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母亲·九三年》夜飞风

6、（5）

　　伯爵夫人正在用她的发卡试着打开牢房的锁。因为士兵们多数在睡觉，连看管牢房的人手也不足；更何况也没剩多少牢房需要看守，大家都有些松懈。她听着外面哨兵的脚步声走远了些，就把手从送饭的孔里面伸出去——女人柔美细小的手是做得到的——然后用尖长的发卡去撬那个笨重的铁锁。
　　这方面她不算行家里手。纵然她以前曾经为了感情上的战争，用细巧的绣花针打开过情敌书信匣子上精美的小金锁，她现在在这要命的铁锁上耗费的力气和时间也太多了。更何况她还得一只手抱着孩子。
　　皮埃松上尉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的时候，她吓得短促地叫了起来，但是马上又压低了声音。
　　“哦哦……宝贝，我的好孩子。”她放柔了声音说，“睡吧睡吧，没事的。”
　　她的孩子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似乎只是梦呓。上尉从他抓住的那只手里把发卡没收了，想了想，然后松开手准备安静地走开。
　　他没有想到那只手猛地反转过来抓住了他的袖子；痉挛的手指几乎再次把制服扯破。
　　“长官！”女人的声音嘶哑地叫着，“我的孩子在发烧！求求您，求求您！”
　　上尉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撒谎。她的孩子生过病，但是已经治好了；为此还是上尉掏的腰包。他想起自己所有的家当都已经送给了那个小偷，现在即使想去找医生也没有钱。
　　但是那个女人开始哭起来了。
　　“长官……长官，我求求您。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唯一的宝贝；我的丈夫只留给我这么一件值得珍惜的宝物。他已经死了，我也快要死了，但是这个孩子……他还太小，他离了母亲就活不下去。他现在在发烧，我求求您，让我去找医生。我只去跟他拿药，我拿了药就回来，我不会误了上断头台的钟点。先生，先生，我求求您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是那样的急促而激动，却一直低低地压着音量，怕吵到她的孩子。上尉一会儿想到那个可怜的小偷，一会儿想到中校冷酷无情的面容，心里乱成一团。
　　“您会明白我的感受的，先生，您稍微替我想一想；您有孩子吗？”女犯人哽咽着问他。
　　“不……我还没有结婚。”上尉同样低声回答。
　　“那么您至少有母亲！”她的手指紧紧抓着他的袖子，仿佛那是救命的稻草，“您想想，在您年幼的时候，您的母亲有多么的爱您！”
　　上尉猛然把袖子从那女人的手里扯脱开，慌张地退开好几步。门后传来仿佛绝望的一声叫喊，消失在低低的啜泣声和沉重的板壁间。
　　“谁在那里？”走廊上传来了哨兵的喝问。
　　上尉定了定神。“是我。”他回答。
　　哨兵已经跑了过来，看见皮埃松上尉笔挺地站着，连忙敬礼。“请原谅，上尉，”他有点慌张地报告说，“人手有些不够用……我们没有人看到您走进来。”
　　上尉点了点头。“没关系，”他说，“你也回去休息吧。牢房钥匙交给我。”
　　哨兵照办了。他毕竟不是库尔帝兹亲率的部队；而且他一直以来很信任上尉的人品。

　　让·古兰伯爵夫人发着抖坐在地上，把冰凉的手放在孩子额上。她的孩子的确在发低烧，或许是上次的病没有好利索，这次一发汗，又着了凉。她逃不出去，唯一可能同情她的上尉又甩开了她乞求帮助的手。她在绝望中啜泣着。
　　然而这时候她听见锁喀啦一声开了。
　　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她的上帝终于听见了她的祈祷，终于回应了她的请求？
　　上尉的身影从打开的门后闪入她的眼帘。他俯身摸了摸孩子的额头，然后抬起头忧郁地看着女人的脸。女人满脸都是纵横的泪水，失神的眼睛里遍布血丝。她仿佛想要继续恳求他一样向他伸出一只手，张开着嘴，却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女公民，”他最后说，“带着你的孩子去找医生吧。然后把他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感谢上帝！”她在难以置信的惊喜中欢呼起来。
　　上尉把这间牢房的钥匙递给了她。“记得您的许诺……”他没有说下去。
　　“我凭上帝的名发誓，先生！”伯爵夫人千恩万谢地接过钥匙，在上尉的保护下离开了牢房。哨兵的确少得可怜，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危险。他们借助阴影的庇护躲躲藏藏地走出了院子，踩着干涸的血迹走到了街道边。剩下的路，她得自己走了。
　　“您有钱吗？”他忐忑地问，心里知道这个问题完全是多余的。
　　“您不用担心，先生。”她妩媚地微笑着，“医生也会象您一样同情一个可怜的母亲的。”
　　皮埃松上尉考虑了一会儿要不要跟去，最后决定继续把看守牢房的任务执行完毕。
　　“明天早上，我会如实向中校报告的。”他暗自下定决心，“他既然同情那个小偷和婴儿，他一定会同情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
　　伯爵夫人正站在高墙的阴影下，眼睛里有明亮的光芒闪耀。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她无声地在心里尖叫着，然后抱紧她的孩子，飞快地沿着阴影延伸的方向跑开。
　　她没有去找医生。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拿破仑炮兵少校就是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拼命布置他预备攻打马尔格雷夫堡的炮兵阵地，为他将来拿下土伦战役做准备；从那次胜利以后，这个在当时默默无闻的军官才开始了他传奇而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然而库尔帝兹中校似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还没有穿上靴子，刚刚赶上清晨换班的卫兵就跑来向他报告犯人逃走的消息；在他抛下靴子抓起枪之前，上尉就紧跟在卫兵的身后冲进来，严肃认真地当面坦白了自己的渎职行为。
　　上尉看见了中校手里的枪，但是他依然毫不退缩地完成了自己的汇报。
　　库尔帝兹想了想。“这么说您是来自首的？”他出奇沉稳地问道。
　　“我是来向您汇报的。”皮埃松上尉回答，“责任在我，而不是昨天晚上当值的士兵。”
　　“您放走了一个贵族，一个该上断头台的犯人？——您就这样糊涂！”
　　“她向上帝发誓，只去安顿好她的孩子。”
　　“上帝！”库尔帝兹干巴巴地说，“居然还有上帝！她向哪一位上帝发的誓？旧的那一位已经被推翻了，新的还没有被选举出来。”
　　皮埃松上尉是个基督徒，听着这样的藐视宗教的言辞，连耳根都发了红。“中校，”他说，“那是一位可怜的母亲和她的孩子……”
　　“那是一个该死的贵族和她的余孽。”库尔帝兹冷冷地说，“把你的帽子摘下来！”
　　上尉把帽子摘了下来，库尔帝兹接到手里，一把撕下了帽子上的徽章。
　　上尉因为反复被侮辱而羞怒交加。“我保证她会回来；即使她不回来，”他用军人的一往无前的态度说，“我也会把她捉回来。”
　　库尔帝兹根本没搭理这个许诺。他把枪丢下，开始穿靴子。他的卫兵走进来，向他汇报没有在医生家里找到女犯人的消息。

　　士兵们很快就被一队队地派了出去，搜寻那个逃亡的犯人。说是搜寻并不恰当，因为库尔帝兹命令他们只把守住可能逃亡的路线，不许以任何借口伤民扰民。然后他带着皮埃松上尉，以及从不离身的两把枪，慢慢地挨家挨户地搜查。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他冷漠地对上尉说，“您是为了谁？”
　　上尉说不出话来。
　　但是上尉擅长他的本职工作；这一点，确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