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八道I》苏瑞棠

87、习惯绝望

　　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
　　这句话，总让我想到鲁迅笔下那些旁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也许，面对战争摧残下的各国百姓都一致，个人存亡荣辱要远远大于整个国家命运，群众需要唤醒，却没有那当头喝棒的一剂猛药。浑浑噩噩的岁月蹉跎，只要能活着，哪怕醉生梦死到永久都无所谓，同情心成了天堂的奢侈品！
　　因此，那一扇通往心灵安宁之路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让•塔鲁寻找一生，似乎就是为了找到开启这扇门的钥匙，只是他于现实中的经历渐渐与理想冲突，终究不得不带着那样的矛盾挣扎离开人世。他留下的，是那一晚天台上的长篇大论，原来他早已生活在鼠疫深处，或者说人类都生活在鼠疫当中，不过没有觉察或安于现状罢了。
　　这一番向贝尔纳•里厄医生的倾诉，充分说明了《鼠疫》的真实背景：战争。1940年巴黎沦陷，德军的侵入有恃无恐，而巴黎的百姓，也渐渐习惯了那恐怖开端，生活依旧，随着日月更迭在思想上甘愿被强权统治，饱受折磨，但抵抗者寥寥无几。阿尔贝•加缪也正是用了这一时代特征，借鼠疫病菌对人类生命的吞噬来刻画了德国法西斯给巴黎甚至是法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所以，《鼠疫》里描述的海滨城市奥兰便是法国社会的缩影。
　　加缪（1913-1960），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其主要作品有剧本《误会》《卡利古拉》，中篇小说《局外人》，长篇小说《鼠疫》，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等。他亦被誉为法国现代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可到底什么是存在主义？一直都不懂，感觉似是而非。深受他影响的大江健三郎，文字沉重的令我读不下去，抑或那沉重感就是存在感吧？
　　这种沉重感，在鼠疫泛滥的奥兰无处不在，人人惶恐人人自危，当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就像被迫卸甲归田的士兵，泄气消极的认了命，等待着鼠疫的降临而不知反抗。那是一座死城，真正的死城。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气压无形的将其与世隔绝，仿佛汪洋里孤悬的岛屿，近处无援远处无望。他们已被上帝遗弃了，无情的放逐于幸福健康之外，没有尽头。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帕纳卢神甫会改变，他的第一次布道冠冕堂皇，似高高在上的救世主，镇定而平和的俯瞰众生苦难，而他自己，仿若置身事外。尽管四周满是鼠疫的侵害，他仍然相信那是上帝的恩惠旨意，炼狱世界里的考验，可伴着时间的脚步前移，尤其是亲眼目睹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小儿子那痛苦绵长的死亡过程，他不得不有所怀疑。但那怀疑与信仰背道而驰，一辈子的坚持呀，怎能否定？！内心的煎熬程度之深是常人无法理解的，那就像是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全盘推翻，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乃至他的将来……这煎熬会使人发疯的，因为最终，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那选择在第二次布道时壁垒分明，他已不再对信徒们称你们了，而是我们。一个简单的称谓变换，足够能看出他把自己置在鼠疫之城的位置，众生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他与他们没有不同。在这座被上帝抛弃的奥兰城里，能够救大家的只有彼此，互助互利。那对上帝的情感，已是爱与恨的两种极端了，而帕纳卢对爱的坚持，更多的像是在对自己的坚持。
　　读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就会看到《第九日》里面那个同样面对纳粹威逼利诱的卢森堡天主教神父亨利•克莱默尔，他的动摇充分印证了人性的弱点，但他最终的选择却证明了这世上还有些东西是不能背叛的，比方良知。他又回到了达绍集中营，回到了那个连上帝都不愿眷顾的炼狱，梵蒂冈都跟柏林达成了协议，他个人的力量又有多少？或许，这正是坚持的伟大吧。相比较，帕纳卢的病帕纳卢的死，似乎体现了一种抗争。他并没有被传染上鼠疫，却离开的仓促而离奇，不能不说是心理因子在作祟。
　　《鼠疫》中另一个触动我的人物是从巴黎来的记者雷蒙•朗贝尔，他到奥兰是为了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却不想被牵扯进了鼠疫事件。这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小人物，没什么高尚的情操，遇事先想到自己，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在鼠疫之患里慢慢产生了离弃众人苦难的羞耻感。就像加缪写的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此时此刻的朗贝尔，是地地道道的奥兰人。
　　最初封城的时候，朗贝尔是想方设法的要离开奥兰，他总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鼠疫与他并不相干，他是无辜被连累的，他也是受害者，更何况他还有着远方的爱情在向他招手，那是幸福之源。所以，他没有错，包括里厄医生在内都赞成他去追求幸福。可他没办法离开，只能一边帮着里厄和塔鲁办救护队，一边找人托关系，大概就是这一时期，他真真切切的接触了鼠疫，通过了解而产生了不忍情绪，那种个人主义逐渐被奥兰整体的气氛侵蚀，他开始同情那些鼠疫患者，开始同情生活在奥兰城的人，开始同情这座被鼠疫淹没的城市……当他最终与走私团伙搭上线，离开的计划已完备只等着他动身之时，他放弃了机会，因为他决定与奥兰共进退，他迈不过心坎。离开，让他感到羞耻！
　　不晓得这算不算成长？也许这只是特殊环境下的人性光辉得以发扬，不管怎样，朗贝尔的改变虽在情理之中却又让人敬佩，用格朗的话就是值得脱帽致礼。他不是里厄，职业范围内的救死扶伤，见多了也就不会再对生命抱有幻想，只要多一点点的同情心就构成他为鼠疫的疲于奔波；他也不是塔鲁，曾有的愿望是实现一个没有人杀人的世界，为此而不懈努力就怕生命再次流逝，不是圣徒而胜似圣徒……朗贝尔，他只是一个外来的记者。
　　然而，在鼠疫流窜的盛行时期，奥兰城里并非人人都是帕纳卢，都是朗贝尔，都是里厄，都是塔鲁……加缪的笔下，也有着投机的科塔尔，他是喜欢这场灾难的，没有灾难就没有他科塔尔的享乐生活，他赚了笔横财。四下里满是哀容悲戚，他竟能独乐乐，实难想象那些大发战争财的同谋者们，良心何安？唯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为非作歹的罪犯，趁火打劫……是呀，善与恶总是并存，不分时间不分空间。
　　生活的荒谬，合力的抵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鼠疫》里粉墨登场，敲锣打鼓的唱着自己的戏词，尽可能的让自己在这舞台上的身影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但是最难忘的，仍是我用在开篇的那一句：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