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痛》我是汤圆1

6、调查受阻 第六章

　　第六章 调查受阻

　　3月8日，曾竣他们到达白云县后的第五天，这也是一个周末。县委书记马昌军特意抽出时间，要吴成陪同，来到白云宾馆看望曾竣和调查组成员，并陪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饭后，马昌军和吴成在曾竣所住的208房同曾竣、关锋一起聊天。
　　马昌军说：“这几天我的工作特别忙，一直没有来看望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曾竣笑着说：“我们天天住的是宾馆，吃的是餐馆，坐的是小车，哪有什么困难呀！”
　　马昌军也笑了：“俗话说，在家日日好，出门时时难。在外出差毕竟不同于家里，没有家里的那种舒适、安宁，也没有妻子的照顾和陪伴。要不要我安排车子，明天送你们回去休息两天？”
　　曾竣谢绝了马昌军的好意：“感谢马书记的关心。这几年我一直在外面跑，已经习惯了这种满天飞的生活。记得前年我在马书记的家乡办案时，整整两个月都没有回一趟家，搞得老婆差点要跟我闹离婚。”
　　马昌军笑着说：“没这么严重吧！”想了想，马昌军说：“对了。我记得你们那次查的是我家乡县里的一名人大副主任的案件，好象是受贿案件吧？”
　　曾竣说：“对。马书记记忆力真好。”
　　马昌军说：“那年刚好是我从家乡县里的县长调到白云县工作的第一年，这名人大副主任的事我知道一点，因此，你们还为他的问题找我取过证。”
　　关锋说：“那次找马书记取证是我来的。”
　　马昌军说：“对对！记得你那时好象还不是副主任？”
　　关锋说：“我是那个案件结束后提的副主任。”
　　马昌军感慨地说：“你们纪委的同志站在反腐败的第一线，同腐败分子面对面的交锋，不分日夜辛勤办案不说，有时还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不容易呀！”
　　曾竣说：“还是马书记理解我们。”这几年来，曾竣主持查办了一些大案要案，在办案中曾受到有些调查对象及其家人的威胁、利诱、诬陷和谩骂。家人的埋怨和担心，社会上一些人的误解，让曾竣饱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这些，曾竣不想多说了。
　　马昌军问：“你们纪委的主任、副主任的级别是怎么明确的？”
　　关锋说：“按照中组部、□□的规定，我们地市级纪委的主任是副县级，副主任是正科级。”
　　吴成说：“省纪委的室主任还是副厅级呢！”
　　马昌军感叹道：“我看在你们纪委，不论级别大小，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一名办案人员。象你曾主任，一名副县级领导干部，不仅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还亲自同一些对象谈话，做材料。我们县里的副县长的工作哪有你们这么扎实和具体？看来我们都得向你们学习。”
　　曾竣笑道：“我哪是什么领导干部？在市纪委，我充其量只是一名大办案人员。象你马书记、吴书记才是真正的领导干部。”
　　马昌军说：“对了。你们来白云县已经调查了五天了，现在进展如何？”
　　曾竣说：“我正准备向马书记汇报的。”
　　于是，曾竣把这几天他们对白云收费站收费权出售的调查情况向马昌军作了通报，然后说道：“从我们这几天的调查掌握的情况看，我们认为白云收费站收费权的出售中存在的疑点很多，这些疑点很可能隐藏着重大的权钱交易行为。正在我们调查的关键时刻，黄华山突然离开白云县和汪显成到宾馆找我们说明情况，这两件事绝对不是狐立的，应该有着内在的联系。汪显成可能从我们找交通局长和公路局长的调查中察觉到一点苗头，猜测到我们是在调查白云收费站收费权出售中的问题，害怕自己的问题败露，便通知黄华山连夜离开白云县，以回避我们的调查。等黄华山一离开白云县，他便上门找我们以说明情况的名义，探听风声，掩饰自己的问题，企图把水搅浑。他以为黄华山离开白云县后，我们就无法再找黄华山进行调查，这样对他的调查就可以不了了之。因此，我估计黄华山离开白云县后，说不定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以避风头。”
　　马昌军拍了一下脑袋，有些懊恼地说：“看来我是被汪显成的假象给蒙骗了。直到今天，汪显成都没有跟我提起过收费站的车流量和提高收费标准的事，因此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吴成说：“你一个县委一把手，不知道这些具体的小事，也是情有可原。”
　　马昌军说：“这不是什么具体的小事，它直接影响到国有资产的价值。汪显成之所以隐瞒这些问题，他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降低国有资产的价格，他个人好从中谋取私利。”
　　说到这里，马昌军有些疑虑地说：“我是从外地调来的，可说是不知道这些情况还情有可原。其他县委常委不应该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呀？他们为什么当初不向我提出这些问题呢？会不会是因为我当初积极支持汪显成关于出售收费站的方案和拍板认可这个价格，怀疑我同汪显成勾结、合谋，共同作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的使用权，从而不提出异议呢？这说明我这个县委书记工作不深不细，太主观、太武断了。”
　　曾竣见马昌军一幅后悔莫及的表情，劝解道：“马书记不要过于自责了。一些腐败分子的贪婪、狡猾，原本不是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们所能想象的。”
　　马昌军说：“我倒不完全是因为自己被汪显成蒙骗而自责，我还为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而痛心。有的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置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于不顾，这种人不仅可恶，而且难已防范。看来今后我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以及出售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要严格管理和监督。纪委如何加强对这一块工作的监督，吴成同志你也要认真考虑一下，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提请县委研究后执行。”
　　吴成点头答应道：“好。”
　　马昌军问：“现在黄华山走了，目前你们又找不到他，下一步的调查怎么进行？要县委配合作些什么工作？”
　　曾竣说：“感谢马书记的关心和支持，需要县委加强领导的时候我们会向马书记请示的。我想，我们要把黄华山找出来也并非难事。他的收费站还在白云县，他毕竟投资了6000万元，目前还没有收回成本。我们只要通过有关执法部门查封他的帐户，让他的资金无法转走，就可以迫使他露面。这样做只是时间长一点，我们不能坐等他露面。因此这几天，我们重点对其它几个问题展开调查。”
　　想到收费站收费权出售中这么多的疑点和疑点背后可能隐藏着的重大问题，马昌军的心里动摇了过去对汪显成的良好看法。于是问道：“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曾竣说：“我们已将县政府和县财政局基建工程的合同、发包书、工程预决算和财务资料全部收集到位，准备对这些资料认真分析后再展开调查。现在我跟马书记重点汇报一下财政资金的审计情况。马书记知道，我们对财政资金的审计是从星期一下午开始的，到今天为止，已经审计了五天时间了。准确地说，是四天半时间。通过审计，我们对几笔大额财政资金的调度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从中发现有两笔财政资金的使用有些可疑。第一笔是1997年11月，县烟草局在财政局借了1000万元的财政周转金，借款时间半年，批准人是汪显成。我们在烟草局的帐上发现这笔钱一到帐就马上转往外地一家烟厂，用途是购烟，但烟草局的帐上又没有这次烟草经营活动和利润的反映。”
　　马昌军奇怪地问：“那么，这10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又是怎么归还上帐的呢？”
　　曾竣说：“我们在烟草局1998年1月份的帐上，又发现这1000万元到了烟草局的帐上，到帐的方式不是货款回笼，而是还借款。而还款人不是这家外地烟厂，而正是举报信上提到的那个叫方若梅的人。还有一笔财政资金发生在1997年12月，财政局用预算外资金在县农业银行储蓄所存款500万元，定期3个月。据财政局的同志反映，当时存单是由财政局保存的。帐面上也可看出财政局在3个月后取回了存款，存款利息也入了帐。但在县农业银行审计时却发现这500万元存款被抵押作了贷款用途，贷款额也是500万元，贷款人也是方若梅。”
　　吴成奇怪地问：“既然银行存单已经给了财政局，银行用什么作抵押物呢？”
　　曾竣说：“这正是这件事的怪异之处。我们在银行的帐上只看到县农行的一名副行长写的一个备注，注明由汪县长安排，用此存款给方若梅作抵押贷款500万元，贷款时间2个月，此存款不得提前支取。所有贷款手续由方若梅经办，并由方若梅将此500万贷款从农业银行直接汇往外地一家烟厂。1998年1月，方若梅归还了这笔500万元贷款的本息。由此可以看出，县农业银行的这笔贷款违反了有关贷款手续的规定。”
　　马昌军问：“对这两笔资金，县农业银行和烟草局怎么解释？”
　　曾竣说：“我们还来不及找他们调查。但从现有材料看，这两笔资金共1500万元在本质上都属于财政资金，并且都是由方若梅使用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汪显成同方若梅存在恶意共谋的话，那么汪显成就涉嫌构成挪用财政资金的问题，其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当然，这一结论要等调查以后才能作出。”
　　马昌军说：“这两笔资金方若梅都已经按时归还了，并且又过去了四五年的时间，还用追究汪显成的责任吗？”
　　关锋尖锐地说：“挪用公款是否归还并不影响问题的性质，只决定情节的轻重。对挪用公款的作案时间，法律上有一个追诉时效的问题，纪律上不存在这一问题。而且，汪显成挪用公款的情节特别严重，在法律上还没有超过追诉时效。”
　　马昌军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汪显成也太大胆了，同时也说明财政资金的管理也太混乱了。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汪显成说怎么用就怎么用，说给谁就给谁，真是太不可想象、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就没人提出异议呢？”
　　吴成说：“这些年来，上级一直要求各单位的财务开支要一支笔审批。汪书记当时是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县长，只要是汪书记签字，在财政局当然就认为是正当的，就可以调动使用这些资金了。”
　　马昌军沉思道：“财务一支笔审批，虽然纠正了一些乱开支的弊端，但一支笔的权力过大，又缺乏有效监督，那非出问题不可。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吴成说：“现在问题这么清楚了，是不是可以以挪用公款罪对汪书记采取‘双规’措施了？”
　　曾竣说：“目前还不能操之过急。就挪用公款来说，挪是因，用是果。只有非法使用了被挪的公款，才构成挪用公款错误。现在我们对两笔资金的使用以及在县农业银行和烟草局将这两笔资金转出去的过程都还没有查清，认定汪显成挪用公款的证据还不够充足。而且，我们纪委也不能认定汪显成有罪，是否有罪应由法院作出。什么样的罪行在我们纪委都是结论为一种错误。”
　　曾竣虽然是对吴成的提议作出一般常识性的解释，但吴成听了心里显然觉得很不舒服。不论曾竣是有意还是无意，吴成都觉得曾竣带有教训他的意思，好象觉得他连基本常识都不懂。
　　曾竣没有察觉吴成脸色的变化，继续说：“目前我们调查组的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方若梅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同汪显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1500万元资金是怎么到她手上，她又是怎么使用的。这几个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顺着资金运动的轨迹，先把方若梅使用这1500万元的财务帐目查清楚。在此基础上，再对县农业银行和烟草局的经办人进行调查，把有关内情进一步查清。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查清楚了，才能确定这个问题的性质。”
　　马昌军说：“我到白云县工作两年多了，只是听说过方若梅这个名字。老吴，你知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时吴成已从尴尬中回过神来，回答说：“对方若梅我虽然认识，但并不是十分了解。我只知道她是一个个体户，最初在白云县城开餐馆，后来在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民营公司，好象叫什么供销公司，听说生意做得还比较大，赚了不少钱。”
　　关锋想起举报信上的反映，便问道：“这个方若梅究竟同汪显成有没有那方面的关系？”
　　吴成摇摇头说：“这我就说不上来了。我只是听说她同汪书记的关系比较好，两人来往还比较多。方若梅长得虽不是特别漂亮，但很有气质，而且她的一双眼睛好象能勾人似的。”
　　听吴成说得有趣，关锋笑道：“吴书记该没有被方若梅勾上吧？”
　　吴成脸一红，说：“人家要勾也不会勾我这个无职无权、对她又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的纪委书记。”
　　曾竣见吴成那种窘迫的样子，忙转移话题说：“这几天我们还陆陆续续地接到对汪显成的一些举报信，有的是从邮局寄到宾馆转我们调查组收的，有的则是直接塞到我们所住的房间里面的。”
　　马昌军惊奇地说：“这些人消息也真灵通。举报一些什么问题？”
　　曾竣说：“举报内容除了我们正在调查的几个问题外，还涉及到汪显成为他人介绍工程、谋取职位、安排工作等，从中收受贿赂等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线索非常具体，可查性很强。对群众举报的这些问题，我们一一进行了罗列，打算在适当的时候逐一进行排查。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对财政资金的审计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工作则先从方若梅和她的公司入手，然后再查其它方面的问题。请吴书记帮我们了解一下方若梅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吴成答应：“我立即安排金中杰连夜找工商部门了解清楚后向曾主任汇报。”
　　马昌军说：“对了，怎么没有见到金中杰的人？”
　　没等曾竣回答，关锋就抢着说道：“吴书记认为金中杰同汪显成的关系比较好，说他同汪显成有什么牵连。”
　　马昌军一怔：“有这回事？你有没有什么依据？”
　　吴成解释道：“我也只是怀疑，根据一些表面现象所作出的猜测，没什么具体依据。”对在市纪委当着周海峰说的一些事，吴成没有当着马昌军说出来。
　　马昌军自言自语地说道：“一个是纪委副书记，一个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他们会有什么牵连？”说着摇摇头：“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发现？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再说，我到白云县工作两年多来，据我的观察和了解，金中杰同志还是一个有能力、懂业务、思想素质比较好的纪检干部。这两年他主持查办的几起案件在全县乃到全市都有较大影响，效果也很好。”
　　吴成说：“这几起案件的查办也不完全是金中杰一个人的功劳，里面还有纪委常委的集体领导和办案人员的共同努力。”
　　马昌军说：“你说的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这也可以看出金中杰同志是个原则性强、公道正派的纪检干部呀！”
　　曾竣过去对金中杰就比较了解，又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发现金中杰并不是吴成所说的那样。而且据这几天曾竣对纪委的一些同志进行侧面了解，金中杰的妻子调入县财政局工作，确实与汪显成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吴成为什么要张冠李戴，说是汪显成帮忙调入的；并以此为前提，说金中杰同汪显成一案有牵连呢？从吴成刚才的话里，联想到过去曾听白云县纪委的人议论说吴成的能力比不上金中杰，曾竣隐隐约约猜测到吴成内心的一些想法。作为县纪委的一把手，吴成难道会这么小心眼，并用这种方法对付他的副手？曾竣不敢想象，更不敢深思。

　　第二天上午，曾竣站在方若梅的“白云县物资供销公司”门前。金中杰、袁洪刚站在他的后面。
　　这是一栋三个门面宽的四层楼房。一楼是门市部，二楼是办公室，三楼、四楼是会客间和休息室。在楼房后面有一个院子，堆放着钢筋、水泥、门窗门合等一些建筑材料。
　　据金中杰了解到的情况，方若梅原来是经营餐馆的，后来改行经商。她的这家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注册资金200万元，主营建筑材料，兼营五金、烟酒等。从公司的规模看，这家公司在白云县不算小了。金中杰领着曾竣和袁洪刚上了二楼，来到方若梅的“总经理办公室”。
　　方若梅坐在她的经理办公桌前看材料，三十二三岁的样子，穿一身得体的淡青色女式职业西装，颇有几分女经理的派头。正如吴成所说，她虽然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但肤色白晰，五官搭配得恰如其份，倒也十分耐看。尤其是那双好象会说话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
　　看来方若梅并不认识金中杰。只听她问道：“三位有什么事？”
　　金中杰递过介绍信，说：“我是县纪委的，这两位是市纪委的。我们这次是到方经理的公司调查一件事，请方经理提供方便。”
　　方若梅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后，放在办公桌上，疑惑地问：“纪委到我的公司来调查什么？”
　　虽然方若梅的经理办公室放有沙发，但方若梅并没有让他们坐下来的意思。
　　金中杰说：“是这样的。市纪委在对财政局的资金审计中，发现有几笔资金同方经理的公司有些牵连，想看一下方经理公司的财务资料。”
　　听到这里，方若梅的脸色一变：“我是民营公司，我的财务资料是保密的，纪委无权查看。”
　　曾竣说：“我们知道方经理的公司是民营公司，但因为我们正在调查的这件事涉及到方经理的公司，所以我们才请方经理给予理解与配合。”
　　方若梅说：“你们纪委有你们纪委的工作，我的公司也有我的业务。好象我的公司业务不属于你们纪委管辖的范围吧！”
　　曾竣听得为之气结，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见此情景，袁洪刚说道：“方经理怎么这样说话？你的公司虽然不是纪委的管辖范围，但你毕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就是到一些中外合资企业调查，人家也是非常配合的，哪有象你说话这么难听的？”
　　方若梅说：“别人对你们的调查是怎么配合的与我无关。我的公司有我的规矩，我不能破坏公司的规矩。嫌我说话难听，你们可以不听。”
　　一个眼睛会说话的女人，一下子变得这么蛮横，确实让人难已想象。
　　曾竣仍然委婉地说：“我们也知道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规矩，我们这次的调查并不会破坏方经理公司的规矩。我们只是就方经理公司与财政资金有联系的几笔帐目看一下就行了，其它的帐目我们一律不看。还希望方经理能提供方便。”
　　方若梅说：“说我们公司同财政资金有牵连，这只是你们纪委的说法。我是一家民营公司，根本不可能同财政资金发生什么关系。请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
　　曾竣说：“有没有什么关系，方经理给我们看一下不就十分清楚了？”
　　方若梅说：“对不起。我重申一遍：第一，我的财务帐目不会给你们纪委看；第二，我的公司与财政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袁洪刚说：“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方经理的公司同财政资金有联系。”
　　方若梅嘴一撇，说：“现在什么不能伪造？我们在经营中，发现有人连增值税发票都进行伪造。”
　　方若梅的这句话，差点让袁洪刚气得说不出话来。袁洪刚气乎乎地说：“我们对方经理是先礼后兵。如果方经理仍是一意孤行、拒不合作的话，那么，一切后果由方经理自负。”
　　方若梅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说：“后果自负？笑话！我又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只要我守法经营，你们纪委还管得了我？”
　　说到这里，方若梅手一挥，说：“三位请便，不送。”

　　回到白云宾馆，袁洪刚仍是气乎乎的，往沙发上一坐，说：“这个方若梅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曾主任你对她也太客气、太软弱了。当时我真想------”
　　曾竣笑着说：“你真想怎么样？你一不能打她，二不能骂她。她知道得非常清楚，她一个非党员，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们不能对她采取任何组织措施。除了跟她说明情况，要她给予配合外，你还能怎么样？”
　　袁洪刚说：“那你起码态度可以更强硬一点，不能让她这么太嚣张了。”
　　曾竣说：“怎么个强硬法？”
　　袁洪刚说：“她是汪显成挪用公款的共犯。就凭这一点，我们还能让着她了？”
　　曾竣解释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现在就说她是挪用公款的共犯，我们的证据还不够有力，态度再强硬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我们是要考虑用什么办法能把她的帐弄出来。”
　　金中杰说：“看来，这个方若梅对我们纪委的规定懂得还不少，知道我们纪委对她一个非党员无能为力。”
　　袁洪刚埋怨道：“你就会说这种风凉话，当时对方若梅你气都不吭一声。”
　　金中杰说：“当时你和曾主任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她都不买帐，我再说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袁洪刚说：“难道说我们就这样算了？”
　　曾竣说：“当然不能就这样算了。金书记你有什么好办法？”
　　金中杰想了一会儿后说：“能不能就象小袁说的那样，以挪用公款的共犯，协调检察院出面配合调查，那方若梅就无法拒绝了。”
　　曾竣不同意这一作法：“目前就让检察院介入，时机还不够成熟。一个原因是我前面讲的，我们手中的证据还不能够证明方若梅就是挪用公款的共犯。即使说汪显成挪用公款证据也还不够有力；二是提前让司法机关介入，一下子就上升到司法的高度，把弦拉得太紧，没有回旋的余地，很有可能使汪显成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对立情绪，对我们今后的调查和对汪显成的审查工作不利。 ”
　　从汪显成全案的调查工作来看，曾竣说的确有道理。金中杰和袁洪刚两人都认真地思考起来了。
　　曾竣问：“金书记你知不知道有谁同方若梅的关系比较好，能够同她说得上话。我们让这个人出面跟方若梅做做工作，把利害关系讲清楚，争取得到她的主动配合？”
　　金中杰双手一摊，说：“我同方若梅不熟悉，不知道谁同她的关系比较好，能同她说得上话。我看，真正能同方若梅说得上话的人，就只有汪书记了，而汪书记是不会帮我们说话的。”
　　说到这里，三个人都笑了。
　　金中杰接着说：“我想，即使有人能同方若梅说得上话，但事情牵涉到汪书记，在目前这种十分敏感的情况下，我估计这个人也不会趟这趟浑水。”
　　曾竣沉吟道：“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金书记你和税务部门联系一下，请他们派出税务稽查人员，以稽查税收的名义，到方若梅的公司帮我们把有关帐据复印出来。”
　　金中杰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好，便问道：“国税局还是地税局？”
　　曾竣说：“你觉得哪个局方便一点你就联系哪个局。你联系好以后，就通知他们星期一进驻方若梅的公司开始查帐。另外，我让宋晶晶暂时从财务审计小组抽出来，以税务人员的身份主持这边的查帐。我们三个人都不要在方若梅的公司露面了。”
　　这时，曾竣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问道：“金书记你知不知道汪显成的家庭情况，他们夫妻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金中杰奇怪地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曾竣说：“前天，汪显成来找我时，曾说起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的妻子同他不是一条心。并以此作为理由，说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不便贪污受贿。”
　　金中杰反问道：“吴书记是怎么跟你们汇报的？”
　　曾竣说：“吴书记也说他不知道具体原因。当时我曾猜测汪显成同其他腐败分子一样，是在当上县级领导干部以后，因另外有了其他女人而导致夫妻关系的恶化。但听汪显成的说法又不象。”
　　袁洪刚说：“汪显成当然要推脱他个人的责任，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曾竣说：“小袁你不知道，汪显成当时提到此事时，那种痛苦、屈辱的表情是一种真实、自然的流露，那是装不出来的。他还说被人当了冤大头，我想这也是有所指的，应该有着很深的含义，但我却怎么也无法猜测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种事我又不便多问，深问。”
　　金中杰说：“汪书记同他妻子闹矛盾确实是在汪书记当上副县长以后，汪书记当时还比较年轻，只有三十岁多一点。好象是1996年的样子，汪书记当上副县长时间还不长，还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一年，汪书记的儿子汪洋生了一场重病，在县医院没有治好，又转到了市医院，在市医院住了一两个月的院才出院回家。当时县里很多人都到医院去看望过，我们纪委也去过，所以这事我还有印象。记得就是从市医院回家后，汪书记同他妻子的关系就突然开始恶化，并发展到闹离婚的地步。对这件事，县里不少人对汪书记颇有微词。那年听说本来打算提拔他担任县委副书记的，由于这件事闹的影响很不好，就没有提成。”
　　袁洪刚说：“会不会是汪显成在医院同哪一个女医护人员拉扯上了关系，被他妻子发现了，才导致两人关系的恶化？”
　　金中杰想了想说：“当时有人在背后议论时也提出过这种可能，但我看不象。一个原因是离婚这件事是汪书记首先提出来的，第二个原因是汪书记说起此事时好象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汪书记的妻子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袁洪刚说：“后来不是有人说汪显成在外面玩情妇吗？举报信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呀！”
　　金中杰说：“对汪书记玩情妇的事，我也曾听到过议论，但这种议论也是发生在他们夫妻闹矛盾之后，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听说过。对了，你们这次不提起，我都没有想到这件事非常奇怪。”说这话时，金中杰的脸上露出一种怪异的表情。
　　袁洪刚问：“什么事这么奇怪？”
　　金中杰说：“对汪书记在外面玩情妇的事，外面议论很多，汪书记的妻子杨丽珠不可能不知道。但杨丽珠却从没对此发表任评论，也没有任何说法。这很不正常。”
　　曾竣说：“看来，汪显成夫妻关系的内情还挺复杂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金中杰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我记得当时县里有不少人都跟汪书记做工作，要他不要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出了面。听说汪书记只是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没有说出其它原因。可能是汪书记受到的外在压力太大，当时又确实影响到他提拔为县委副书记，从这以后，汪书记就再没有提出过离婚的事。但夫妻两人的感情一直没有好转，甚至有人说，他们夫妻二人已经分房而居了。”
　　曾竣疑惑地说：“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了，杨丽珠为什么没有任何说法呢？”
　　金中杰说：“就是呀！所以，杨丽珠反而因此得到了县里很多人的同情，评价也很高。当时人们在议论中矛盾的焦点都指向了汪书记，说汪书记忘恩负义者有之，说他是当代的陈世美也有之。总之，各种说法很多。”
　　金中杰介绍的情况让曾竣在心里翻腾不已。由此看来，汪显成在夫妻关系上说的确实是实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汪显成对他妻子还会不会有信任感呢？会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托付给妻子呢？会不会没有任何隔阂地当着妻子的面贪污受贿呢？会不会把所有的赃款都交给妻子保管呢？应该不会。但汪显成如果要贪污受贿，他的赃款必定要有一个藏匿的地点和消化的途径。即使汪显成背着杨丽珠贪污受贿，两人毕竟还在一个家庭生活，俗话说，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种事情也难已对妻子全部隐瞒下来。他同妻子的关系恶化至此，他也确实要顾虑到妻子是否会将他出卖的问题。此时，曾竣对群众的举报和他这几天的调查产生了一丝疑虑。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就被他多年来的办案经验积累所形成的思维否定了。
　　想到这里，曾竣说：“这些事情我们先别管它，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们先按这个安排把情况查清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