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肖斯塔

3、过去-2

　　去年9月8日是我初次到蒲湾道107号去。那时候还是K市暮夏，从我住的学生公寓门口坐公交车，三站就到107号附近。我下车后过马路到他院子门口。铁闸门紧闭，两层洋房在黑色铁栅栏和绿色疏疏花木后静立。

　　我播通闸门上的对讲机，过一会儿有一个女声响起来。

　　“你好，请问找哪位？”

　　我说：“你好。我来拜访杨岑先生。”

　　她问：“请问你有无预约？”

　　“有的，是经文化教育事务局张禹路先生介绍。我是K大文学院的访问学生。我叫黄卓彬。”

　　“那就对了，你请进。”

　　闸门砰一下弹开。我走到楼房门口，开门的是一位身材丰满的中年女士。她说：“请进来吧。”

　　她的头发打理成一个松散的髻子，穿碎花雪纺上衣和一条黑色裤子，看起来十分文雅，并不像老派大家族里女管家太太的模样。后来我知道她冠夫姓，大家称她做郑太太，年轻在国外留学时就听过杨岑讲课，现在恰好在本市又已退休，于是来帮忙打点家务。她轻声细语又说：“你先坐一会儿。能否给我一张名片，我上去跟先生说你来了。”

　　这倒老派得很。我拿出名片给她，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一个看起来太过清秀的男青年递给我一杯水。我问他情况，他只说：“我照顾先生起居。请耐心等等。”

　　杨宅极其朴素，一间客厅陈设就像本市中产家庭，唯独墙上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绘画和摄影。有一张照片明显是杨岑本人——我虽没见过他，但看到过那少数几副印在书籍内折页上的作者照片。那是他坐在一张藤椅上的侧脸。彼时他正值青年，体躯饱满健硕，高鼻深眼，目光炯炯。我见过的那几张作者照片都摄于他五十岁后，虽也各有神气，但我想不到他年轻时竟这么英俊。

　　杨岑没有体会过少年成名的滋味，他中学时代就家门败落，曾短暂就读K大但很快辍学，后来做过记者自力更生，三十五岁才移民海外。人们对他此后一段时间的经历所知甚少，直到他五十岁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后来陆续写了长篇小说和诗歌，才逐渐有了名气。

　　他最著名的一本长篇小说叫《江月去人》，全篇是一个一九三零年代女学生的意识流，时间无一处是线性，隐喻繁复，十分晦涩。这本书只在象牙塔中有人钻研，在市场上销量简直可以用不存在来形容。虽然各大书局都会藏个一两本摆在“当代文学”架的最高处，但普通读者谁愿意来死啃这种现代主义的自娱自乐。

　　他最风光的时候大概也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江月去人》先是被海外华文出版社出版，然后被国内引进。当时正逢许方舒教授出任K大中文系主任，和另几所大学的几位教授在一次世界华语文学现代主义研讨会上，集体对此书给出超高评价。于是有几间文化类期刊杂志也报道他传奇身世，曾小有过一场轰动，但也仅限于在小圈子内而已。就这样已经是杨岑最为人所知的时候了。

　　过了大约有十分钟之久，郑太太终于下楼来。她在楼梯上叫我：“黄先生，可以上去了。在二楼左边第一间，开着门的。”

　　我说：“好，谢谢你。”我从她身边走过，楼梯绕了半圈，止于一条长廊前。长廊尽头是半开的窗户——我这时才注意到这房屋里没有空调。二楼只有一间房间开门，我向左转去。

　　那是一间极大的书房，三面墙上高大的木质书柜环抱，另一面墙是几扇大窗。窗户也都半敞，K市天常阴，光线灰白，照在室内物件上莹莹发光，有如童年梦境一般。房间中央是一张茶桌，旁边有两把空椅子。

　　杨岑不知在何处，我一开始简直以为走错房间。

　　忽然我听见一把声音说：“要喝一点茶水不，年轻人？”

　　然后我才看见他。他坐在左侧大书架下的另一把椅子上，他面前还有一张更小的茶几。他面向窗户；我一眼看见他的侧脸——

　　——他已经老了。他再没有年轻时挺拔的躯干和光滑的皮肤；他的身体瘦弱松弛，他的皮肤色深而皱缩。他的眼睛也似乎因为岁月磨砺而变得更小了，目光紧紧聚焦在一只茶壶上。他根本不抬眼看我。

　　杨岑像自言自语一样，又重复了一遍：“哦？你要喝一点茶水不？”

　　我全身紧绷。我说：“杨先生，您好，我是黄卓彬——”

　　他这才转过头来看我。他的表情倒是舒缓的，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骇人。他这一回用更柔和些的声音说：“我知道了。你来坐吧。”

　　他倒一杯茶给我；我喝下了。房间里很热，茶水更热。室外潮湿沉闷的空气透过窗户扑进室内。杨岑穿一件褐色亚麻衬衣，还是长袖的。年纪大的人畏寒不怕热了，我当时在想。

　　他说：“你说要采访我？”

　　我说：“是，先生。”

　　他说：“这是你博士论文？”

　　我还是说：“是的，先生。”

　　“你读什么的博士？”

　　“比较文学。”

　　“噢，比较文学。”他这时候把目光转到我脸上。他又问：“你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我在做现代主义文学。”

　　“你说具体些。”

　　“我在做离散文学和城市的想象。想写旅居的作者——主要是旅居在文化中心城市的，如何受到异地书写的影响……”

　　“那你想问我些什么？”

　　“主要是小说。《江月去人》，和几个短篇小说。”

　　“你看了多少二手资料？”

　　“有一些。”

　　“你东亚系出来的？”

　　“不是，是英语系。”

　　“你看过什么。吴尔芙？狄更斯？乔伊斯？”

　　“这些都有的。还有上海和北京的。”

　　“啊。那你想问我写什么？我可没有写过《K市摩登》。”

　　“不，先生——我并不是具体要问您对离散跟城市空间的想法。因为已经出版的文献里对您的资料寥寥，我想写的论文里有一章涉及您的作品，那些资料对我写作远不充裕，而我系里有经费资助博士候选人到海外访问，所以我想来跟您面谈。至于具体的问题，我有一个大纲，有些是关于您的经历，有些是关于写作的状况和灵感等等，并不是想把您说的话变成我的论点。”

　　“我的经历，”他说，“你怎么就知道我会愿意告诉你我的经历？”

　　我被他的话噎住，半晌才说：“如果您不愿意讲，我必不强求。”

　　“你之前发来的提纲我看了。你要知道，我愿意见你不是因为那个提纲。”

　　“先生，我——”

　　“那提纲跟别的所有人写过我的话都一般无二。都是些废话。你们这些人都相信’作者已死’，可是我偏要说，迄今为止你们那些论文都是小儿猜谜。”

　　“先生，我并不是刻意要曲解您——”

　　“而且你凭什么就说我是现代主义？一九五零年现代主义就已经过气了。”

　　我如机械背书一般说：“二十世纪前期是欧洲现代主义高峰。但世界文学思潮不总是同时的，二十世纪到后半叶许多国家也有逆流而上的现代主义，而且思潮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是看作品对现代性的反应，而不是看时间地点——”

　　这不同于我带本科生的讨论组，一间课室里十双求知若渴的眼睛看着我介绍现代主义的概念。这是杨岑；他果然迅速地厌烦，挥挥手说：“好了，别跟我聊这些。”

　　那是我见杨岑第一面，当时我预料不到在这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我还会再见他不下十次，每次见面从下午两点聊到晚饭然后黄昏入夜，把他的整个人生都穷尽；但在第一次造访的那一刻，我怀揣大石却又想掩藏我的重担，他大概早把我一眼识破却不戳穿。他只是这样一点点沥干我所有耐力。

　　杨岑说：“别的问题你还有不？”

　　“您如果不想聊提纲上的话题，我——”

　　“——今天晚了。如果没有别的，就这样吧。”

　　我辩解：“杨先生——”

　　他懒散地说：“没有就算了。”

　　房间太热，我汗如雨下。

　　我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