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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过去-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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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想大战英文系高材生的下一个礼拜,我遇到在K市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至于此前和此后与别人的长谈,都难免成为这段插曲的注脚。十月初,K大文学院招聘新的□□,各专业的教职候选人来面试,与学生交谈并且召开讲座,是招聘考核的一部分。法语系的申请人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瘦高男子,研究北非文学,露西、姗姗和肖想都好奇去听。英语系自己也有一个申请人,然而露西跟我说题目很无聊,她并不感兴趣。我找到系里群发的邮件,演讲者的名字看起来是某地华侨,不提供全名只用首写字母的简称代替,一副藏头盖脸的骄傲模样。演讲的题目是法兰克福学派。难怪现在的本科生嫌弃为陈词滥调。
这些我都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我阴错阳差,在博雅楼一楼的天井里,迎面看见走过来的人是谢恺鸣。
“黄卓彬,”他叫住我。
我差点忘记这个人的名字。
“我听说你在这里,还说是不是要联系一下。果然。”
“你好,”我回答。
谢恺鸣同十年前我刚认识他时一模一样。他这个人有格子衬衣狂躁症,一衣柜的格子衬衣,红的绿的蓝的,简直不能更丑。作为一个男同性恋者,他穿成这样真是对不起人民大众。现在他一身正装,上身的白色短袖衬衣竟然也有着铅灰色方格。简直就跟从记忆中原样复刻走出来。
“你变化好大,”他说。
“谢谢,其实没变,”我说。
“这话说得像你了。”
“你一点没变。”
“你真不知道我来?”
“你来K大干什么?”
“我马上毕业了。”
“哦。恭喜拿到博士学位。”
“论文还没定稿,但快了。”
我没回答。
“黄卓彬,”谢恺鸣一字一句地说,“我是英语系教职的最后三个候选人之一。我来英语系面试。”
然后我才蓦然醒悟。H. M. Tse就是谢恺鸣。十年前他才不这样写自己的名字。他本来就该比我早毕业。
“好吧,”我勉强说,“我赶着去见导师。再见。”
我并没有导师可见,回家路上觉得一阵恶心。我发短信给露西问阿尔及利亚文学讲座怎样。她回复口头禅的两个字:“好棒!好想学法语!”
我丢开手机没再看。
过五分钟手机又响。还是露西:“学长,你第一次主动给我发短信,我受宠若惊……下下周四我们又有读书会,你要不要再来?”
我回了一个字:“来。”
那周五我再去107号去见杨岑。九月份我又见过他几次,已经摸清他作息规律和吃饭的口味。这个下午我们聊了十分钟的《江月去人》,然后我主动提起露西的读书会。我只是好奇他会如何评价。
“他们有一个同志文学电影讨论组,”我解释,“他们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每隔几周就有一个周四的下午聚在一起聊一个指定的作品。上回看的是《莫里斯》。”
“福斯特。”
“是。他们说英语系里的二十世纪小说课不会讲到这一本。学校也没有同志文学电影的通选课。他们就自己搞小组织自己聊。”
“他们说些什么?”
“都是大二和大三的本科生,还不全是文学院的。只是简单聊一点情节人物,喜欢谁不喜欢谁。到最后变成抒发自己爱情观人生观的大讨论,倒比聊文本有趣得多。”
“十九二十岁读福斯特是好的呀。”
“您说。”
“他来来去去写得最好的不就是二十岁少男少女心事。从懵懂少年任人摆布的时候,到一夜之间顿悟,知道人生该自己如何处置。这种人是一辈子念旧的类型,好似人生最美的就是在剑桥那几年光阴,再往后就都是下坡。其实也未必是他自己真的日渐晦暗。从布鲁姆斯伯里到印度,何尝是越走越窄了。”
“您觉得,”我突然想起,“像他这样,是不是都是相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
“哦当然。现代主义的门徒哪个不是。就连弗洛伊德也相信疗法是有效的。他们相信人被外力改变,而且必须要被外力改变,就像相信科学战胜自然一样。”
“他小说的高潮,从来不是意外事件,也不是什么谜底突然揭晓,而都是角色心态转变的一刻。小时候看时尤其觉得激动。”
“但是人真的是可以改的嘛?”他看我。
我没想到他会反过来这么问。我说:“假如可以变得更好,那为什么不。”
“你能要求别人改变?”
“假如是为了变得更好,我不觉得这种要求有什么好拒绝的。”
“这是很高的要求。”
“如果是爱欲,那这不应该算高。”
“你以为爱欲是什么?”
“它让你变得更好。我以为这是现代小说唯一的教义。”
“现代小说,是呀。你说的这不就是现代性。不断进化的自我。不肯进化的,就活该被淘汰。”
我气馁:“您说的对。”
他没再继续逼问我。“就看《莫里斯》。大家总喜欢看克莱夫和莫里斯,阿列克和莫里斯。但是在一开头,窗户纸还没捅破之前,他们剑桥的小帮派也很有趣。你要仔细回去看他们读的是什么书,聊的是什么文本。清一色的古希腊。他们觉得那里是男人爱男人的世界,而且是唯一一个有学术和伦理正当性的。既然眼下这件事绝对不可做,那么聊一下苏格拉底的爱欲,也是可以的。种种那些研讨古籍,都是借口。”
“现在学弟学妹们自己开读书会,用意也不还是一样?先生,我读本科的时候,也更是这样。当时在英语系,七八年前,虽然是在国外,但课程大纲比现在的更保守,讲莎士比亚也只字不提他的爱情诗。于是能找到一两个好友,自己私下看福斯特和吴尔芙,就是最快活的事情了。那时候甚至还觉得,那样的友谊,必然能坚固永久不变,只是因为在一千个蒙蔽无知的同学之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正看到了书的。后来才意识到这念头也是幼稚。当时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福斯特写剑桥,虽然是他觉得最好的时光,但是像克莱夫那样的人,即便熟读古典文献,对他又有什么干系。现在这里英语系大二大三的课上,也都可以讲《道林格雷》的了。如果还觉得不够,自己也可以开读书会。然而他们并不能奢望现在的精神交流能意味着什么。毕业以后各有各路。与在一个左翼文科院系里不能比。”
杨岑说:“你何必替他们如此操心。”
“也不是,”我辩解,“只是最近突然联系到了以前认识的人。又看见本科生学弟学妹们,觉得——觉得时间冲动又残酷。”
“帮我放首曲子,怎么样?”
我站起身。“先生您说。我给您用手机找。”
“不用,”他摆手,“你到书架上的碟子里翻呀。”
他把每张光碟的位置都记得一清二楚,连曲目顺序也说得八九不离十。最后让我放了一首舒曼。
“您弹琴吗?”
“我装会弹。”
我没想到他这么直白。“那样……也凑合。”
“是的呀,别人只会问你弹不弹琴,并没有人真的让你弹。我们那时候还在K市的时候,琴也是稀罕的,哪有人非拉你到琴房,逼你弹一首证明自己的大话。
“这首童年情景,所怀所想,无不时过境迁,别说是旧梦重温,就连回忆也是奢侈。然而其中毫无怨恨,只有释怀和无条件的爱,是以才这么催人泪下。这首弹得好了,弹的人要哭,听众也要擦眼泪。”
“我以前听过。这首确实感人。”
“你现在还不成。你还急于跟你过去划清界限。”
“先生您……”
“嗯。我们那时候,也是有你这样的读书会的。但是我们都年纪不小,我那时候已经在报社当记者了。聚会在大家的家里轮流举办。周五下午下了班,饭也懒得吃,就直奔那希腊之家去。”
“希腊之家?”
他发笑:“不是大学生的兄弟会。是真的希腊之家,要先读一段萨福才能进门的。他们清高的很,门槛摆在那里就是要让人害怕的。他们只接受他们认识的人,只挑他们要的门徒。因为进去了以后,要做的事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您说入门要读萨福。那么也有女生了?”
“不多。”
“那您进去也读古典?像莫里斯的剑桥一样?”
“必须的。读完后,大家都一知半解,我们那里没有一个专业的,都是写三脚猫门外汉,读完后就争来吵去。有的脾气好的,在旁边观战。脾气不好的,那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也是读书会。”
“也是。有一个人,脾气最差,最好辩论。如过你不与他辩论,他还觉得你没趣,不与你说话。但万一你跟他吵了起来,他反而激动,没完没了地想要与你交谈,非刨根问底不可。我们那时候,什么也没有,身无长物,就是有闲。有闲有伴,于是就把时间都花在喝酒辩论上。”
“您说得好像《会饮》一样。”
“有那样精彩就好了。我们不是《会饮》,是连《会饮》也看不懂的人。但非要看,看到苏格拉底喜欢英俊少年,终于觉得自己好像跟哲人一般,一切都有了解释,跟莫里斯一样的。”
“您现在想起来,不觉得以前幼稚可笑?”
“我七十七了。我过去哪一年,不幼稚。”
“我做不到,先生。我真的就是要跟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否则没办法继续。不论生活还是学术都是。”
他挥手:“划清界限是不可能的呀。”
我感觉他已经不想再听我自怨自艾了。我说:“您接着说。”
“哦。就是这个人。非要让我弹琴。我说无琴可弹,弹得不好,他也不行。最后拉到歌舞厅,有一台旧钢琴,还是不知什么时候的难民带过来的。我推脱不行,他非要我弹,我用一个手指头给他敲《小星星》。你猜他怎么样?”
“我不知道。”
“他跟我道歉。他说不知道我是真不会弹,要请我吃金凤楼的点心赔礼。这人太聪明,又好斗,可惜就是脑子缺根筋。”
“他现在在哪里呢?”
“哪都不在。”
我一吃惊,抬头看他。
杨岑说:“既然你要说《会饮》。你知道《会饮》的结局是什么?”
“我……忘记了。”
“第一段发言是谁?”
“斐德若。”
“最后一段呢?”
“阿尔喀比亚德。”
“记性明明好得很,怎么说忘记了。那么阿尔喀比亚德之后呢?”
“……他们喝酒吃饭?”
“为什么呀。”
“因为——因为哲学的对话需要以酒食作为结束。这是唯一能让所有人满意而能够调解分歧的。”
“真要命。你这是把柏拉图当成中国人了。”
“那结尾是什么?”
“一群男人躺在了一起,开始睡觉。睡醒后就是第二天了。”
“哦……”
“你就记得吃。别人记得的是睡觉。”
“睡觉也是要记得的。但前提是不能饿肚子。如果说辩论好似是前戏,倘若辩论不够激烈、情爱就没有趣味,那么美酒佳肴也是一样的。人只需要三样事情就可以幸福:美食、哲学和情爱。但这三者缺一不可。”
“胡说八道。你古典学读过多少?”
“很少,一本半本而已。《会饮》记得一点,《美狄亚》记得一点,都是文学与性别史论课上看的。别的只能是维基百科的水平。”
“《会饮》的结局是什么?”
“睡觉。”
“再来。”
“什么?”
“我说不对,再来。结局是什么?”
“苏格拉底复述第俄提玛的教诲。”
“差远了。再来。”
“苏格拉底回家了。”
“回家干嘛。”
“先生,您想问的是什么?”
他大笑。
“我问的不是《会饮》的结尾。《会饮》的结局就是开头,是世间已无苏格拉底。哲人虽然也关心谈情说爱,但说到底还是关心政治生活,情爱一向是公共生活的一环,不可能有真正私密的欲望。所以《会饮》的结局,就是暴政与暴行。整篇对话录,都在这默认的事实之上。如果民主没有问题,何用这样研讨爱欲。”
“您这是……”
“就是。你反应太慢了。”
“是《民主与爱欲》,”我终于说。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终于想到的,大概正是他拐弯抹角想要我明白的事情。《民主与爱欲》是杨岑短篇小说中无从归类的一篇,与他惯常的现代派技法不同,是彻头彻尾的单一线性叙事,描写一个虚构的古希腊男子与同窗男同学之间的情谊。这大概是现代的同性社会□□望往古希腊的投射,是以现代的爱情观念无法用来解释,用古典的少男之恋亦说不通。贯穿始终的是他们对老师所教的政治哲学的激辩,政府和君王如何决策,民众的意见如何筛选,诸如此类,好似两人对□□的情欲兴趣缺缺,只用唇枪舌战去弥补情爱本身的不能整全。但在其中长篇大论的哲学论述、和两人过于彬彬有礼的节行之中,那篇故事最让人吓跌眼镜之处是结局的一场□□。这个二十岁男子,四肢灵巧,心智聪颖,可谓从头脑到身体都装备齐全,然而真实世界之中既无民主,也无爱欲,只有洁白的石块浸润在碧蓝海水之中。与同伴的辩论不能让他满足,两人不欢而散,他到海边度过一个下午。回家的路上,他恰好遇到归来的女奴。他感到折损已久的男子气概突然被唤起,于是把她按在草地上,撕开她的衣裙。
读者大概都知道这种暴行在当时甚至不被视为暴行,他说不上能怎样忏悔,更不会受城邦律法的制裁。施暴完毕的主角落荒而逃,小说戛然而止。
在此刻,在我面对他的沉默逐渐饱满到涨破的眼下,比暴行更可怕的是,我们都不得不考虑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所以谁是阿伽通?谁又是阿里斯托芬?谁在写,这句话从谁的口中说出,老师还是学生?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哪都不在。会饮的结局是暴行。
舒曼还在单曲循环,钢琴家三十年后返乡,不说一句话开始演奏,迟到的观众偷溜进演奏厅碰响大门,这些都在录像中分毫不差,不像一个似是而非的文学作品。几个乐句后台下的人低头擦去眼泪。
“你饿了吧?”他说。
“啊,”我才回过神来,“我还好。”
“帮我去喊郑太太吧。”
我知道是他不愿意聊了。我去楼下找到郑太太,她神机妙算,已经在从电饭锅里面盛米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