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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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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四八年年中，黄泛区会战（常称“豫东战役”“开封雎杞战役”，同上，这里是国军称法）前后，明眼人都能看出，战争主动权的天平，就开始倾向了另一方。
一九四八年八月，辽西会战前，南京军事会议上，已是一片哀鸿遍野，怨声载道，除了那个依旧在梦想“一战定江山”的蒋委员长。
而如今，徐蚌会战（常称“淮海战役”，同上）至此，不到一个月时间，蒋委员长口中的“政权存亡最大之关键”，和蒋氏政权一起，已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颓势。无人能救。
徐蚌会战至今，号称有八十万的国军，其实也并不是机会全无，是我，眼睁睁地看着齐鲁豫皖之地的国军，在与华野中野的较量中，逐渐走成了一盘半死之棋。
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的南京军事会议，在地图室召开，除了蒋委员长和由徐州被召来南京的杜聿明，包括我，还有七个人。
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达成了一致，为挽回颓势，也为挽救黄维兵团，理应放弃徐州，集中一切兵力来与共军作战。
再就是讨论从徐州的撤退路线，蒋委员长问刚从徐州回来的杜聿明有何意见。
杜聿明表示，向正南方向的直接救援，受到了共军极大阻碍，目前看来打通的可能性极小。只有从左翼或右翼包围，想办法转进以救十二兵团为好。
向左翼和右翼包围，也就是从徐州向西边或是东南方向撤退。陆路方面，也只有这两种撤退方法了。和我想的一样。而这两种方法中，明显向东南方向更不好。
蒋委员长示意他继续说。
杜聿明说最好以主力由双沟经泗阳直趋五河，然后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北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也就是往东南方向绕。我一惊，往东南方向绕？苏北苏中多河流错综的湖沼地带，机械化主力不好走不说，也较容易遭到共军攻击，杜聿明一向机警，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我决定看看再说。
也有些反对意见，又讨论了一会之后。计划看上去基本上已敲定。
参谋总长顾祝同突然说：“让光亭和委员长，到小会议室谈谈。”
两人到小会议室谈了不一会儿，就出来了。
蒋委员长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出席的人都未说话，蒋即宣布了散会。
我以为那一段不长的时间，大概只是讨论了一些南撤的细节，或者杜聿明为使委员长心安，表了一下忠心也不一定。就没怎么在意。
杜聿明二十八日当日即飞回了徐州。
有关会议决定的情报，我也于二十八日当天晚上，即顺利送出。
十一月三十日，黄维来报：二十七日突围后一直无法联络的、带走了许多重装备的廖运周一一〇师，据来自逃回士兵和俘虏的确切消息，实际上已经向共军投诚。除此之外，十二兵团阵地已被共军进一步压缩，空投粮弹也不够，士兵多陷入悲观绝望气氛。但仍会坚持，望尽快来援。
十二兵团的情况无疑更加糟糕。当日南京天雨，胡琏未能成功飞往双堆集。我去见了他，并告诉了十二兵团的情况。看得出他情绪不太好。我本想再劝劝他，我坐了挺久，可他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怎么说话。我走的时候，他才说他决定明天一早再次试飞双堆集。
我知道他决心已定。天色已晚，我没办法，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明天来送你。
十二月一日，早上去机场，送走了带着“苦守必生”命令飞往双堆集的胡琏，回到国防部，看到第一次空军的书面报告时，我才发现我之前的情报大错特错。
“徐州的部队已撤出，总指挥部到达萧县。道路不畅，略有些混乱，但大体撤退顺利。”
萧县？萧县可是在徐州的正西方！
原来杜聿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和蒋委员长两人单独在小会议室里，并不是在讨论向东南方向撤退的细节，而是重新策划了一个向西的撤退计划！也就是先由永城到蒙城、涡阳、阜阳一带，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共军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也就是说，我当天送出的是错误情报！
空军的报告上说，徐州撤出的部队并没遇到很强的拦截力量。另，华野的共军主力，现位于徐州城的南侧及东南侧。
因为我的疏忽大意，事情弄糟了！
不知道“那边”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发现徐州那边的真实意图？我很着急。
我紧急联系了任廉儒，再见到他的时候，我把纠正后的情报告诉了他，并向他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改变□□的计划。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一定会向组织汇报，并叮嘱我不要着急，言语行为千万要小心。
是的，他说的对。从罗广文等人处得知，邓文仪已经在怀疑我不可靠了。我不能做的太明显。
这次，居然是我一直看不惯的刘斐帮了我。我只是略微推波助澜了些许。
刘斐为时任参谋次长，有些才干，但吃喝嫖赌抽俱全，平时霸道，我一度将他视为国民党之所以会败的“典型军政高层”，看他不惯，也与他一向不和。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刘斐，居然也是潜伏多年的共产党员。这样作风的人？微微觉得有点讽刺。
又过了很多年，我去北京看望年迈的杜聿明时，我才知道，他当年原来一直很怀疑我，也和参谋总长顾祝同说过，只是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顾祝同也一直对我很相信。他之所以那样做，就是为了在最初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能够避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