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双眼 重组世界》於格

31、新加坡

　　哈馬說到“鴉片”
　　在島上已經度過六個月的時光。移民局向我重申有關政策,我對此絲毫沒有概念。幾位伊斯蘭教的公務人員,正當的、具體的向我說明在沒有得到在國外給我的延長簽證以前,我不能較長時期的居住此地。離這裡最近的外國,就是新加坡。

　　就這樣,我手持一張前往新加坡的機票,懷著多少有些忐忑的心情坐在機場的椅子上。令我有些擔心的是,沒有任何人來機場接我。飛機晚點,像是被卷入炫耀自己的暴風驟雨裡面了,機場候機廳裡的德國、法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等語言一並灌耳。遊客們興奮的嘈雜聲和一股股煙鬥焦味混雜在一起。我聽到女人們的講話聲比盲人電腦發 出的高頻還要尖銳,她們好像是在向一群人中的某個不指定的人講話,一點也不回避她們日常生活的隱私。而男性們正相反,他們的聲音比較低沈,這是旅行中真正的男主人為人處事風格。有個男人坐在我的旁邊,他向我借用火柴,沒有甚麼開場白,他開始向我講述起他生活的過去。我很驚奇地聽著,一本活書在我面前展開著。他是個澳大利亞人,和妻子出來旅遊。他的職業為服裝模特畫家。他在墨爾本擁有好幾家商店,從他的聲音裡能聽得出來他頭腦靈活,生意經營得很成功,他不是個裝腔作勢的人。 “我出生於波蘭”,話外之音呢他是要說他是猶太人。我只是在具體的時間和地點處做出些詢問:十三歲生活在德軍管轄區裡,十四歲在工廠做勞役,十五歲被關進特布林卡(Treblinka)集中營。飢餓難忍......每天早上他的工作是為一個要刮鬍子的德軍S.S長官端著鏡子。他除了剩下一些戰爭時期的小珍寶,即十支香煙而外甚麼也沒有了。一天早晨,他把兩支煙送給了長官,沒有要求任何性質的交換,長官卻給他帶來一塊三明治麵包。這些小珍寶持續了五天,但是S.S長官繼續機械地給他提供三明治麵包。多虧了他巧妙的投資,才方以存活下來。“我那時很年輕,非常勇敢,腦子轉得特別快。”後來,由美國軍隊解放出來之後,他返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父親,母親,姐妹,叔叔舅舅,家園房產一切都沒能留下。波蘭民眾飽受災難痛苦,對猶太人很是仇視。因此,他從波蘭逃到匈牙利,開始了一個絕望的漫長貧困歷程。一個國際組織把他帶引到澳大利亞的國土上。這時,有一隻手貼在我的手臂上面。

　　“飛機快要起飛了,我陪同您到您的座位上。”

　　“謝謝!”

　　我們的飛機離開了地面。我聽見他的聲音來自我的左邊,就在狹窄走道的那邊。

　　“我恰巧坐在您的旁邊,如果您需要甚麼東西......”

　　長達四小時的旅行,他再也沒講一字一語。我擔心他為向我攤開自己感到難堪。在醫院時,我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現象。不少人進來,包括一些朋友和不相識的人坐下以後,不道開場白,就脫光抖淨。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新的為人表現,這類事兒出現得如此頻繁,於是我向索瓦爾茲(Schwartz)醫生求教,他讓我思考:“你想想看,為甚麼 弗洛伊德醫生坐在沙發的後邊”如同戲言中人們說心理醫生是只垃圾桶,那麼,我也是個理想的垃圾桶了。與其說理想,就在於我沒有目光,而人的目光正是與評審划等號的。我的瞎盲現狀,就像懺悔室前暗處的木柵欄,讓這些人在我面前具有匿名的特性,使他們獲有安全感。可是往往,他們托付出去的都是他們沈重的思想包袱。反之,從來沒有他們做人的歡樂。很多人在事情剛剛過後又和我重逢,他們總是在躲避著我。

　　在這些侵擾我的人中間,存在幾個不同的類型。

　　一是不知趣的人,這是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由他獨自決定我只能完全有待使用。進門坐下以後,他就滔滔不絕說起他自己,他害的哪些病,他的私人生活,還有他的那些我並不認識的朋友等等。他可以不中斷地延續幾小時。當我疲勞至極,忍無可忍地抗議了,他會變得暴躁起來。這時,我才明白他來到我這裡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心煩意亂!我不是隨時可以使用的物品,他的愛德、施捨是讓人難以忍受的。垃圾桶,對他而言,我就應該保持為一隻垃圾桶。

　　二是不滿現狀的人,這種人朝著我撲過來,是為了試圖彌補一片空白。出於自私,主觀地前來整理我個人的事物,他以為這樣會讓我感到愉快。實際上,卻干擾了我個人生活。我很厭煩,我迫不得已地強調這是我個人的領域,以免受到一再的剝奪。

　　三是熱情的人,這些人不受任何約束,他們活得很自在。六個月以前,在介於曼谷和新加坡之間的飛機上,一位蘇格蘭人贈送我一杯香檳酒,我滿懷謝意地接受了。他向我提起他的出生地的城市,他的學校,他們的小團體,還有橄欖球隊等等。他講得很有感情,帶有較重的蘇格蘭口音。在香檳酒的作用下,他一直說到蘇格蘭高地上的棕紅頭發的漂亮姑娘們。當他離開飛機後,我和空姐說道:

　　“我榮幸地遇見一個熱情的蘇格蘭人!”

　　“哪個蘇格蘭人” “我的鄰座。”

　　“可......他是個華人。”

　　新加坡,高聳的商業樓、飯店、旅館比比皆是。相形之下,人行道下陷其間。在機場裡,有一位印度女人主動伸出手臂協助我。她的胳膊很消瘦,有點毛茸茸的,有些英國人從我身邊疾馳而過,一個中國人在我的護照上蓋章。我很奇怪地發現,無論是在離開紐約停留在東京的幾個小時,還是在曼谷,在登巴沙,甚至在官僚作風很盛行的新坡,都沒有一個海關人員對我的眼睛表示奇怪,因此特別地審視一番我護照上有眼睛的照片。他們只是在“特性”的注釋項上輕描淡寫地填寫道:“無”。這是否出於亞洲人的禮貌

　　在一部電話機上,我先後撥出幾個電話號碼,鈴聲連續地響著,可是沒有任何人回答。今天是星期日,最後的希望就是玫瑰,兩個月前我在島上某個海灘與這個年輕的中國女人相識。我對她並不十分熟悉,但是她在家裡,聽到我的聲音時,她既不激動,也不驚奇,說話的聲音準確具體。

　　“你不要動,在二十分鐘以後我就到了。”

　　“我能夠根據地址很簡單地來到你家。”

　　“不,二十分鐘以後我就到了。”她掛上了電話。

　　我只有一件縮小的隨身行李,不需要去等候領取皮箱。所有一切都是環環相扣,極為出色。我再次地重復,盲人們應該知道,在外旅行比待在家裡更容易。實際上,只存在心理上的和經濟上的障礙,這些已經足夠了。

　　不多不少,整整二十分鐘以後,玫瑰來到了。她抓住我的臂膀,一股和以前一樣的微妙香水味從她身上散髮出來。我們登上小汽車,我險些摔倒。車底盤和座椅都比正常的車高一些,是日本豐田吉普還是小麵包車都不是。我的手觸摸到皮質的和錚亮的鍍鉻金屬面。

　　“這部英國產Rolls Royce豪華車,Silver Cloud型號的車和你的眼鏡很相配。(她吃吃大笑)這是我父親的車,目前他在歐洲。他總共擁有十一部車,而我一輛也沒有了,養一部車的價格太貴了。”

　　玫瑰繼續說著: “我已經破產了,生意經營得不當,加上個壞小伙子和賭博。”

　　“結婚了”

　　“是的,他是個很壞的小伙子。一個惡棍,一個真正的惡棍。可是我就是喜歡惡棍。”

　　永恆的中國,孔夫子......救救她吧!她和父母住在一起,過一會兒,我們在那裡共進晚餐。她的母親楚太太對我說:

　　“你好,年輕人,真對不起!今晚我沒有時間陪你們一起吃晚飯。”

　　其他中國太太與我一一握手,在人們給我端來一碗味道很辣的菜湯時,我聽到嗶哩啪啦的打牌聲。玫瑰用不屑的語調向我介紹道: “自今天早上起,她們一直在玩麻將。”

　　“贏錢嗎”

　　“當然了!”

　　我幾乎可以看見她聳起肩膀的模樣。廚房離我們很近,傳過來炒菜鍋勺碰撞的清脆聲和馬來西亞女人們尖細的嗓音。我感觸到這是一種近似團體性的生活,這在歐洲的家裡不易找到,特別是這種富裕程度。麻將,廚藝,晚餐。春節馬上就要來臨,她的小妹寶琳在試穿一條為之準備的新裙子。大家東聊西扯,不盡餘興。電話鈴聲響了,楚太太招呼道:

　　“玫瑰!你爸爸要和你講話。” 玫瑰重新回到我這裡。

　　“金價上漲了,他擔心我賣得太早了,不會賺得利潤。我經營他和幾個其他顧客的黃金,我想他們對我再也不信任了。兩年前,我曾經賺了很多錢,贏了兩百多萬美元,可是又全部輸光了。賭博加惡棍把我的生意搞得一敗塗地,我不再像從前那樣相當緊密地跟蹤市場。現在,我每天晚上去辦公室,從夜裡十點工作到早上三點為止。也好,這 樣可以助我避開賭場,還有那些壞小伙子們。”她的笑聲中沒有歡喜,也不含憐憫。她末了說了一句,我還是喜歡那些窮人。

　　在去她辦公室的路上,玫瑰把我送到剛從馬來西亞回來的朋友侯尼家。侯尼是個羅馬尼亞鑽石商,但是已經三代扎根於新加坡。白天,他沈湎於非常昂貴、十分盈利的鑽石交易。夜晚,他穿著中國式的長袍大褂,在絲綢衣服上懸吊著爍爍閃光的釣魚鈎,忽而演變成了一個難以置信的人物。他出現在為一晚上或是一個星期臨時搭起的一座戲台上,他端著他的尼康照相機,緊緊貼近畫有濃重彩裝的京劇演員們的身前身後。所有的人都認識他,沒有甚麼人對他表示特別的在意。有時候,扮演孫悟空的演員走過來,開 玩笑地用竹棍打他一棒。大家都很喜歡他,尊重他。他們瞭解侯尼與新加坡的深厚情誼,一直會到消逝或淹沒到玫瑰父親建設的水泥大廈地基之下才能截止。

　　他的公寓裡壅塞著大量的供台、神像,還有兩只名貓,以及一位男扮女裝的馬來人,一位法國女旅行家,還有個日本按摩大師。他為我準備了一間臥室,其他的人都睡在客廳的涼席上和散亂各間的床墊子上。一放下行裝,我和侯尼立即就出來了。幾分鐘以後,我聽到一些震耳欲聾的鐃鈸齊鳴以及急促不斷的敲鑼打鼓聲。原來,他安排我坐在一座露天劇場的後台上。蒙古遊牧民族的喧嘩樂曲撞擊在兩面居民水泥大樓上,又回蕩響徹在我們的四周。由於沒有更衣室,女演員們在大號黃麻袋裡換裝。侯尼和她們打趣地說,如果需求幫忙的話,她們不用猶豫,我是絕對的最佳人選。我稀裡糊塗地參與劇組的活動,竟然還登上演出台。他們讓我坐在皇帝的御座上,手持一把大扇子,充當一名陰旨业慕巧Ｔ卺崽?我們長達幾個小時地聊天,並且喝著特小茶杯裡的綠茶以防犯困。演出結束以後,在舞台前面,人們聚集過來,有個孩子在問:“他是不是那個 扮演智者的人”有個老頭用小煙袋抽著鴉片,有個演員向我透露道,他吸煙成性,但最傾心於□□。幕後的這種傳統習慣,使我似乎感到了某種裂痕。

　　這裡所有的演員都分外熱愛他們的職業,他們的微薄收入只能勉強維生。政府的銀行家們和那幾位主辦人對於大家的困難又顯然漠然置之。可是儘管如此,沒有任何甚麼 東西能夠鏟除這近千年的傳統戲劇文化。他們熱情地讓我觸摸那些謇C華麗的演出服裝,和一些價值千元美金的裝飾圖案,比如褰z帷幔上繡著的真金絲線等。他們還告訴我,某某件裙袍是很久以前,從遼闊的母親大地中國那裡攜帶而來。

　　我試著擺弄這些樂器,一位女人往我手裡塞進一件發軟的帶有兩根繩弦的東西,她引導我的手指穿過一個圓環。我摸索著,終於我才明白了這並不是件樂器,只是一個上邊插有一隻吸管的塑料硬紙袋裝的清涼礦泉水。

　　一座座高樓大廈圍繞在我們身旁,我體會到它們的重量,威逼著這脆弱的露天舞台。然而,這五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文化,在這塊土地上頑強地繁衍、生存著。在堵堵高牆之內,公主的吶喊,三軍總督的轟鳴,天子皇帝的奏令奇異地、不合時宜地回蕩在其間,使我由衷地感受到這門千古永恆的不朽藝術。侯尼在拼命地拍照,這是一場不停 的、與時間對抗的長跑比賽。是的,新加坡每一天肯定都會死人的。迎著朝陽,那幾架推土機正在鏟平一座廟宇,每逢這時,他的信息報道員立即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侯尼馬上奔赴現場,搶拍照片。

　　靠近小河邊,有個通靈大師正在二郎廟裡發功。一輪滿月當空懸照,我用手觸摸著浮在水面上的一排舢板。木板上的尖刺立即深深地扎進我的指頭裡。侯尼和我說:“我是寺廟委員會的會員之一,我可以帶你向通靈大師請教一卦。”

　　自從與紐約的猶太教占卜者接觸過以後,我一直對此類事情持有排斥感。可是,在好奇心的推逐下,我還是進去了。在一座神龕前邊,通靈大師身著制服,坐在雕有蟠龍烏木扶手椅上,他雙眼緊閉,舌頭長長地伸出嘴外,木然不動。我給了他一點錢,跪在扶手椅前的鋪墊上。他翻了下白眼,開始說話,有人為我翻譯著:

　　“你想得太多,這沒有甚麼用處,這只能累壞大腦。你一個勁兒地想走開,你自己思忖這是不是應該轉回自家。你不能立刻返回倫敦,你應該待在這裡。”

　　在他口中的所有白種人都是來自倫敦,新加坡也該是廣義上的遠東。這是殖民地時期的記憶。他完完全全的正確,自從我中止讀書以後,我難以知道怎樣能夠停止我的大腦咿D,我想得太多。我走到這天涯海角來尋訪甚麼呢我並不知道,但是我十分清楚的是,在這裡我的心臟跳動得比較鏗鏘有力。

　　我想得太多,導致我的腦神經時而痙攣,兩手產生抽搐現象,從頭髮根裡輻射出緊 張高壓,整夜地失眠。侯尼說:

　　“我得要給你介紹一下哈馬,他是活動在新加坡的神經科醫生。”

　　三年前,我已經聽說過他的事兒,我看過他寫的一篇關於從某些印度教的宗派團體 看控制疼痛法的文章。好幾個小時以後,經過一夜未眠之苦,我拜見了哈馬。一如既往,在我第一次接觸一個人的時候,除了視力,我的所有感覺都極其地敏銳。在他身上首先我嗅出一股味道。

　　“您剛做完手術”

　　“是的,手術持續了十五個小時。您怎麼會知道”

　　“手術室的味道。”

　　“不會吧,我洗過兩次淋浴,還刮了鬍子,又灑過香水。”

　　在隨之而來的幾個小時的談話中,這股化學氣味被哈馬身上有點發甜的味道所代替了。

　　“我們對此瞭解得並不是很多。已有不少過分精細的儀器,它們在於通過一系列的電極,和連接一架小型電視攝像機,來直接刺激大腦視覺皮層。如此這般,同樣收到一些發光閃亮點。我們考慮製作個頭盔或帽子,在其中裝有一部攝像機,它能夠聯繫,並 接通那些插頭,透過顱骨的結構,直接反映到達視覺皮層。所有這一切,我們試驗著得到一位盲人仍然擁有他的視覺皮層和視力的記憶,在穿過大街小巷時,它探知、發現障礙物後,那些發光的脈衝能夠成功地幫助盲人。當然,它根本不能認識一座建築物或一張人臉。在你的視網膜映出圖像和你看見,與你的腦神經看見(反應)之時的中間, there is a lot of processing(有許多信息處理),存在著一系列的步驟。眼睛本身已經具有自己的程序,而這個程序沒有設在腦神經裡。比如左邊、右邊的概念,是在眼睛裡的代碼。這種概念不會在腦神經裡佔有位置。上與下的概念也是同樣的。最大的難題是,電子計算機總是收到一樣的程序。一部電腦能夠顯示‘這是多長的一條線’,但它無法說明這條線是否是橫向的或是縱向的。我們用了很長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還從來沒有任何人通過腦神經脈衝光點看見甚麼。”

　　弗朗克恩斯坦(Frankenstein)的這些試驗使我反感,讓我產生輕微的嘔吐慾望。

　　“那麼做夢呢”

　　“是的,在夢裡是有視覺性的,可是我們不瞭解怎麼誘發它們起作用。也許是在我們的大腦裡由兩部分組成:這一部分專門負責理性的職能,數字,計算,和使我們能與他人溝通交流的共同語言符號。另一部分腦神經比較情緒化,它完全通過對價值的衡量發揮作用。如果不是處在‘藝術’方面,我們極少有所意識。您聽一首音樂,看一幅油畫,您喜歡它,就會引起高興,或憂傷,您反感它,您又不可能說出到底為甚麼。所有的藝術評論者,他們的評價都是無關緊要的一家之言。他們試圖實施理性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就應用不起來。”

　　“是和神學一樣嗎”

　　“是的,是的,這是同一類的一家之言。映出圖像的視網膜會促使、刺激你的大腦 理性的部分或是非理性的那部分視覺性的功能。你選擇一位老太太,設想在手術過程中把她的腦神經分開為兩部分。你傳導理性部分腦神經主宰大腦,面對一張淫穢的照片,你請她描述一下。她回答道:年輕女人和一條狗在□□。僅此而已。現在面對同一張照片,你傳導非理性的、情緒化的那部分統制大腦,她會很生氣,血壓升高,臉色發紅,但是她並不會向你說出甚麼。”

　　“是出於自我貶責”

　　“不是,她根本不具備和你說的能力。假如現在你把老太太兩部分的腦神經聯接起來,她將會立即識別出在這張照片上有個年輕女人在和一條狗□□。她要對你大發脾氣,並且會說:這東西真讓人惡心,馬上給我拿走或者我叫警察來!看吧,腦神經就是這樣活動的。”

　　哈馬的注意力在下降,這是經過十五個小時手術的影響。我聽他講述著,絲毫不知得到了這些大腦神經的知識,倒使我覺得越來越滑稽可笑了。

　　夜幕降臨,成千上萬只螞蚱,隨著蟾蜍那巴松管式的音律節奏嚶嚶齊鳴。山坡下邊升起了城市的喧鬧聲。

　　“轉回到你的狀況來看,既然手術並沒能改變甚麼,你現在必須要放鬆你的腦神經,你人在亞洲......不妨試一試鴉片吧。”

　　哈馬說到“鴉片”,今晚,在緊扣新加坡最後一個熱帶叢林的一座山坡的高處,我們來到一座殖民地時期的洋樓裡。房主為經商的人,可是他與所有在奧沙大道擁有辦公室的人大不相同。常先生也在這兒,在他的手提皮包裡裝了支煙袋鍋和幾個大煙球。常先生是冒著受絞刑的生命危險,而我們的下場也不會比他好多少。但是,任何人都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整整一夜,常先生維系著他的煙袋火苗不熄不滅。我想起了七年前。

　　透過陣陣的煙霧,七年前的往事升浮在腦海裡......事過境遷,亞洲和我本人都不是以往的模樣了。那場令人痛恨的殘酷戰爭使越南陷入不忍目睹的狀態。我看到圍困在西貢的至少三千名孤兒的眼光,有的孩子緊緊抓住我的腿,表示不願讓我離開,想要我過來和他們玩。一個五歲的跛腿男孩,甩著他已被切除的殘腿,在他的支撐架上笑著。一個沒有胳膊的小姑娘,羞怯地與大伙拉開距離。另一個八歲的女孩,清晨時,在孤兒交易市場上,人們發現她肉體透明,雙臂十字交叉在被單之上,她任憑自己死去。她是唯一的、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受難十字架”。一個瘋了的老奶奶,被綁在沈重的桌子旁,看著死亡的孩子狂笑不止,又規律性地嘎然停住。街道上,一群群的孩子向所有看起來像是美國人的人摔扔石頭。我忘記一切地集中在這個小女孩的眼光和她透明的臉孔上。這場戰爭的所有慘像,深深地潛入在我的心裡。今天晚上,它幫我減輕了心理壓力。

　　幾天以後,哈馬找到我。

　　“我們去跳舞!我想讓你認識貝妮塔,一個很漂亮的泰米爾女人。幾周以前,她患上一種不可醫治的疾病,她會失明的。她無法接受這樣的意念,變得很痛苦,顯得十分憂鬱。我很高興你能和她聊一聊。”

　　我回想起那位紐約的盲人作家,當我剛從醫院出來以後,我很想拜訪他,渴望從他那裡獲得一些建議,比如在哪種情形下他利用盲文,或使用錄音磁帶等。我想直接從他的經驗中得到些好處,以便贏得些時間。他向傳話人回答道:“我和這些人沒有甚麼好說的”,他不想把自己作為盲人們的參照,我捎去的話令他感到不屑、不快。而我與他有所不同,我完全能夠理解這種不太光彩的反應。但是,我極不情願喪失一個可能對我很珍貴的信息來源。不管他的反應怎樣,我還是成功地硬是敲開了他的家門。

　　玫瑰和她的妹妹、妹夫約我同去俱樂部,俱樂部的形式比較接近於夜總會。我們專門路過貝妮塔家去接她,她的個子不太高,留著長發,棕色皮膚。“我長得還算漂亮”,她說,這可不是吹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特別是喜歡我的眼睛”。她邊跳邊說,她的嗓音有點生硬、刻板。話裡有所保留,尤其是顯得心事重重。“我眼睛的中央視力已經消失,但是我仍然擁有眼睛周邊的視線。我不得已地提出了辭職,因為這已經變成一連串的謊言了。語言老師,在學校裡沒有一人瞭解我的毛病。在這一年裡,我聲稱我還能夠看書。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避免使他人感到驚訝,我修改作業時眼睛離紙僅有三釐米,我都要瘋了。我主動和男朋友吹了,我們在一起生活已經有兩年的時間。感情上的關係已不足以需要,我需求另外的東西,一種精神上的支撐。可是就目前而言,我甚麼也沒找到,我覺得自己很無用,我自己對自己本人深抱憐憫。我難以接受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兒,其實早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就感覺到這一切應該產生的。十五歲那年,我父母既沒和未來的公婆提起一字,也沒與未婚夫說甚麼,就試圖讓我快速成婚。我從家裡逃脫出來,過著整個西方式的生活,這些行為讓我父母瞠目結舌。您理解嗎,在亞洲人家裡,一個不正常的孩子,或者有殘疾的人是引起羞恥的原因。人們把這些事兒掩蓋起來,他們甚麼也不說,於是編著法兒說點甚麼,如事故性的,無論怎樣也不願說出是從胎裡帶來的。”

　　我聽貝妮塔說著,她顯得放鬆多了。這個姑娘雖有缺陷,但是她性格鮮明。她脫離困境的能力一定會強於其他人。可是她盛氣凌人,非常獨立,標準又高,她必將會飽受痛苦的。我和她說了我的看法:

　　“你一定要弄清楚這一次你不能獨自一人解決問題,你將會需要他人的愛情支撐著你。”

　　愛情!不,我在想另外的事情。你聽沒聽說過一項能賦予新生的精神式的呼吸技巧這會使你重返胎兒階段,通過這個同樣的質變,你生產下你自己本人。”

　　“是的,我曉得在新加坡這裡有一些人在實踐此功。未嘗不可呢,並不是只有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就眼下來說,這個方法不是我的辦法,但是也許是你的。”

　　在舞場上擁擠著許多人,我和一個很開放的日本女人在跳搖擺舞。哈馬開始真的喝醉了。 “我想要一個神秘的秘方,使我能夠放鬆放鬆,我是個外科手術醫生,除了外科手術甚麼都沒有。我的手引導著我,命令著我......有人和我說:建立個業餘嗜好,在家裡修修弄弄,種花養草,不管甚麼都行,只要能讓你的雙手別空閒著,免得無所適從!在我的睡夢裡,我研究我要做的手術或者我剛剛做完的手術,一遍遍的重復......尤其是遇到事故,碰到死人的事兒。負罪感!甚至在我本人身上找不到任何責任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我還記得這個女人和我說:我多麼喜歡下雨后土地的氣味。她是死在手術台子上的。Fuck!每逢下雨時,隨著蒸發起來的潮濕土地的氣味,這個該死的負罪感即會控制我。於是我喝酒,我是個手術醫生,只不過就是個手術醫生。我完完全全不在乎當個好人,或者是個十足的壞蛋。我出生在馬德拉斯(Madras)南部的一個婆羅門家庭。你一 定要和我去一次,我讓你認識我的姪女們,這些女孩子驚人地胸懷世界。”

　　他醉了,哈馬用泰米爾語吟誦一句詩:“假如你不能戰死在前線,那麼就死在女人的陰腹中。”

　　玫瑰先走了,她去辦公室監測金價的動態。我和一位高個子的中國女人一起跳舞,末了,她對著我的嘴親吻了一下,然後說到她的丈夫非常愛嫉妒她,而她從未背叛過他。不免稍有言過其實之意。我禮貌地陪同她回到桌旁,此時,我聽到貝妮塔的笑聲朗朗,一股幸福感萌上心頭。

　　“我早就知道她值得見到你。” 我想我領會哈馬是想要說甚麼。而我,我感覺自己不是那麼一點都沒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