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封信 背景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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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7年（1938年），2月18日
今天有飞机从头顶飞过。
我让身边的孩子们赶紧躲防空洞，但是他们都对飞机这个新事物很好事 ，一个个张着脑袋要看飞机，哄哄的飞机经过的声音，震耳欲聋。突然地面抖动，房屋上的瓦都给震了下来，嗤嗤啦啦的往下掉，我招呼着孩子们全往我身后的防空洞跑。这是日军的第一次空袭，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打到武汉。
这是我来到武汉的第三个月。
想起三年前我还能在家里和父母开着玩笑说，我可是要走遍中华大好河山，看遍世间美景的人。那时，大哥还能笑着和我说：那我就跟着你，吃遍全国美食。
现如今，父母因为担心战乱，一年前从天津举家迁回了重庆老家，让原本就在做书画生意的父亲，也不得不转让了在天津的铺面，到重庆重新开始。母亲在信里说一切都好，就是气候太潮了，真丝的裙子不好保养。看到那里，我笑了，母亲还是这样的爱美，父亲也惯着她。
大哥在七七事变之后决定参军，瞒着父母去读军校，我上次收到他的信已经是半年前，我还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他说，国内的局势动荡，建议我赶紧回家。当年在读大学的这个问题上，是我第一次如此坚决的做出自己的决定。父母本是想让我北上，就近去读大学，而我却对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表现出非凡的喜欢。其实我只是相离他们远一些，这样我就可以自己面对我的生活，而不是在父母的照拂下直到出嫁。再者，南京也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去年12月南京沦陷之后，学校西迁去了重庆，而我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在日军进入南京城的七八天前，我就和大部分学生一起转移，到了武汉，我们做了修整，而我并不想继续随着学校西迁。我与几个一样马上要毕业的同学决定留在武汉，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学校的知识我们已经学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出来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老师帮我们安排进了一些学校，医院，企业，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好我们能做的。
我进入了一家小学，院长让我负责教孩子们学习语文，并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我本是学外语专业的，英语为主，让我教国文，说实话，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学校老师不多，年龄都也不大，最大的也才24岁，最小的不过16岁，但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所以与她们相处起来也比较融洽。
学校里有很多学生，年龄参差不齐，院长说，除了学校本来就有的孩子，还有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他们有些没了父母，有些是与家人走丢了，乡亲们在路边发现他们，便把他们送过来，还有的是一些老师在附近街道上捡回来的，甚至还有从前线战场上送过来的婴孩。
武汉的冬天越来越冷，校长靠着民主人士的捐赠，为孩子们搞来了过冬的棉服和被褥，也给我一件她的旧大衣和一套棉服，说:“冬天呐，武汉冷的沁人，这大衣我也穿不上了，看你也才来，没啥积蓄，你若不嫌弃，就收下我的这片心意。”
手抚过这件青灰色的大衣，是羊毛的，心中感激，抬头看着校长，说：“校长，这份心意贵重了些，我不能收下。”校长笑着对我说：“你年轻，这颜色你穿着好看，孩子们都还小，你和沈青她们要多费一些心思。”
沈青也是学校的老师，年纪不大，但是充满活力，常常跟在我后面叫我子瑜姐，后来熟了，就时不时叫我阿瑜。
新衣服终于让我换下了从南京出来时穿着那套衣服，其实我也是带了一个小箱子出来的，但是混乱之中，已经遗失了，而且还丢了外套，于是靠着手中仅剩的钱买了一件棉袄度日。校长的大衣无疑是雪中送碳，我无以言表我内心的感动。
在这里我过了我第一个难忘的，没有父母的春节。靠着校长募捐回来的衣服和食物，这个年让孩子们过得温暖而且开心。家中父母尚在的，都已经接回家过年了，剩下来的，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常常带我和沈青去后山，挖他们春天种下的红薯，大的，带回学校，煮在饭里；小的，就自己就地烤着吃掉，我和沈青没有经验，常常烤的满脸是灰。
相互看一眼，然后大笑。
孩子们还自己打扫卫生，大孩子带小孩子，大点的孩子，还帮忙煮饭，跟着她们我也学会了如何生火烧饭。孩子们没有我想的多，只要每天吃饱穿暖，便是开心的。
安定下来之后，我给远在重庆的父母写了到武汉之后的第一封信。
母亲：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了，那日在电话中告诉你我要留在武汉的时候，我知道你是要担心的。近来，因为事务比较多，没有空闲写我对你的思念。你们可安好？
我一切安好，在一所小学中做老师，学校里面很多孩子都是无家可归的，至少我比他们幸运，我还有家。我想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回馈这个已经逐渐动荡的土地，让它至少有一个安稳的地方，让我们的孩子得以继续成长。
再多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思念，唯愿父母安好。
陈子瑜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