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与神圣：漫谈中西宗教情感与文化》如是我思

1、世俗与神圣：漫谈中西宗教情感与文化

　　宗教是人类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宗教是形而上的存在，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文化性格。宗教又是形而下的存在，它真实而又深刻地融入到市民生活之中。因此，要想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探讨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宗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中国宗教号称“三教同源”，给予佛教、道教、儒教同等的历史地位。再加上回教、萨满教等民族宗教和舶来的天主、基督等洋教，中国的宗教领域可谓是百家争鸣。尽管如此，对国人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拥有教众最多、最主流的教派仍是佛教。虽然佛教也是舶来品，但从印度一传至华夏，便与中华文化实现了很好的融合，进而落地生根，和谐共生，成为典型的中国宗教。而在西方，1517年的马丁•路德宗教革命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以后长达百年的新教革命，摧毁了罗马教廷的神权，终结了天主教长达1000年的统治。基督教成为新的精神领袖，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可以说，以佛教和基督教作为中西宗教文化的代表，具有典型意义。
　　既然是宗教，佛教与基督教终归有其本质上的共通性，即通过创造一个虚幻而又至高无上、法力无边的神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来为世俗的民众提供一个向往、憧憬的精神家园，实现精神上的归依。通过向善的修行，可以沟通今生与来世、此岸与彼岸，可以超越生死，实现灵魂不灭。但是，诞生于不同环境、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两种宗教，仍在方方面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进而体现出两个区域、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任何宗教信仰都是有一定目的性的，信仰的目的能够最为直观、最为深刻地反映出中西方的思维差异和文化认同。基督教宣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信仰基督，进行忏悔，就可以为自己赎罪，从而在死后实现灵魂的自由。现实的苦难恰是上帝力量的表现，基督徒绝不会因为对现实的欲望不能满足而动摇对上帝的信仰，他们祈求的是来世的幸福。佛教本来也是来世信仰，然而它来到中国后，就被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态度同化了。本来佛教视世俗人生为苦空无常，认为万事皆有因果。正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为了来生不再受苦，就要在今生好好修行。而中国的信徒则普遍把它视为获得现实幸福的一个快捷途径。普通中国人都会念“南无阿弥陀佛”，然而佛在他们心目中并不神圣。他们往往出于世俗功利的动机礼佛拜佛，也依此为标准来评判佛的灵验与否。信仰佛教是为了祈求现世的福祉：消灾去病，升官发财，多子多孙，一路平安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献供、磕头、烧香、许愿，以换来佛的保佑。就好像与佛做生意拉关系，走佛的“后门”。如果佛竟不灵，他们便会疏远、冷落它。许多庙宇便会门庭冷落终至破败，香火断绝。如果屡验不灵，有时还会激起人们的怨恨。所以，乐于助人、有求必应的观音菩萨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佛祖释迦如来。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思维原点。他们使佛为人服务，以人的标准要求佛、评价佛。
　　中国人以这种态度对待宗教，就使中国的宗教缺乏真正神学信仰的根基，极易受政治的影响并为政治所用。在西方，宗教是人们甚为珍视的一个领域，也是一般民众经常与政府发生冲突的领域。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西方人往往不惜以死相争。而在中国，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干预宗教，民众也不会对宗教问题过于执着。即然人们求助于神佛的目的不过是世俗的幸福，那么他们也可以从世俗功利出发来改变和放弃信仰。对他们来说，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不是失去自己的精神生命。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可任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决定，而他们一般也不会为此而拼死抗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权力对世俗生活的影响比神权更直接、更实在。一个基督徒在“恺撒的权力”与“上帝的权力”发生冲突时，会选择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中国人的态度正与此相反，他们多半会屈从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才是他们真正的上帝。
　　就宗教的性质而言，基督教是最彻底的一神论信仰，除了敬拜“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外，任何神名在基督教中都没有立足之地。《十诫》的第一诫便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而且，受科学精神求真的影响，基督教的教义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推理性，力图使神的存在经得起推敲和考证。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甚至探讨过“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基督教强烈的排他性与中国文化当中和谐共生、兼容并包的精神特征是格格不入的，而其严密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与中国人对宗教神学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世俗的中国人没有多大兴趣进行繁琐的神学思辨，不关心神学的真理性。他们通常见神就磕头，进庙就烧香，是神三分敬。中国人的头脑里有最杂乱的神谱。从最原始的图腾、动物、自然物的崇拜，到最高级的对一个最高人格神的崇拜，诸如佛、菩萨、三清、玉皇大帝、土地等无数神仙。从没有人将这些神排出一个系统的谱系，也没有人对这些神之间关系作认真的说明和论证。甚至同一座庙宇中，可以供奉儒佛道三教的神和圣人以及民间和地方的神祗。至于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并愈来愈强大的三教合一、三教融汇的潮流，更是一个独特的奇观。本土化的佛教恰恰是迎合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才在华夏大地上稳稳地扎下了根。而在西方世界无往而不利的基督教，到中国已近二百年之久却还是穿着一身洋装，在中国的领土里做客。我们何曾见人称佛教为洋教？这可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思想里尚未落地生根。
　　就宗教的形式而言，佛教的修行追求的是内心世界的清静，是心的顿悟。《五灯会元》中佛祖“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伽叶尊者破颜微笑”以及禅宗“传灯”的典故无不昭示着参禅悟道、以心传心是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而基督教除此之外更注重身体力行，基督教的进取精神，纯从社会服务上表现出来。所以基督教是社会的宗教，对于社会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西方新教伦理对西方现代进程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佛教僧众则偏于个体的得道，自称“出家人”，脱离红尘不问世事，也就谈不上对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
　　这一区别从两种宗教的建筑文化中也能窥探一二。西方的宗教建筑重在外现人心中的宗教激情，把人内心中的迷惘和狂热、幻想和茫然都化成实在的视觉形象，借助这形象进一步把人的情感推向更高的境界。西方的教堂气势恢宏，具有超凡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幻和精雕细刻的体形、激情飞扬的动作。这种特点在哥特式教堂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垂直向上又尖又高的群塔直指天际，彩色玻璃透过来的富于变化的彩色光线使人产生一种腾空而起、飞向天国的神秘宗教情感，似乎人们的灵魂也随之升腾，一直升到上帝的脚下。而且，教堂普遍为石质封闭结构，可以历经千年而不衰。这种建筑形式是一种人与上帝对话的构架，体现出教徒们与上帝沟通的愿望。中国的宗教建筑和西方大有不同，它从来没有过分地陷入神学的激动，而是要求一种精神的宁静和平安。禅宗主张在个人的内心中去寻求解脱，深山养息、面壁打坐、寻找平和宁静。因此，中国的庙宇庭院深深，花木相间，古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正是中国寺院的真实写照，一些著名的佛刹古寺更是隐在山中。这种木质开放式的院落更像是层层叠叠的花园，可以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解脱，既符合佛教徒避世坐禅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最后，比较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所有人都有其自我选择的宗教信仰。无论是基督、天主、东正亦或其他，都是自发选择的，而这种选择一旦确定，便成为一种神圣的精神寄托。坚定的宗教信仰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堕落的存在，是被社会所不容的，这也正是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会产生平地惊雷般的反响的原因所在。这样一种宗教传统和神学观念，表面上与西方追求认识世界本质和自然真理的自然科学精神截然相反。但是，在西方文化中，重科学与重宗教这两种相反的倾向从一开始就如孪生子般同时存在，并行不悖，这也是一个确凿的客观事实。而且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这两种对立倾向几乎是同步、同样程度地发展着，并不是一般想象的此长彼消关系。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等科学家、哲学家都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反而在论证人的认识能力时给上帝与信仰留下地盘。可见，宗教与科学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并非处处对立，相反，常常出现一种互容、互渗、互补的情况。因此，有些学者用宗教与科学精神的结合来概括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不无道理的。
　　反观中国，这个有着广袤土地，众多民族、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却也正是一个科学精神普遍缺失、求真意识淡薄的大国。按常理推论，既然中国文化的自然科学精神相对薄弱，则宗教神学精神必然泛滥。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宗教精神也是淡薄的。并非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早在远古时亦有原始宗教，但也许是儒家思想过早地实现了精神领域的“大一统”，儒家的实践理性精神强烈地冲淡了宗教观念，致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地、自觉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子不语怪、力、乱、神”。当学生问及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及生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并未正面否定鬼神的存在，却强调“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的冷静、理性态度，与西方的宗教狂热恰成对照。所以，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重视的是现世的生命价值。儒家的处世态度和生活理想完全是世俗的，充满着自足、乐观和积极进取精神。中国人进则热衷于仕途腾达，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退则修身齐家，享受人伦之乐。在这种世俗的追求中，他们得到完全的满足。只有遭际坎坷、仕途失意，只有失去追求的东西后，他们才会与佛道那种以人生为苦为空为幻的观念发生共鸣，才会遁入佛门。林语堂曾在《中国人》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当然还可以是佛家。
　　中国文化更是氏族、家族文化，中国人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对得起列祖列宗，对祖先的敬畏构成了中国人的全部信仰。因此，在儒家深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缺少明确的、神圣的、虔诚的宗教情感。即便在佛教传入中国并为大众所接受之后，中国人的思维仍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吸纳性、包容性将佛教彻底转为为中国化的宗教，为中国人所用。在强大的儒家思想传统面前，宗教始终难以跻身庙堂之上，难以进入主流文化领域，也就难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