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南》雨天yutian

6、第 6 章

　　（六）
　　“你为什么不阻止肖南？你明明知道Doctor King 已经被监视了。”
　　“我不知道苏区来接货的人就是肖南，我只是怀疑，所以才不许他出门。” 父亲坐在我的病床前，叹了口气，“即便我告诉肖南，他也不会听我的劝告。”
　　“可是你可以派人保护他啊！你已经是师长了不是吗？”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幼稚。
　　“我不能在肖南的事里插手太深。”
　　“为什么？就因为他不再承认你这个父亲？”
　　“阿同！” 父亲皱起了眉头，“你不明白，和我们李家的一切关联都有可能成为肖南的致命伤。政治，比革命更可怕。”
　　“我不相信！”
　　我愤愤地扭过脸去。在那一瞬间，我如此厌恶父亲的脸，厌恶他和我相似的五官，厌恶他忧郁的眼神，厌恶他黄呢的军装，厌恶他皱着眉头把纸烟放到唇边的动作……。那时候，在我的眼里，这个国民党师长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借口，每一道皱纹，都是因为虚伪和冷酷。

　　我从此开始厌恶北平。
　　到处都是灰色的城墙，鸽哨嗡嗡地响在大街上，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和士兵，甚至家里郁郁寡欢的母亲，都变成了一把钝锯上的齿，缓缓地锉着我年少的神经。
　　两个月后，我终于不告而别。
　　我不知道去哪里，最后选择了上海，那里人多，生存的机会也就多一些。事实上，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及一群陌生的人。
　　我在长乐门——一家高级夜总会里找到了乐师的职位。因为我可以吹萨克斯管并兼作钢琴师，所以老板对我相当好，还在楼上租给了我一间房作为宿舍。提琴手小健成了我的邻居。小健二十五六岁，人高马大，衣着摩登，我们两个单身汉很快成了好朋友。
　　长乐门是个夜夜笙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看着很快乐，我也跟着快乐。那一年里，我只学会了一样东西——喝酒，几乎赚来的所有的钱都倒进了长乐门的吧台里。每当不该我班的时候，我就坐在明亮的橘色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喝。我不介意是白酒还是红酒，根本就尝不出差别，所以调酒师递过来什么我就喝什么。经理也不来管我，因为我的酒品很好，喝醉了就坐在吧台前发呆。这时候常常有男男女女上来跟我搭讪，从打招呼到开门见山地调情，我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他们，看到他们因为尴尬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看到他们难以坚持自说自话最后沮丧地放弃。偶然，也有个别厚脸皮的赖着不走，这时候身材高大的小健就会挤上前来，把我扯回楼上的住处。
　　喝醉的夜晚，我一般不会梦见浑身浴血的肖南。

　　有一天，从宿醉中醒来，我习惯地揉揉疼得欲裂的头，拿了衣服去外面的公共浴室洗澡。大中午的，浴室没有人，洗了澡，心情好了很多。回到房间，阿健在屋里，小桌上摆了两盒馄炖。
　　我几乎不记得我曾经做过饭，有时去楼下的小摊子上吃些馄炖，有时买吧台的甜点，结果来上海不几个月就得了胃病。这大约是上天惩罚我的荒唐，饿急了的时候就会犯病，疼得我满床打滚。有两次被阿健看见，他就把我的薪水要去了，每天自己买饭的时候也给我带上一份。
　　我拿了筷子，高高兴兴坐下来，准备开吃。抬头看见阿健脸色不好，便知趣地放下筷子。
　　“你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吗？”
　　“不记得。”
　　“两个美国军官在那儿纠缠到半夜，我把你拎上来的时候，他们差点跟我打起来。”
　　“又不是我的错。”
　　“不会喝酒别喝。要不喝完趴那儿睡觉，别老睁着一双招魂眼勾引别人。”
　　我看着阿健。
　　阿健在桌子上敦筷子：“你知道老板为什么不管你喝酒？你都快成长乐门的一块招牌了。隔三岔五坐在那儿，招蜂引蝶。”
　　“你说什么？什么叫招蜂引蝶！我又没跟别人说话！”
　　“你长得很好看，你知道吧。”
　　“知道。”
　　阿健无奈地叹口气：“你坐在那儿，两个大眼睛雾蒙蒙的，亮晶晶的，小鹿一样，童叟无欺。谁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不仅女人来跟你热乎，好那一样的男人也会忍不住的。”
　　我不语，这又怪不得我。
　　“好在你醉了就不说话，任谁哄都不动一动，除了答应让我带你上楼。” 说着，阿健又笑了，“那帮家伙肯定嫉妒死我了。”
　　“阿健，”我心头一热，“谢谢你，我答应你，以后回屋里再喝。”
　　“为什么非喝不可？”阿健凝眉看我，“你真是不象个喜欢喝酒的人。”
　　“可以吃饭了吗？我的馄饨快凉了。”我茬开他。
　　“——，” 小健知趣地不说话了。
　　屋里静下来，我和小健埋头吃饭。
　　我心下愧疚，却又不知如何重开话题。正踌躇间，传来敲门声，我感激地去开门。
　　“绮真！” 门口站着的女孩让我呆住了，“怎么是你？”
　　“李同，真的是你！” 绮真看起来很开心，“昨天我和人来跳舞，看见好象是你在吧台那儿坐着。”
　　我有些尴尬，绮真一定看到那荒唐一幕所以才没有过来打招呼。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穿了镂空的藕色开司米披肩，罩着浅蓝色的丝质旗袍，站在屋里，惊讶的打量着极其简陋的房间。她阔小姐的气势让阿健有些手足无措，绮真大方地跟他打招呼。我让她在床头坐下。
　　“你怎么在上海？”我们俩几乎同时问，问完都笑起来。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上海来了。走之前，我去找过你，伯母都告诉我了。”
　　“喔。”
　　“伯母，看起来很伤心。”
　　“你们为什么来上海？” 阿健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北平。
　　“你知道，北方不安宁，日本人都驻在北平城外了。上海有租界，纺纱生意也好作。”
　　“嗯。”
　　“这儿是家里的地址，一定要来。”绮真突然微笑着改用英语：“I ge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your brother. ”
　　说罢她起身告辞，我等不及便借口送她，随绮真一起下楼。
　　正是冬季，我和绮真走在上海灰扑扑的里弄里。天阴冷阴冷的，我脱下大衣给绮真披上，绮真笑一笑，没有推辞。自从肖南和刘义勉走后，我和绮真之间似乎奇异地建立起了默契和温情。
　　“延安开始肃托运动，前些日子有人来我家，说是核实我哥的背景。”绮真说。
　　“为什么？”
　　“好象是团职以上的□□都要有详尽档案，要历史清白。”绮真停下，转身看着我，“他们还询问了肖南的事，我妈只说是我哥在圣心中学的同学，没有提你们李家的名字。”
　　“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个革命者，即便是委员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我愤愤不平。
　　绮真温柔地看着我，“李同，还是小心为妙。”

　　回到宿舍，阿健正有一百个问题等着我。
　　“李同，你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小姐？她是谁啊？你们很熟的样子！你也会说英语吗？在那里学的？”
　　我把他硬是推出门去。
　　“我的馄炖！，” 阿健拍着门大叫，“嘿，我不问了，李同，让我吃饭！我还没吃完呢！”
　　我躺在床上，心乱如麻。

　　长乐门的醉生梦死日复一日，就在我以为自己会醉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的时候，我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
　　瘦骨伶仃地穿了国民党缀满勋章的军装，躬身站在舞池中央，神色凄凉，像是一个过了时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