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火色丰禾

1、一发子弹

　　爷爷的左胳膊上有个圆锥形的洞，那是一个弹坑。从小，一到夏天，我就爱趴在爷爷身边用手轻轻地捅那个洞，然后问他，爷爷，你疼不疼？问过无数遍，而每次，他都笑着回答我说不疼。
　　干休所里一共住着十五户人家，每一户都有很多的小孩子，只有我们家，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的童年，除了上学以外，就是今天和这家的姐姐玩，明天和那家的妹妹玩。
　　孩子们总是疯闹的，尤其是军人家的孩子，女孩子比男孩子还疯野。干休所里草木茂盛，每家前后都有或大或小的草坪，种着各种树木，人工的与野生的杂处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乐园，而抓虫子，是我们最爱玩的项目，排名比过家家还靠前。到了暑假，男孩子们经常远远看着我们这群女孩子摞胳膊挽袖子顾不得擦汗眼睛里放着光地趴在各处的地上，那几年，什么蜗牛、蚂蚱、蜻蜓、天牛、蝴蝶，没少遭殃。
　　小伙伴们想要一起出来玩，总有几个先集合好，然后挨家地呼朋引伴，可是他们很少来我家门口喊我，更多的时候，我是听见他们在外面的喧闹声后自己找去的，问他们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玩？他们的回答是害怕我爷爷，不敢去叫。
　　这个回答更让我奇怪，甚至，到了今天，我还不能完全明白。我想象不出在别人的眼里，我的爷爷是个什么模样，会很严厉么？我怎么觉得，他是天底下顶好顶温暖的人呢？
　　爷爷的家乡在四川，关于他的童年，只对我说过两件事。第一件，是小时候偷吃家里供祭的鸡蛋，他可以把蛋壳弄破一个小口子，把内容喝掉，然后把空壳放回去，我的感想是，鸡蛋还能生吃呢？爷爷真聪明。可他自己说自己笨，因为小时候给家里放牛，上了山，不小心滚下来，头撞到石头上，昏迷了一夜，第二天自己醒过来回的家，脑震荡了，所以脑子不好，听了这件事，我对爷爷心疼极了，家里孩子一夜没回，怎么都没人去找他呢？都是坏人！
　　十二岁那年，红军队伍经过他的家乡，他与一个堂兄结伴去参军，别人问他多大，他说自己十四岁了。就这样，他穿上了军装扛上了枪，他的堂兄不到半年就当了逃兵，可见有多苦，而我爷爷，将军装穿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两年以后，1935年，爷爷随部队开始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我在语文和历史的课本里经常看见的这六个字，我的爷爷，是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他十四岁的时候。
　　我问过他，皮带真的能吃么？他只笑笑，说自己是红小鬼，发的粮食却与大人们一样多，所以过草地的时候，他并没有挨饿，出来时自己的粮袋里还有一点点的余粮，只是缺盐，全身浮肿而已。吃皮带这件事，他没有做过，回答不了我。
　　爷爷很少对我说起他以前的事，除非我自己好奇问起来，他才会有选择地回答我。左臂上的弹坑，是我经常会问起来的事。问过很多次，他每次都点到为止，然后我自己拼凑出了一个大概的故事场景。
　　24岁那年，爷爷是连副指导员，接到任务，要去炸毁一截铁路以拦阻日军的逃跑，连长负责进攻，爷爷负责掩护。他看着连长突破了封锁线，不由得扬起了身体，然后左胳膊突然就掉了下来不能动弹，就此负伤，到了后方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的子弹是从侧面打入了爷爷的胸膛再穿过左胳膊飞出，如果子弹口径再大一点点，爷爷就光荣了，也就没我了。
　　至于疼不疼，爷爷一直说不疼，只是忽然胳膊不能动了，有点懵。小时候我真的会相信，长大些，当然不会再信啊，那怎么可能会不疼呢？可爷爷就是笑着对我说“不疼”。
　　也许，从战火硝烟里走过来的人都会自带一股杀伐气，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爷爷就是那个坐在自己的沙发里也腰杆笔直硬挺，一直对我笑的老人。这样的他，有锋芒，却温暖慈祥，实在不能让我联想到任何和酷烈有关的事情。
　　我唯一一次见到真实的子弹是一个意外。那天晚上，忘了是为什么爷爷收拾自己的一个皮箱子，我好奇地围着他和箱子转悠，忽然看见箱子里有一个方方的东西，用手绢包着，拿起来，好沉，打开一看，是一梭子子弹。黄铜色，很长，我兴奋地叫爷爷，刚想伸手去碰，爷爷就把这子弹拿了过去，“怎么会还有？明天就上缴。”我不想让爷爷把这子弹上缴，我还想再好好看看，这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我想象中的战场上的爷爷和眼前的爷爷有了联系。可是爷爷不许，我又缠着他说说打仗的故事，他一如既往地说，“那没什么好听的。”
　　子弹第二天真的就上缴了，自此，我再也没有接触过与“战场”有关的事物。
　　当时我不懂，长大些才明白。爷爷有军人的硬朗棱角，却把所有温柔都给了我，他见过修罗地狱，却把所有美好都给了我。
　　而那天晚上，他拿着那梭子弹时，云淡风轻又坚如磐石，眼睛里含着笑，大概是我当时那兴奋好奇的样子让他觉得开怀有趣。这个形象在我脑海里定格了很久，我曾经一度以为爷爷永远都是这样，久战沙场经历生死，他就该是这样，直到我高二的那一天。
　　高二，青春期。电视是不许看的，却莫名喜欢上京剧，瘾正大，又不敢让妈妈知道，于是爷爷给我打掩护。我知道有一份报纸叫《戏剧电影报》，每周会出《梨园周刊》，我想订购，爷爷帮忙，每次都把报纸藏在一个地方，等我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冲我使个眼色，我就高兴地悄悄去拿。同样，我每天吃饭时爷爷都会打开电视把频道定在中央三，有时赶巧能有京剧的演出，我就会慢慢吃慢慢吃，尽量拖延吃饭的时间，爷爷配合着我也细嚼慢咽。那一天，电视上在放《四郎探母》，我为了等那一句“叫小番”，饭都冷透了还没吃完，终于等到杨四郎唱“站立宫门”，爷爷此刻拿起了遥控，按了静音键。
　　我下意识里知道爷爷想把音量调大但是按错了键，可是知道是一回事，青春期的情绪控制是另一回事。我满脸怒容，推开饭碗站起来，原地跺脚转了个圈，最后躲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无声地喊了几嗓子，踢了几下桌子，这才勉强冷静下来，开门回到客厅。
　　看见爷爷的那一霎那，我立刻后悔了。
　　爷爷还在手忙脚乱地按着遥控器，他很慌张，他竟然是慌张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慌张。见我回来，他手上停住了，只看着我，那眼神，混合着歉意和不知所措。
　　我刚才的反应伤害他了吧？看他慌张我心里却疼得厉害，我想跟他道歉，但一句对不起就是卡在喉咙里说不出口。回到餐桌前，默默地收拾自己的碗筷，走进厨房，这期间爷爷一直看着我，他是盼着我能给他一个什么反应的吧？哪怕是我冲他发脾气。
　　爷爷应该和那子弹一样硬，可那一刻他看我的眼神，成了永远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恨自己，为了这么点的小事我居然会对爷爷生气，这恨意，随着离开他的时间越久而变得越浓重，我只庆幸当时即便怒极也没有口出不逊，不然这恨意会翻无数倍。
　　我欠爷爷一句“对不起”，欠他很多句“我爱你”。
　　这一欠，就是一辈子，想补偿，也只能下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