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月花》夕马

52、之五十二 被学生打了

　　六月一开始，系里塞了一个监督补考任务给我。补考这种烦死人的工作，总是不做为好的。我们这所三本，要不是靠着A大学，大概连专科学校都不如——专科学校好歹有不少是公办，而得不到大笔国家拨款的中小企业，还不是靠吃些高额的学费过活；既然吃了人家的学费，就不得不服务到位了，学生们也知道这一点，挂科挂得前赴后继，反正基本上不会毕不了业的。
　　今年也一样，负责监督补考的教师各领一份长长的补考名单之后，就在办公室围一圈坐着，听系主任说明今年的规矩：挂十二科及以上的学生，就算补考全通过也要故意打个三五科不及格让他交钱重修；挂八科以上十二科以下的，就算补考全通过也想办法让他重修一两科；挂科很少而且其他成绩不错的，无论如何要让他们通过，以免闹起来了。而我们这些老师的电话号码随补考通知一起发送给学生（当然，做老师的都知道，手机号至少得有两个），接下来这一周就等着被轰炸吧，上课时找你，吃饭时找你，半夜三更找你。现在好多孩子真是一点礼节都不懂的。
　　我立刻开始拟定补考要求。补考时间定在六月第一个周六和周日，除设计史、艺术概论、构成这些我教过的、挂的人特别少的科目外，还有我近来已经不教的软件课。另又塞了一门编导专业的“录音基础”给我管，我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打一整天电话没找到负责的任课老师，因为这门课似乎都是由外聘教师在每学年上半学期完成的，外聘教师打完成绩就消失了；还好拜托乔兰联系教务部找到了存档，原来这门课竟是做试卷的，我还以为用交作品来考核呢。于是改了两道大题当作补考内容。
　　参加补考的都是目前大四的学生，多半已经在外实习甚至已有确定的工作了（当然不少工作都并不跟所学专业对口），即使补考安排在周末，其中好些人也无法赶回来参加，所以我会提前向教务秘书和大四的辅导员发出以及确认补考要求，通知学生提前完成并上交试题（通常是一两道论述题或一件难度不大的电子档作品，我也为接收它们注册了不会被搜索出任何私人信息的新邮箱）——能让我在规定的时限收到就行。即使如此，仍有若干自称堵车的、电脑坏掉的、没人通知到他的……在时限之后还理直气壮地来要求通融，真是不堪其扰。

　　周六一整天是学校规定的公共课及专业基础课程补考提交时间，下午五点我才离开教室，从三楼往下走。
　　走着走着，听见后面有人叫老师，转头过去一看是两个男生。其中一个问：“你是录音基础的老师对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是。我包里还有一沓录音基础的补考答卷呢。
　　没想到那个男生一把就将我推下了楼梯。
　　幸好离底只剩两级，要是站在楼梯中间，我大概会跌得很惨吧。凭第一反应，我认为我是遭到了报复——难道是迟来了没赶上交补考卷的？那也不至于打我啊……第二反应，则是不顾跌下去的疼痛，死死抓住男生裤角，另一只手在地上七零八落的东西中摸索包里的手机。
　　好在这时楼管经过，我便叫住她说学生打老师了，快帮我拍个照，帮我通知。另一男生去抢楼管的手机，没有抢到，于是叫嚷说我们是私人恩怨什么的。这一嚷，保安也上来了。
　　“她给我们打五十八五十九分，否则我们不会挂科，不然怎么可能打她！”抢手机的男生理直气壮地指着我说。
　　我哭笑不得：“你们上了一学期课连老师是谁都搞不清楚？我只是今天在这里收补考卷的，又没教过你们课，更没打过五十八五十九。”
　　“那我刚才问你是不是录音基础的老师，你说你是啊？”
　　“你又没问我是不是教这门课的！”说话间，我已向学工部拨了电话。
　　僵持一段时间后，学工部来了两人，我都不认识，要我们去办公室里详述，我说我走不动，其中那位男教师就说让男生扶我一下，男生扬头道：她挂了我科，给我打五十九，就是我的仇人，没有扶她的道理！
　　——你脑袋坏掉了？我心想，我不是才解释过你搞错了吗？转头看见那男教师竟还一副“原来如此”似乎相当理解的样子，一时觉得恶心，几乎干呕起来。另一女教师勉强扶起我。

　　在学工部，两个男生仍理直气壮地站着，而部门领导一上来就批评我不懂变通，没事给学生打什么五十九……事实上，我教的课，别说从没出现过五十八五十九，就连刚上五十的，我都常想办法给他们凑个及格。而我今天竟会因为分数被学生报复，学生还搞错人了，我作为受害人居然还得莫名其妙地背锅挨训——这是个什么破企业！
　　解释我并非录音基础的任课教师，就花了十多分钟时间，我甚至不得不请系秘书发来课表给众人对照介绍。总算解开误会，两个男生却还是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那领导也盯着我，满脸是“行了，说清楚了，让他们走吧”。好在这时我电话响了，我向对方报明了学工部位置。没过多久，两个警察出现在门前。
　　“你报警？”领导惊诧道。
　　我点点头。楼管手忙脚乱拍照时我已拿到手机，拨出的第一通就是报警电话，不过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另一处，大概都没注意我在报警，以为我只是通知学工部什么的吧。
　　如此一来领导也发作了：“我们学校的私事，你报警干嘛？”又转向那边，要将警察请走。
　　那警察笑嘻嘻地说：“你让我们调解一下嘛。”
　　“我不调解。”我说，“我受到了故意伤害。这个人应该处理。我跟你们去派出所。”
　　于是又招来了办公室副主任和系主任。系主任一到场就责怪我多事，而办公室副主任看着我啧啧道：你不是那个读博的老师吗，你这是闹哪出啊？两个男生一见这种情况，似乎更觉踏实，都开始递烟了。在他们闹闹嚷嚷着寒暄的时候，我被要求再讲一遍事件过程，但我感觉根本没什么人在听。讲完过后，办公室副主任忽而换上一脸正色，转头问学工部女教师刚才的叙述记录下来没有，女教师手足无措地回答说记下了（实际上，我想她大概什么也没记下），副主任便对我说，这事带回去处理，一两天后通知我处理结果。说着又将警察拉出门外说些什么，警察就离开了。一看警察离开，副主任和系主任连招呼都懒得打就走了。
　　两个男生也顺势要离开，我拽住他们：“先去医院检查。”
　　两人突然不约而同地干哭起来，说什么家里好困难，父母辛苦将自己养大，学习工作不易，不知道哪个天杀的给打了不及格，影响到自己养家糊口所以才一时冲动，求老师大人大量不要计较等等。站在一旁当了一阵子背景的学工部领导也帮腔，说有些外聘教师就是不懂事，胡乱打分，给学校添麻烦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在我们学校自己的老师都挺懂事的，知道规矩知道分寸——对吧，林老师？

　　最终结果，居然是两个男生连名字都没被记下就溜了。学工部领导一副耐着性子应付访民的神色，跟我说什么现在学生惹不起，一个没伺候好，就能敲锅敲碗地遊行起来，尤其这种毕业生，正在找工作的关键时期，出点什么问题在学校闹开了，那真是不得了……员工要懂得牺牲小我，学校情况特殊，就不要太过声张了……
　　——我也是毕业生啊，我心想。漠视员工到这种地步，这样的单位留得住人才怪。
　　离开学校后我先去派出所，说我要报案，但警察不予登记，说已经由学校解决了，还颇为同情地看着我说，你就算冤屈了，这事我们也处理不了。上次你们学校有个学生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把人家正常行驶的连人带车撞坏了，还一分钱没赔呢。
　　——看来如今不光未成年人犯罪有保障，做个大学生，也能安心干坏事。这可真不错。
　　晚上我去了门诊，又拍了CT，问题确实很小，仅一点点软组织挫伤，以及擦破了些表皮。我医保卡上余额好几千，拍一次CT不过几百，反正不需我掏出现金，这钱我并不是要强迫谁帮我出。只是一想到有这么一回事，难免不舒服，更具体说，就是恶心。
　　——“我说你啊，”我对自己说，“快有出息一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