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东莞，我的十八年》汪雪英

5、天上掉下个好事情4

　　4．

　　弯弯的小河变样了，田野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崛起的楼房，楼房的窗格子飘着各色的花衣裳，在村里的上空迎风招展，无声地告诉大家这是村庄富裕的变化。
　　一份资料里记载，仅常平这样一个镇区，1987年到1990年间，每个月寄出去的钱达到了上千万元，汇往全国各地的都有。常平的小邮局里，每到发薪的日子，排队的长龙是寄钱回家的异乡的孝顺儿女，从她们的衣着打扮、柔和的面部表情一看就知道她们多满足多幸福。我们每个月的钱，除去吃住等生活费用，其余的尽量节俭下来，寄回家给弟弟妹妹缴交学费。我经常去寄钱时，看见她们在邮局里面排队。这个说：我寄钱给弟弟读书；那个说，给家里砌房子；有的说：嫂子生孩子了，不寄点表示下怎么行？弟弟考上大学了，还有个小妹忧忧地说：母亲上山砍柴摔倒了，寄钱去让她好好养伤，多吃营养。好消息坏消息，都要寄钱。我们挣的钱，本来就是寄给家里贴补家用的。
　　1989年，据我家乡文竹镇的小邮局保守估计，每月从广东邮寄回来的汇款三百万元，取钱的只有文竹、龙田两个乡镇的人。邮局经常排起了长队领钱，家里的企事业单位，最忙的就是邮局的工作人员。你说，要多少人在东莞、番禺、深圳打工才能挣回三百万元。我们井冈山区人称广东这是“劳务扶贫。”
　　探亲的家长们回去了，过了几个月那些跑回家的女孩见留下来的我们过得不错，还往家里寄回了钱和照片，打扮洋气了。他们便一个个相继回到了东莞，并还说你们帮我问问厂里还收不收人？兰花要来，小美、青娇也要来，都是我们村里的，青娇是我的表姐，这是观念的反差。接着永新、莲花、宁冈、万安、安福……到处都有我们的表姐表妹，成百上千的女青年纷纷争着要来广东！
　　如果你细心，你会发现中华大地上正出现风起云涌的南下大潮，民工南下跳动的脉搏此起彼伏，那本来已经松散了的、毫无组织带领的人流，又逐渐被一只无形的手聚拢到一起来了……村里的人，整天谈论的是东莞、深圳特区，说得也是哪个寄了多少钱，哪个没孝心。哪个被厂里重用了等等话题。开放战胜了闭塞，文明战胜了蒙昧，改革者成功了，像潮水一样奔向大海……
　　海珠气质高雅人也大方，漂亮的海珠那年22岁，初来东莞三个月时，便有了港式打扮。身穿粉红的T恤衫，上面印着英文，下身是紧身的牛仔裤，有时穿条七分裤，小青也穿我们大多数人还不适应的广东衬衫，前后长、是弧形的，衬托着姣好的身材。人家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四年变模样。没几个月从服装到思想，一切都有变化。这让本地人看我们顺眼多了。我们的车间主任大鼻熊陈深喜欢海珠、爱慕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海珠却认为一表人才的大鼻熊主任陈深不怎么会讲普通话，书也没读什么，硬是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难受。不是因为海珠有了男友，真的是那个时候的我们，与本地人的诸多习惯看不顺，比如他们不会讲普通话，读书不多。除了占了改革开放的优势，刚开发、大多数人还刚洗脚上田走进工厂，我们还没来得及习惯当地人的生活，就要海珠接受他那是不可能的事。凭他怎么追，海珠就是不动心。我在这方面反应很迟钝，看不出特别来。只是以为男人都喜欢漂亮女孩，仅此而已。那时我们在做一批名叫大鼻熊的公仔，运往美利坚、法国。而车间主任陈深的鼻子也很大，人也长得高大威猛，私底下被我们唤作“大鼻熊”，连他自己听到都觉得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就在我们叫着大鼻熊主任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同事，都是十八九岁花一般的年龄，车间里女孩子多，男孩就少得可怜。刚进厂时，住的地方离厂远。刚进厂时，我们住的地方跟上班的地方相隔至少三里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洗漱，而后在路边打个早餐也就是买个二角钱的馒头，边走边吃，晚上七点多下班，如果加班便要到十点下班，记得我们那个车间加班。上班、下班都要走几里路。还好，人多，不怕走夜路，但轮到小翠她们车间加班，我们这些不加班的，还要在厂门前等她们下班回家，我们都生怕姐妹中哪个不小心在路上出些什么事，不好向家乡父老乡亲们交待。欧阳说得对，出了门的我们就是一家人。这份友谊不掺一点杂质，就那么十几个人，大家很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它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大事上互相帮助，这一点很难得也很可贵。过了两个多月后，厂里修建的新宿舍交付使用了，离厂很近，我们都搬进了新宿舍，只需要十分钟的路程。省了每天起早贪黑地走，又安全又省事，开心啦。
　　新宿舍很漂亮，地面拼了墙砖，大家住得很舒服，明摆着比老家的瓦房要好得多。宿舍管理很严格，严到不是一栋楼的，不打招呼不让进去找老乡的地步，更别说男孩了。一块“女生宿舍，男士止步”的牌子让人望而怯步。每个宿舍前台都有几个女的管理人员，她们每天等我们上班后去查宿舍，看床位有没铺好，地扫干净了没有，还帮我们收发信件。我们很羡慕管理员那休闲的工作。而后在那里打发时间，等我们下班她们就忙。比起我们的忙碌，她们简直是神仙，既轻松又好玩。
　　如果每天早上六点钟，你走进建达玩偶厂的女工宿舍，六张上下铺的单人铁架床上，以各种姿势躺着十二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少女们，偶尔有一个翻了身懒洋洋地看了一下手表，便叫：“起来呀，要上班了。”准没人当一回事。虽然大家都醒了，眼瞪得大大的还赖在床上不动，眼睛望着天花板发愣。过了几分钟，又有人喊：“还不起来，要迟到了。”虽然建达不像别的厂一样打卡，但想到六亲不认的大门保安和车间组长，迟到要罚钱，甚至通报到财务部，忽啦一下，全起床了，十二个人都下床，快的跑去洗手间了，慢的还要穿衣，于是要排队上厕所的时间就特别的紧。半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在口中，人已在机器边操作了……
　　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有不加班的假日，让自己睡它个天昏地暗，分不清东西南北。这是大多数打工妹的梦想。十几年来，建达是常平的利税大户，镇政府重点保护的港资企业，常平镇的经济持续上升，楼房越盖越漂亮，酒楼越来越高档，居民越来越有钱……这与我们这群打工妹长年累月的加班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呢？厂里有货做就要加班赶出来，没货的时候也不辞退大家，轮流放假三个月，让你回家玩个够。有时，真想在工位上打个盹，闭上休息一分钟，但流水线的产品马上流过来了，中午加班的季节只有半个钟的吃饭时间，宿舍门口许多小店，拿双倍的价钱卖饭，大家还是愿意在外面吃，而不去食堂排队等候。劳动进度很紧，时间也紧，上厕所都不能让呆久一些。其实，厂里的环境很不错，如花园般有草坪、花圃、凉亭、鱼池、树荫下有水泥凳子。但谁又有几分闲情逸致去坐上几分钟呢？大多数人只是上班前走一走就不错的了。
　　投入正常的工作后，我们每人都给家里写信报平安，也汇报在这里的工作情况，家人很担心也很关心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独自谋生的孩子。毕竟第一次出远门，还是千里之遥的广东省。他们只知道广东在南方，到底有多远？都没来过。我们每天忙碌着三点一线的打工生活，住着群居的集体宿舍，还抒写着自己的欢乐、辛酸苦辣，激越生活的歌。四妹回到家告诉我爸，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节约每一分钱，工厂的日子苦不堪言，吃不好睡不好，几十人一间的宿舍吵死人，每天加班加点的很累，父母听说坐不住了，写了信跟我说如果做不下去就回家来，家里再怎么穷也可以养活自己。何况，不行还可以再去收废品，拾破烂。我给家里写信，说虽然辛苦点累点，但我很喜欢也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来到东莞。况且，邻镇司马乡的一个小毛织厂里还有几十个也是欧阳叔叔带出来的老乡呢！她们挺能入乡随俗，能跟本地人打成一片。还经常去本地人的桔子地里摘桔子给我们吃。只要放假，我们像走亲戚似的，走二十里路去她们厂玩。她们有时也过来看看我们。这样的生活我喜欢。
　　假日，大家一窝蜂地涌到常平的大街上，买我们喜欢的东西，手袋、背包、小饰品之类。农忙时节，我们偶尔也帮本地的工友家里割稻子、摘桔子，我们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它让我们远离家乡的同时，也教我们成熟。因为我们不要整天听父母的唠叨、做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也不用为了一个月几元的零花钱而找父母伸手讨要，这种日子我喜欢。我也喜欢我自己目前的这份工作，做小工人有小工人的乐趣。
　　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要笑我胸无大志的了，可我当初的想法还真是那样。
　　有一件令人发笑的事，那是来东莞的第三个月。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省吃俭用每人寄了三百元回家，家里人却怀疑这笔钱来得不干净。村子里许多闲话，说她们一个女儿家哪里能挣那么多的钱呀？人家村里一起劳务输出到番禺一个采石厂采石的那些男孩，一个月辛苦下来，也就一百多元，那几个女的可能在广东那边没干什么好事！挣那么多钱，丢人呀！
　　小翠家里来了信，石英家里也来信了。说村人闲话多，要她们好自为之。石英的父亲说：“乖女，村里村外的闲言碎语很多，都猜你们拿这么高的工资是不是做的不是正经职业，是不是陪舞女。如果你们那儿不好，就别去干那丢人的事，回家好了。”石英拿了这封让她哭笑不得的信来给我们大家看，大家看完心里都有气。都说：“我们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还惹来一身的是非。”
　　我却笑了，说：“身正不怕影子歪，石英，你别理这些人。她们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看你家里有钱进来就嚼舌根，别理他们，那是眼红你挣钱了。”后来家人还是顶不住闲言碎语，丽苹、石英、云霞、小敏她们四个人的老爸千里迢迢亲自来东莞了，他们来了厂里，目的就是要探个究竟。
　　人事部主任亲自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到各个车间参观，让他们亲自感受热火朝天的工作进度、生活场景。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工厂，三千多员工，工作即辛苦又劳累，晚上还得加到十点半。于是家里人又劝说要我们回去，云霞走了，四妹也在那个时候跟着回去了。经过了这场风波，家里再也不会相信村人的胡言乱语了。也知道了自己孩子赚钱的艰辛，于是对我们充满了敬意，也对工厂充满了好感。我们再也不用怕人说闲话，厂领导告诉他们：“你们的子女在我们在这个厂做工尽管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一流的工厂一流的管理。还有人性化的娱乐文化设施，我们会让大家留下来安心工作的。”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寄回去的钱来路不明了。
　　各家的父母亲是尊重现实，尊重自己的真实判断。回去还跟家里的父母做了交待，县领导和劳动局的干事们来看过我们几次，除了番禺区市桥送了人，还告诉我们深圳特区的京华电子厂招去的高中生个个都有不错的职位，说我们文竹镇芝田村的王小凤一去就做了财务文员，负责一个公司的会计工作。我们学校的段惠娟也一去那里就坐进了写字楼，她们都是高中学历，比我们后一批来广东，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都比我们在东莞和番禺的老乡要好，我心里不服气，不就是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嘛，她们两个在学校的成绩不太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知道，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也考到了前十名，因文化层次低，电子厂那些难以琢磨的线路图、集成块、电阻、电容等，我们只能留在东莞的乡镇。即使辗转进了常平这家中型的建达玩偶厂做流水线员工也改变不了我们苦难的命运，而有高中学历的姐妹就有幸分到了广州和深圳，并都有不错的职务。她们那个厂绝对的八小时，听说她们的待遇也比我们东莞的要好，业余文化生活丰富，还经常保送员工去深圳大学进修呢！
　　1987年的7月底，第一批走向深圳京华电子厂的女孩，浩浩荡荡地跋涉千里之旅，从井冈老区永新县城进发，两天两夜风尘仆仆地来到深圳特区，被厂家像接待贵宾一样接待这群女子，又安排她们的食宿，姑娘要吃什么好的尽管说。
　　也是那个7月，据《深圳特区报》记者陈秉安的纪实作品《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深圳的龙岗，一批从井冈山老区的二百五十名打工妹子，从宁冈出发，分别乘坐七部大客车，从宁冈到龙岗，龙岗经济开发区的负责人刘其昌在酒家包了十二桌，请领队和姑娘们一道先开了洋荤，又安排全镇所有的招待所敞开大门，政府把他们送到宾馆，并说愿意住哪就住哪，并告之镇上所有的宾馆，井冈山来的都一分钱也不能收。并对这批人作好了就业安排，准备第二天让十几家工厂来镇政府门口领人，谁知晚上有人悄悄地报告说：“那些女娃偷偷躲在房间里哭鼻子！”“谁欺负她们了？”“谁敢呀，在山沟里呆习惯了，想家呗。”
　　第二天领队的同志回去，哪些女孩哭着问：“刘伯伯，你们会经常来看我们么？李书记，你们仍下我们不管了？”送行的姑娘个个哭得很伤心。那段文字，记录着一个打工时代的崛起。
　　那段时间，整个井冈山地区都在劳务输出，永新、宁冈、安福、万安、泰和等，这是一种趋势，珠三角需要大量女工。我们注定要过漂泊的生活。她们这些人，比我们第一批来东莞的女孩强多了。我们一天十几个小时，挺累人的。
　　我知道，自身的文化素养太低，繁华的都市并没有接纳一厢情愿的我，这个社会需要文化和技术，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也给自己长一次脸。

作者有话说

　　我知道，自身的文化素养太低，繁华的都市并没有接纳一厢情愿的我，这个社会需要文化和技术，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也给自己长一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