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辞》王十九

4、飘

　　从小学开始，我跟所有的同桌关系都很淡，坐在一起时偶尔说句把话，分开之后就再也不来往。我的朋友，如果是同班的，往往坐得离我很远，也有的根本不在一个班。我妈老早就说了，“远香近臭。”她说的是亲戚邻里关系。要是形容我和同桌甚至同学的交往，应该说“远香近淡。”我和男女同桌不曾有过任何不愉快，连三八线也没画过，但是也不曾有过友好密切的关系。也许所有的原因都在于距离太近。
　　如果说这是一个规律，我的这位在夏天穿上紫地白花连衣裙、露出肩膀和胳膊的女同桌则是例外。我后来曾经从很多方面去追究她成为例外的原因。
　　高中学生已然开始有意识地演习各种分析品题人物的技巧，连相对复杂的手段，诸如迂回暗示和弦外之音也都有所掌握。我们班同学在这方面不乏天才，偶尔通过只言片语也能充分显示。几乎所有人都被下了评语和结论，有的被取了绰号，有的被一两句话定性。
　　同班的一名好朋友蒲小明是个万事通，也是个万人迷。他似乎跟谁都交情不错，又似乎什么都知道。我们偶尔一起散步。在我沉默的时候，他兀自不停地讲述各种消息。关于考试成绩的，关于学校老师关系的，以及关于班上同学对每个人的种种议论的。我从他那里知道了班上很多同学的公众形象。
　　我的同桌拥有变幻不定的形象。一些人说她性格像假小子，脾气特别刚硬；一些人说她行为风骚，比女流氓还女流氓；还有人说她有一大堆追求者。但是没有人能肯定任何一个方面。因为她和班上的人很少往来。在菩萨洞小镇，镇长的女儿如同公主，没有人确切知道她私下去哪里，做些什么。
　　关于我自己，裁缝的儿子张阿毛，蒲小明告诉我的大众看法为：一个很少说话的人，和同学关系不冷不热，喜欢傻读书，放在人堆里毫不起眼。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什么原因，居然就一点一点熟悉起来了，这永远是一个微妙而费解的话题。成为同桌不是重要理由。可以想见的应该包括年龄和季节。
　　十六岁是生机勃发的年龄，大多数男生在这个年龄胡须开始露头了，离得远了能发现唇际的一抹青黑，认真探究却只有微茫的绒毛，让人想起韩愈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夏天是生机勃发的季节，晚上在菜园附近走动时，能听见蔬菜和作物拔节的声音。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也许。能够确定的是，当我在菩萨洞小镇的中学上高中、和我那个闺名巫凤凰的女同桌一起上课时，我对发生在周围和自己身上的一切不是很了解，更谈不上真正的理解或应对。
　　蜡染的紫色长裙导致我和巫凤凰第一次对话，此后要是谁没听清楚老师布置的作业，偶尔会不再舍近求远去问前后排的人，而是直接问对方，其余时间各自闷头听课、看书、写字。我们比班上大多数异性同桌的关系更为冷淡。
　　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这是我们一个星期轮流上的六门主课，体育属于插播内容，此外再无别的科目。政治课人人厌烦，算是全民公敌；我私人最不喜欢地理课。对地理老师的厌恶影响了我对这门功课的热情。
　　我们的地理老师是一名浓眉大眼的中年妇人，蒲小明对她似乎了如指掌。“那个女的是个神经病，”他说，“她男人对她好得很，就是爱喝个酒，打个牌，她就要翻天了！结果她男人睬都不睬她！”菩萨洞的男人多半喜欢抽烟喝酒打牌，要是按照蒲小明的说法，地理老师的丈夫其实比别人还少了一样嗜好，堪称良民。但是她在家经常和丈夫相打相骂，然后把情绪带到地理课上。她的容貌服饰和她讲的课一样枯燥乏味。她在穿着上的不修边幅更让我这个裁缝的儿子感到情何以堪。
　　流花河边的菩萨洞小镇历来被认为是水土养人的地方，女人尤其水秀。即使周边乡村来赶集的女人，随便穿上一身新鲜衣服，也显出几分抒情和田园风光。在结识高中地理老师之前，我几乎没有见过邋遢女人。她让我开了眼。她的课也讲得邋遢，枝枝蔓蔓，不干不净，我经常听不懂她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地理课成了我的一大心病，我必须在课后花大量的时间去预习或弥补，而上课时则想方设法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但是她的眼睛特别毒，经常有同学在她的课上看别的科目时被抓获。很多时候我只能研究地理课本上的插图来对抗她那从讲台上传来的折磨人的声音。我统计这些插图的数量，观摩它们的线条轮廓，分析它们所在的页码和出现的频率，结果我对地理书上的图画比文字更熟悉。我尤其熟悉的是封面和封底的图案以及正文前面的彩页。
　　巫凤凰在几乎所有的课上都很安静，偶尔出现的动作是右手扶额。时间长了，我觉察出她这个动作总在老师讲得让人厌烦的时候出现。从侧面看过去，她的面容和眼睛几乎全在阴影里，不清楚到底是在打盹还是看课本。有时候我怀疑她可能也会偶尔瞟一眼我的动静。她在地理课上扶额头的次数明显的多。
　　镇长的女儿巫凤凰有很多衣裳，她换得非常频繁。但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只有一件紫地白花的长裙。她第一次穿那条裙子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连地理书的插图也看烦了，剩下的消遣方式就是拿着钢笔在课本的天头和地脚不停地戳出一个一个小洞，然后研究每一下到底扎透了多少页，并由此考虑控制速度和力量，争取达到一种随心所欲的程度，想穿过多少页就是多少页（当然，一般都在30页以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了不引起女老师的注意，动作幅度不能太大。我相信巫凤凰一定看到了这一可笑而且有些疯狂的行为，但是我们班没有一名同学听说过我有这个拿钢笔扎书的习惯，连蒲小明也不知道。随着地理课的推进，我的技法日益纯熟。
　　一个湿热沉闷的下午，我们的女老师照例来讲地理课，我照例开始扎我的课本。我的钢笔灌饱了“红岩”牌的蓝黑墨水，扎在书上，留下一个一个颜色鲜亮的小点。笔尖在书上移动的时候，我的手掌边缘无意中蹭着了其中一个小点，没有全干的墨水因此蔓延开来，形成一条由浓到淡的、似乎带有某种速度的长尾巴。这个图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观察了一阵，认为这个圆点加上后面的尾巴，类似于封底那个横扫天际的彗星，彗核、彗发和彗尾一应俱全。我的兴趣立刻从刺杀课本变成制造彗星，场地也转移到一个还没用过的作业本上。
　　整整一节课，我浪费了很多张纸，手上也染满了“红岩”牌的蓝黑墨水。我的作业本上出现了无数形状不同的人造彗星，它们产生的过程分为两个环节：一扎、一抹。
　　邋遢女人终于被下课铃声赶走，我感到疲倦和喜悦，因为我为以后的地理课找到了新的娱乐。但是我眼角的余光发现我的同桌在窃笑，而且对象除了我之外不可能是别人。这是课间的休息，她仍然以手扶额。当然这种姿势遮掩不住笑容。
　　“你笑什么嘛，”我有些尴尬。
　　“你可以当个天文学家，”巫凤凰微笑道。
　　“真的出现这么多彗星，地球早就毁灭喽，”我说。除了上地理课打发时间，我可不想把时间用来做这种无聊游戏。事实上，每次上完该死的地理课，我都觉得精神不济。我真想趴在课桌上睡几分钟。
　　但是巫凤凰的另一句话让我立刻忘了休息，反倒忙起来了。
　　“你脸上到处都是墨水，”她说。我知道了她笑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是她指点方位，我不停地擦拭。
　　“额头……腮帮子……下巴，左边一点，再往下……哎哟喂，嘴角上也有……”
　　这以后的地理课上，我们一度热衷于制造彗星，下课的时候手上都染得发蓝，蓝得像是中了武侠小说里讲的那些剧毒。再往后，我们开始分工合作，她专门负责用笔扎出墨点，我用手去抹。
　　“你们男生都不怕脏，”这是讨论分工时，巫凤凰提出的理论依据。
　　在单调漫长的高中岁月里，我和我的同桌发现了彼此的空虚和无聊。同样的空虚无聊，或许班上的每个人都有，却很少有人流露出来，更不用说彼此分享。作为小镇中学的学生，我们被告知的唯一任务是考大学。
　　发现对方同样的感受之后，我和我的同桌仿佛突然之间加入了同一个秘密组织。我们要对付的共同敌人是那些过于难熬的课程。地理课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政治课、历史课，甚至语文课。
　　我记忆中，大学以前的课堂里，老师拥有无上的权威，他/她随时可以把一名学生轰出教室，或者让学生到讲台前面罚站。我和我的高中同桌从未试图在老师眼皮底下谈笑——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只在自习和课间低声聊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聊天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慢慢从学习就说到生活，从高中说到幼儿园甚至从父母口中听到的各自更早的情形，又从自己说到家里的兄弟姐妹。少年男女可以拿出来讲给异性听的事情似乎都说完了，可是每天都有更多可说的话题。我相信，那个上高中的少年和同桌一起夸夸其谈、神吹海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有一点反常。他生来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此前和此后，他都不曾这样健谈或者说是饶舌。
　　很多次自习开始的时候，巫凤凰和我约定不再聊天，说是要认真看书。结果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起头，两个人又一直嘀咕到下课。
　　我们坐在前排靠过道的位置。我经常在课间十分钟忍着上厕所的欲望和她开心地聊天，同时看着上厕所的同学从身边来来去去。
　　蒲小明淘气的手指头打断了我的兴头。当时我们正说得高兴，他从旁边路过，顺手飞快地揪了我的耳朵一下。我笑着看看他，发现他眼里是戏谑的神情。这种神情让我突然脸红。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动作很暧昧，有些别的意思。他平时发疯时顶多打我一下。
　　我们镇里的人，开玩笑说一个人怕老婆的时候，就会说他的耳朵经常被拧，甚至夸张一点，说成是可以转动的东西。给我们上英语课的男老师的耳朵，在传说中就被形容成类似于电视频道旋钮的物品。
　　可是蒲小明干嘛拧我的耳朵，而且这样含义复杂地拧。我回过神来，正要去找他的时候，已经上课了。
　　几天以后，蒲小明又拉着我出去散步，我想起一直要问他却忘了问的话。他不承认，说没有什么意思。我快要生气的时候，他才笑着说：“我看你以后就是怕老婆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这个话题以前从来没有人在我跟前说起过，结婚生孩子一类的事情离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至少离我，还很遥远。我认为自己还是很幼稚的，顶多算是半大孩子。我妈在家里甚至会叫我“毛毛”。
　　心里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我就会脸红。我已经感到脸上发热了。蒲小明说：“你承认了！”
　　我说：“我没有！”
　　他“哈哈”大笑。
　　我觉得有些气愤，就问他：“你笑什么！我看你像个疯子！”
　　他说：“你现在话好多。”
　　这句话来得没头没脑，我认为毫无道理，说：“哪有你话多！”
　　他笑道：“你和巫凤凰天天说不完的话。”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比我再傻一百倍的人也会明白。
　　我又尴尬又气愤，说：“你乱说！你真下流！”
　　他笑得更加肆无忌惮，说：“你瞒个鬼哟！全班都知道你和巫凤凰谈恋爱……”
　　“放屁！”
　　“真的！”他有些认真地说，“全校都知道！”
　　“我咋个不知道！”我懊恼地说。这简直是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或者任何类似的行为，但就是不可能是事实。
　　“你当然不承认了，”他“嘻嘻”直笑，“有几个人这种时候肯承认嘛……”
　　他脸上神色不那么正经，但我越来越觉得他说的是真话了。很可能同学真是这么看的。这让我感到非常紧张。在他看我的时候，我觉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要是老师知道了，搞不好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们；要是我爸我妈也相信别人瞎说，认为我在学校做这种事，不知道会怎么说我。万一我考不上大学，人们肯定会说得更厉害，我一定会成为反面教材，就像以前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考上大学的好成绩学生一样，被加上各种罪名。天晓得什么时候这种话就会传到他们耳朵里去。可是我偏偏什么都没做。
　　“我们只是说几句闲话，不像你说的那样。”回教室的时候，我对蒲小明说，“你不要再乱说，再乱说我真生气了。”
　　“我不说了，”他又像开玩笑又像认真，“还有那么多张嘴，你咋个办？”
　　我不知道。
　　我没有回答蒲小明的话，真有些生气地回到座位上。但是我在想他的问题，结论就是：我不知道。
　　晚上主要是自习，偶尔有老师进教室等同学问题目。往常这时候，我和同桌早就聊起来了。虽然声音很小，却会聊得很开心。可是这天我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巫凤凰无意中把头扭过来时，我看她的目光里一定带了烦躁或冷淡的成分，整整两节自习课，她的脸再也没转过来，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教室里非常安静。文科学生需要花大量时间记忆各种东西，很容易就被搞得手忙脚乱甚至连滚带爬，一有机会就要拼命地看书，把各种内容往脑子里塞。自习课上几乎没人说话，不时响起翻书和写字的声音。
　　可是，一旦有人出声，我不用看也能大致感觉到声音是从哪个方位传来的。虽然听不清楚内容，但至少知道有人在说话。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和同桌长期闲聊，显然容易被人注意。尤其是前后排的同学，只怕都听到不少了也不一定，虽然我们不曾说过任何不能让别人听见的内容。
　　这一发现让我觉得非常羞愧。
　　一个半小时里，我没看进去一页书，坐在位置上白混到下课，拎起书包，一口气跑回家。
　　我爸我妈那天很高兴，因为在路上碰到同班同学的父母，说起我的成绩，对方很是羡慕，夸了半天。不过他们仍然没忘记敲打我。
　　我妈一半开心一半担忧地说：“连王二歪他娘，大字不识一箩筐，都会说你成绩好！阿毛，你千万要争气，要考上大学，不然人家就看你的笑话……”说完这话，她又去给我拿吃的。我爸拿手的是警告，由于刚从厂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话的时候他身上还带着酒味，“读这几年书，你自己心里有数。就是骄傲不得！你们上一级那个第一名，就是因为骄傲，在学校谈恋爱，结果没考起学。你们老师都说好几回了。”
　　那天上午我还和巫凤凰聊过几句，那是整个高中时代我们最后一次开心地聊天。
　　我和巫凤凰后来就跟刚开始一样，只有没听清楚老师布置的作业才问对方一句半句话，此外都默不作声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翻来覆去地看书。那些书被看了很多遍，都是为了三天高考。考试之后，其中很多内容将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学时，我旁边的位置空了下来。此前镇上早有消息，镇长已经升官，调到城里做副县长。看到旁边没人时，我才想到，她肯定会跟着父母去县城，到那里的中学读书。
　　但是我在桌斗里发现了一套分为上下册的新书。书名是《飘》。这套书以前我们在聊天时提到过，我说过我很想看却买不到。没想到它在这时候出现了。翻开版权页，除了知道作者叫玛格丽特•米切尔，我还发现了它的英文名字——
　　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