一些废水排到外面淋沟里，有村民的羊喝了水，死了两只。这不，二叔正和他们谈判呢。没事儿，我们喝茶。”

　　白卫东开车把袁晓枫送到家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刚进院子大门，袁晓枫有些愣住了——院子里面停着好几辆自行车，屋子里也有很多人。两个叔叔和姑姑都来了，爷爷躺在里屋的床上，眼窝深陷，瘦了一大圈。
　　“你怎么了？爷爷。”袁晓枫走上前，眼泪不禁流了出来。袁晓枫和爷爷的感情最深，爷爷最疼的也是这个大孙子。
　　爷爷看到袁晓枫，眼睛里冒出来一丝亮光，微笑着，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地握着他的手：“看，我们的大学生回来了……我...我没事儿，孩子。”爷爷脸上带着笑容，眼角却泛着泪光。
　　袁晓枫的爷爷是老革命，老人家最爱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晓枫也爱听。抗战时期，爷爷有一天晚上从邻村执行任务回来，遇见皇协扫荡，在玉米地里挨了一枪，多亏当时抬手挡了一下额头，枪子儿打在虎口上，爷爷很机智地抹了一脸血躺在地上……一会儿，几个伪军走过来，其中一个用脚踢了他几下。见他一动不动，另外一个走过来说要补一枪。这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踢他的伪军说，那边有情况，我们走。于是爷爷捡了一条命，在玉米地躺到快天亮时，确认周围没有了声音，才爬起来回到家里。每当爷爷说起这段历史都慷慨激昂，并且语重心长地对袁晓枫说：“你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
　　爷爷还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疯巴娃”，他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半岛的严寒把他的十个脚趾几乎全冻掉了，所以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耳朵也被战场上的炮声震聋了，别人跟他说话时，他啥也听不见，经常答非所问，后来人们就不再和他说话了。于是人们经常看见他穿着脏衣服，在街上一瘸一拐地走着，不断地自言自语，一会儿又哈哈大笑。大家都觉得他疯疯颠颠、脏了巴叽，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疯巴娃”。大人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说：“快睡觉，疯巴娃来了……”，于是小孩儿就会乖乖地闭上眼，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大一点的孩子们都知道疯巴娃不打小孩儿，当他们看见疯巴娃拐着脚、傻傻地笑着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就会围上去，冲着他做鬼脸，有的小孩还往他身上吐唾沫。疯巴娃一点儿也不生气，他依旧傻傻地笑着，颤颤地伸出脏兮兮、象干树皮一样的大手，似乎想和孩子们一起玩，孩子们却哈哈笑着躲开了。疯巴娃比袁晓枫的爷爷小十来岁，没有结过婚，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是村子里的五保户。他经常来找袁晓枫的爷爷聊天，说着一些估计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爷爷说话时他就会哈哈大笑，还不住地点头。爷爷也知道他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但是爷爷还是会边用手比划着，边大声地说下去，讲一些战争年代的往事。
　　袁晓枫高二那年暑假，有一次和爷爷闲聊，他问怎么好久都不见疯巴娃来找他聊天了？爷爷才告诉他疯巴娃已经死了。爷爷说那天家里在拆旧房子，就剩下最后一面墙了。疯巴娃路过，非要过来帮忙不可。袁晓枫父亲拽住他，指着干活的房工队说不用他帮忙。疯巴娃一边傻傻地笑着、点着头，一边挣脱父亲的手，快步走到墙根底下，帮着往外拾砖头。突然，墙壁晃动了几下，有一些倾斜，父亲看着危险，在旁边大喊了一声“墙要倒了，赶紧离开！”，房工队的人们听见后，本能地跑开了。疯巴娃耳朵聋，还在那儿埋头拾着砖头。父亲想过去拉开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轰隆！”一声巨响，疯巴娃被砸在了倒塌的墙壁下面。等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扒开砖土找到他时，人已经没有气息了。
　　后来，袁晓枫的父亲买了一口棺材，把疯巴娃安葬了。村子里的人都说：“唉，这样，他也算是解脱了。”
　　“他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爷爷坐在院子里那个疯巴娃经常找他聊天的地方，眼睛看着前方，像是在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