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小诗》莫城学徒

7、质子制度 质子制度是

　　质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

　　当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媾和还乞援，是加深友好关系还是消除芥蒂猜忌，是为了进行攻势外交还是守势外交，通过交质活动来实现目的的情况比比皆是。

　　一、质子制度的源起

　　质最早指的是交换过程中物品的抵押行为，有时也泛指用作抵押的物品。

　　此质就已经引申为抵押了。由于在完成这种抵押行为的时候，当事者要进行一些交涉，达成相应的某些协议，因此质又可借指盟约。

　　既然订了盟约，双方就要遵守，于是质还可引申为信 。

　　由是观之质是以诚信为基础的交换过程中物品的抵押行为。

　　1.当确立了对某物的所有权后，就可以用此物来进行交换抵押。而且，作为一种双边活动，势必要有了不同的物品持有者进行交换，质的行为才可能从中产生。离开了诚信的保证，质的行为不可能发生，也不能顺利完成。因为当质的行为一旦发生，它就具有约束当事者诚信守约的作用。否则质的活动就会被破坏。

　　也就是说质的活动是建立在道德约束的机制之上的，靠信义的力量来维持。

　　3.反而观之，通过质来督促诚信，说明彼此之间的失信、猜忌的情况已非常普遍。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可推断，质的活动产生的时间较早，当随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产生。因为私有财产出现后，便确立了个人对物品的所有权。而受原始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风的熏陶，当时的人们仍旧崇尚诚信。

　　但私心、疑虑等心理因素已经产生，并表现在人际交往中。正是在此近乎于二难推理的背景之下，产生了质的行为。

　　当然，质最早是以物品为对象的，但西周初年出现了以人为质的情况。

　　人们逐渐意识到人比物要贵重得多，以人为质一方面更能表示诚心诚意。另一方面也更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春秋时期形成了专门以人为质来解决双边关系的质子制度，并兴盛于战国时期。

　　西周行分封制度，分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周天子要向被册封者即诸侯颁布册命。

　　分封制初行时，对于发展各弛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对于边远地区的开发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周王室对四土的控制，从而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并形成地区性中心，出现王权旁落的情况。

　　至春秋战国时期，终于演成了诸侯割据，列国纷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解决诸侯国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质子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关于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的这种巨变，西汉刘向看得很清楚。

　　依刘向的看法，在各诸侯国逐渐脱离周王室而纷争不已，仁义受到诈伪的挑战的情况下，人们既追念西周、春秋相对平等守信的交往，又不得不面对力功争胜，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战国时候社会现实，于是产生了质子制度。

　　后世的顾炎武亦有类似看法，他说：春秋时，犹尊札重信，而七国绝不言札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

　　但是，由于受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刘向、顾炎武皆扬春秋而抑战国，因而刘向断言质子制度产生于战国时期，这则是错误的。

　　但是，考现存史料，关于质子制度的记载，最早是发生在公元前720年。

　　《左传》隐公三年所记周郑交质之事：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二于虢，郑伯怨．王日：‘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据此，交质之事应早于五霸时代，当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初年就已产生，这该是确凿无疑的事。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交质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质之事蔚然成风，频频发生。

　　甚至这种交质之风还影响到君臣之间、大臣之间，他们也通过交质子来表诚意，求放心，以至于交质的功用超出解决诸侯间争端的范围，还涉及到人际关系的解决。

　　当然，这并不是当时质子制度的主流，而是对质子制度的借用罢了。

　　出于目的——

　　春秋时期

　　求信任者凡二：
　　隐公三年，周郑交质。
　　文公十七年，晋郑交质。

　　交进出质子以求信任者凡一：
　　哀公元年，越王勾践使范蠡、种稽为质于吴。

　　送出质子请求罢兵议和者凡八：
　　僖公十七年，晋太子圉为质于秦。
　　宣公十二年，郑子良为质于楚。
　　宣公十四年，郑子张为质于楚。
　　宣公十五年，宋华元为质于楚。
　　宣公十八年，齐公子强为质于晋。
　　成公二年，鲁公衡为质于楚，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
　　襄公元年，齐公子光为质于晋。

　　送出质子以借救兵或乞求保护者凡三：
　　成公十七年，郑太子髡顽、侯攉为质于楚。
　　定公三年，蔡太子元及蔡大夫之子为质于晋。
　　定公四年，蔡昭公以其子干及大夫之子为质于吴。

　　送出质子以表臣服者凡一：
　　昭公十三年，许许围为质于楚。
　　郑君臣互质以求信任者凡一：
　　昭公二十年，宋华亥取宋元公太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为质，宋元公取华亥之子无蹙、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为质。

　　国君质大臣以为要胁者凡一：
　　昭公二十年．楚平王质伍奢，以召其二子。

　　有交质之意而未果者凡三：
　　哀公八年，鲁欲与吴互送质子。
　　成公二年，晋欲以齐萧同叔子为质。
　　昭公二十六年，鲁大夫公孙朝欲送质子与鲁权臣季平子以求信任．
　　战国时期的交质活动目的与春秋时期基本一致，有互求信任者、罢兵议和者、乞求援兵与保护者、要胁以求土地财物者，等等。

　　但是，发生于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交质活动已不复见，它完全成了解决诸侯国间各种关系的手段。

　　从出质方来看，楚国出质者凡五：
　　公元前303年，楚景悝质于秦。
　　公元前303年，楚太子横质于秦。
　　公元前300年，楚太子横质于齐。楚怀王质于秦。
　　公元前272年，楚左徒黄歌与楚太子完质于秦。

　　燕国出质者凡三：
　　约公元前300年，燕昭侯之弟襄安君质于齐。
　　公元前239年，燕太子丹质于赵。
　　约公元前238年，燕太子丹质于秦。

　　秦国出质者凡六：
　　公元前328年。秦公子繇质于魏。
　　公元前307年，秦公子稷质子燕。
　　公元前301年．秦泾阳君质于齐。
　　公元前267年。秦悼太子质于魏。
　　公元前250年，秦子异人质于赵。
　　公元前243年．秦质子于赵。

　　赵国出质者凡五：
　　公元前270年赵公子吾质于秦。
　　公元前265年，赵长安君质于齐。
　　公元前243年，赵太子春平君质于秦，赵平都侯质于秦。公元前206年，赵孝成王质于秦。

　　韩国出质者凡三：
　　公元前315年，韩太子苍质于秦。
　　公元前301年，韩太子虮虱质于楚。
　　约公元前256年，韩投质于赵。

　　魏国出质者凡六：
　　公元前336年，魏太子鸣质于齐，魏公子高质于楚，魏庞葱与太子质于赵。
　　公元前333年，魏董庆质于齐。
　　公元前306年，魏太子越质于楚。
　　公元前247年，魏太子增质于秦。

　　齐国出质者凡二：
　　约公元前342年，齐张丑质于燕。
　　公元前301年，齐公子顺子质于赵。

　　另外《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为质于胡，胡甚信之。但是，当时这种与少数民族的交质之事较为少见。

　　三、质子制度刍议

　　由于发生于彼此之间巳互相猜忌而又追求互相信任的这种近乎二难推理的背景之下，而且是靠道德的约束力来保障，因此，它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交质活动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在信义的价值体系还未完全崩溃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互求放心、罢兵议和、乞援求救，抑或要胁勒索，都能兵不血刃而达到一定目的，从而避免了血流漂杵的杀戮与破坏。

　　从此角度立论，质子制度应是当时最值得称颂的解决相互间问题的方法。

　　而《战国策》卷二十七记载：胡衍之出几瑟于楚也，教公伸谓魏王日：太子在楚，韩不敢离楚也一。

　　寥寥数语，点出韩国通过交质，与楚结成了紧密的依附关系。

　　张仪为秦破合纵而游说楚王，充满着欺诈与诱骗。但张仪所说的通过交质活动来约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昭示了质子制度曾起到的作用。

　　另外，
　　鲁宣公十六年宋楚通过交质，楚解除了围朱之兵。
　　鲁宣公十八年齐向晋国送了质子，晋才撒去伐齐之兵。
　　鲁成公十五年，郑伯让太子到楚国做了质子，楚国才出兵替郑国抵御卫国的进攻。
　　公元前328年，秦国将公子繇作为质子送到魏国，从而得到了魏国上郡十五县包括少梁在内的大片土地。
　　公元前315年，韩国将太子苍送到秦国做质子，才平息了秦国对韩国的攻击。

　　等等都是历史明证。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巨变诸侯力征的时期，各诸侯都以耕战为立国的基础，以实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凭据。

　　虽然他们也曾受过前代讲信修睦之风的影响，但诸侯们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首先顾及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质子制度逐渐变成各诸侯权衡利弊的一个筹码，成为诸侯们尔虞我诈的一种方法。

　　质子制度所带有的和平色彩也就变成了虚伪的外衣。

　　诸侯国为了诸如土地等利益，绝对不会信守道义上的诺言。

　　苏秦指出秦国在谋取他国时首先施放的三颗烟幕弹，派出质子亦在其中。也说明交质活动成了麻痹对手的一个策略，所谓的信誓也就无从谈起。

　　《战国策》卷七载秦子异人质于赵。

　　吕不韦请求赵王送异人回国，赵王不同意。

　　吕不韦便劝赵王说：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以留计，是抱空质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谴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为德讲。秦王老矣，一日晏驾，虽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秦。

　　经过吕不韦的劝说，赵国终于将异人送回秦国。

　　吕不韦之所以说服了赵王，是因为他举出了三种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其一，秦欲攻赵，并不会受异人在赵为质之事的束缚，留下异人无济于事。
　　其二，秦王一旦老死，秦国新王立，赵国凭借异人也不可能与秦国搞好关系，留下异人意义不大。
　　其三，礼遇并送回异人，使他将来对赵国感恩戴德，回报赵国，这种结果对赵国最有利。

　　异人最后被迭回秦国及吕不韦就异人所列举的质子之事的几种发展可能性，表明质子制度完全成了诸侯国谋利益的工具。
　　既然利用质子求得利益可以成为事实，并可以利用来谋取利益。

　　那么质子在所质国的境遇就不容乐观了。

　　本来，质子在国内的血统、地位都是非常高贵的，多为太子公子或重臣。但一旦出质到他国，便往往成为诸侯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粒棋子而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
　　虽然在和平时期，为了拉拢、稳定对方，也会给质子较好的待遇，甚至可以把王室的子女嫁给他们，如《左传》的僖公十七年记载：晋太子国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

　　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过是诸侯王为了通过控制质子而控制出质国，视质子为奇货可居的手段罢了，质子的一切生活都不能与在自己国内时相提并论。

　　同样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子圉之事：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

　　谓赢氏曰：与子归乎
　　对曰：子，晋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

　　赢氏是秦国嫁给子圉的公室之女，从她最终不肯与子圉逃亡的情况可看出，她是非常忠于秦国的，而且她还面临着即将被子圉抛弃，但就是从她的口中说出子圉见辱于秦国。

　　一个辱字道出了做质子的子圉的无尽悲哀。

　　而《史记·荆轲传》记载：燕太子丹从秦国逃亡的理由时亦说，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
　　至于说两诸侯国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的时候，质子的生命就更难能得到保障。

　　《史记·魏世家》
　　魏安麓王三十三年，公子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内，走蒙骜。魏太子增质于秦，秦怒，欲囚之。

　　质子们完全成了诸侯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质子制度所起的解决国际关系的功用也就被破坏殆尽了。

　　总之，作为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质子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讲信守义、和平处理事端的色彩，变成了诸侯国用以较量的手段。

　　而这种巨变，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分裂与重组、混战与兼在诸侯国关系领域的必然反映，并不以当时诸侯们的意志为转移。

　　但无论质子制度怎样变化，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存在并盛行过的事实，不能忽视它所曾起到过的特殊作用。

　　甚至我们还应看到，在战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质子制度也时隐时现，仍然被作为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以及分裂时期各政权之间处理双边关系的特殊方式。

　　赵政在赵国邯郸做了九年的质子。

　　质子在所质国可以游玩交友，但是收到监视。且所受待遇与他本人地位，以及所属国家强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