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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谊论 ...

  •   苏轼重视“忍”,在〈留侯论〉中已经详细地阐明这点,对比张良的成功与贾谊的失败,可见苏轼对“忍”的重视。贾谊需要忍耐什么?他得忍受时势的不如意、忍受明知应为而不得为之的挫折、忍受人在朝堂中,形势大于人的道理。忍是明哲保身的基本功夫,可以退一步看轻时势,让自己免于成为第一线危机的炮灰,可以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忍的基础表现是温恭谦让;忍的进阶表现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聪明如贾谊,他能不了解“忍”的重要吗?这恐怕要将问题推回贾谊本身态度与他的社会历练了。

      少年得志大不幸,这句话应当是贾谊一生的写照,贾谊涉世浅、历练少,露才扬己,在朝堂上树敌无数。试想,诸多老臣怎能容一介黄口小儿在自己面前盛气凌人,高傲托大?既然是人情之所不能忍,贾谊这样的态度在朝廷中受人诽谤是一定的。但贾谊对朝中局势显然估量不足,他太年轻,满怀才情意气昂扬,他认为正直的人就该有好的待遇,却又将政治看得太简单。欲高飞者必先敛其翼,以退为进是做大事的人应有的内涵,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贾谊想改革时政,势必需要当权派的理解和支持,但贾谊政治经验不足、人际关系欠缺,孤掌难鸣之下落到外放长沙,自己并非没有责任。

      自古以来怀才不遇岂止一人?贾谊至少还得文帝的信任,王安石〈贾生〉一诗说的好:“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过万公卿。”贾谊的政策很早就获得文帝采用,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君臣知遇之恩,还有什么好悲哀呢。只是因为暂时的贬抑,就让贾谊画地自限,他的抗压性也未免太低。贾谊年轻,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沉着经营、等待机会,待年轻皇帝坐稳龙椅,培植起自己的势力之后,自然会重用当日迫于前朝元老的压力不得不下放的肱骨之臣,贾谊何愁不能有作为?他的忍功不够,以至于落到最后那般处境。文帝虽暂时不能重用贾谊,但当个太子傅,未必不是暗示贾谊,将他作为另一股新生势力来培养;末了又迁怀王太傅,将最宠爱的小儿子托付此人,也是拐着弯表示君王对他的欣赏与重视。贾谊未见当时君王台面上的为难与台面下的信赖,却只见自己的怀才不遇、气愤难平。

      贾谊的悲剧始自他的不能忍,自伤自艾,太史公将屈原贾生并列一传,是着眼于二者的遭遇相似。但二人的遭遇虽相似,所承受的挫折程度却大不同,屈原以楚国宗嗣的身份被国家彻底离弃,其情可悯;但文帝疏远贾谊只是权宜之计,将贾谊暂时遣调,使他离开老臣对他的打压及非议,给他厚积薄发的机会来增加更多的经验与见识,待时机成熟,进而起用,此时帝王的新势力已成,贾谊的资历已长,此时谁还能够阻碍?贾谊不思及此,一心急于立竿见影,可惜他忽略了政治非是一人的表演舞台,应当是众人之事,复杂且长久。

      文帝以青年登基,如苏轼所说:“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谊区区一介洛阳少年,想在一朝一夕就压制下这些势力,占尽高枝,怎么可能!即便是文帝爱才,对于干犯众怒的贾谊也无力回护。有帝如此,贾谊却不能为用,这是谁的过失?贾谊不擅处穷,未得君子精神,正如苏轼对他的评价:“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后人却纷纷将贾谊的不幸遭遇视为文帝无法重用人才,真是错怪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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