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和乐明善

3、西南联大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大会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国务委员□□在会上表示，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作为一个奇迹与丰碑而存在的西南联大，是一个苦难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时，为一个民族保存的希望与未来。当时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意即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令其免受摧残，以积蓄希望。西南联大虽然存在时间不满九年，就读学生不过八千，艰苦备尝，十儒九丐，但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朱光亚、邓稼先等六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三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九十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担负着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学养之养成，直接受益于联大时期的艰苦岁月。

　　七十载风雨过尽，西南联大依然成为“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之标高，并不仅仅因为她为民族存续菁华、奉献人才之功，亦不仅仅在于她关怀国事，时刻牵挂着本民族的命运，而更体现在她是在一个民族最艰难的岁月，树立起了大学精神之卓绝。此种大学精神，即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正是做过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写到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或说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西南联大“遗产”，无疑与此有关。作为一座“宝库”，西南联大最为研究大学教育者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大学自治。西南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教授会代表的选举一直没有中断，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而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品格，正是由于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界非学术因素的无端干预和控制，沿袭了北京大学的自治传统。这正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主张的：“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西南联大期间一些坚守大学自治的“逸事”，早已是“旷百世而难遇”的传奇。据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1942年6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还指出“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为有能者”。最终，西南联大没有采用□□材。

　　除了于危急存亡之际存续民族的希望与菁华之外，西南联大于强权压顶之际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是我们今天纪念她建校七十周年之际，必须加倍了解的一种真实与风骨，必须看清的一种不可予夺的光荣。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对西南联大的纪念，正是源于一种对现实的反思。这种反思，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疑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们看到，近年来，有关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批评之声不绝，显然，还大学以精神，是必要而迫切的。这也正是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所指出的，西南联大的精神只有最终落实到大学自治等等方面，才能找回大学的尊严（10月26日新华网）。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依色雷尔曾经说道：“西南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却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作出了榜样……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接受并且享受这样的遗产，会让我们变得富有。

　　“大学”这一科学研究与教育相统一的团体的出现，已历时已经数百年时间，中国从西方移植现代大学制度，时间不长，以西南联大为例，却仍可以取得杰出成就。抚今追昔，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