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珩和医生的人类学生活》珩行天下

15、大学是社会的大门

　　我一直以为读大学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直到我走进大学。

　　新生体检，校医院的院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士，听到了我心脏的杂音，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用一张激动到扭曲的脸跟我说，“你这种人，读什么大学。”
　　我也算阅医生无数，可我至今没想通，到底是什么事让她如此激动并且说出这种话。

　　然后就是长达三个月的辩论。

　　先是学术辩论。
　　学校指定了一家市级医院，我家的专业人士自行选择了一家部队医院。市级医院的医生们从“肺动脉闭锁不全”到“心室畸形”到“房间隔缺损”到“三尖瓣反流”到“肺静脉有洞”的自己人争论中，最后出了个和校医院院长初论相同的结论：“先天性心脏病，没有独自上二楼的能力，建议退学。”我想他们都忘了他们的彩超在四楼，没有电梯。部队医院的结论则和当年权威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给出了一张详细数据的书面说明。

　　然后是文字辩论。
　　高考体检细则上有一个针对心脏病患者的测量标准：彩超检测到的心脏某处血液的什么什么量在1厘米以下，为合格，在一厘米以上为不合格。它唯独没说，刚好一厘米或最大一厘米该怎么办。那位三十多岁的女士甚至想出解决办法，那就是让我先做半小时运动再做检查，结果数据出来，只有一次达到了1点0厘米，其它都在一厘米以下。我平生第一次觉得有一种线比60分及格线更让人心惊胆战。而我家专业人士坚持认为只要不在一厘米以上就是合格，学校坚持认为一厘米不能算一厘米以下所以是不合格。
　　我数学不好，高考时我就想，但愿别人数学都不好。而我再一次心想事成。

　　三个月激烈的争辩，在最后一个月的中旬开始峰回路转，也就再一次让我明白，钱——的确可以达到很多人力智力都难及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到我家那些永远眼高于顶的专业人士认输了，他们没有输给学术，却输给了学术之外的一些东西。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他们自诩为最学术的殿堂，却最爱将学术践踏脚底。如同想要立牌坊的，并不一定是节妇。

　　十二月一号，我拿到了学生证。辅导员同时通知我去校医院一趟，在那里，有人透过收费窗口告诉我，我的学生证在校医院看病不管用，让我一定记牢不要忘了。
　　在别人，上大学多多少少算喜剧。可在我，那就是一开始的喜剧变成悲剧，然后成为转折剧，接下来的结局，最好就是默剧。

　　从前我听人讲，大学是通往社会的大门。那时听了只觉得模模糊糊难晓究竟，如今想起来，这话真是言简意赅。

　　我想若换成别的十八岁的女孩子，遇到这种事，估计早回家哭死了。可小珩是谁，按我大表弟的说法，就该叫小强。
　　我还记得我按某女士要求做了半小时运动后，出来的结果却实在难如她心意。她一迭声地说着不可能，冲上来拿着听筒把我前胸后背听了又听。我就坐在白色的病床上任她折腾，然后面不改色地跟她说，“我十七岁，自己登上了海拔三千六百米的地方。我也觉着不可能。”

　　没有感情地拿着学生证回到我班上，第一次认认真真参加班会，发现是——我们班15个人，14个班干部，除了我。
　　其实，做群众挺好的，你想，有14个人将要关心你生活中芝麻绿豆的各种事情，为你的一举一动绞尽脑汁，——挺有成就感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大小班会上，当14个人点名或者不点名地批评讨论总结要如何改造某同学的思想问题、某同学的生活习惯、某同学的小姐作风，而最后要我谈体会、谈认识、谈想法的时候，我都是极为诚实地发言：“我没有任何体会，没有任何认识，也没有任何想法。谢谢。”

　　从小我爸就教我，做人不能有傲气，但一定要有傲骨。
　　我一直希望，我没有让我的家人失望。

　　其实在入学体检这件事上，我多多少少还是悲痛的。而等到外部警报一解除，神经立刻就松弛了下来。然后，我开始化悲痛为饭量。
　　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糖葫芦和烤红薯。这个学校的食堂，有土豆片、土豆丝、土豆烧肉、土豆烧排骨，小卖部里甚至还有炸薯条。整个一土豆开会。
　　或许是我已经紧张了三个月的神经需要安慰，或许是我的神经在这三月的紧张后已经崩溃，总之，曾经对饮食挑剔到令特级厨师也伤脑筋的我，在某一年的冬天在一个从前陌生后来也不想去熟悉的地方疯狂地爱上了糖葫芦、烤红薯和土豆。

　　然后又过去两个月，就该放寒假了。
　　我哥拥着年轻貌美身材高挑的女朋友，坐着飞机来接我，顺便旅游。
　　我们在机场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必须在在公众场合公开相认。而我高举着牌子，上书两个大字——“小珩”。因为我怕这么多的时间这么远的距离还有那些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的生活，已经让我哥忘记了我。

　　我哥从抵达港口那边走出来，就仿佛多年艰难跋涉终于走到尽头看见了故乡那种心情，从难以置信到激动到欲说还休。
　　我哥搂着我哽咽道，“妹，就算你长得没哥好看，也不能自暴自弃啊，好歹你也跳过芭蕾。”然后他抬头左右望望，问我，“你确定这儿，没我们家谁熟人吧？”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小珩90斤；两个月后，小珩126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