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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六十多年的时光,差不多走完了一生,我只有过一个好朋友——仇晓。
不记事的时候,我便随父母远渡重洋。父亲在一所世界名校里学习机械,母亲是旧时官宦家的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专心教导我国学与礼仪,窗外面是终日不变的石砌洋房,偶尔有金色头发的孩童跑过。有过一两次,调皮的男孩来敲窗户,我推开窗,他唧唧呱呱讲了一通,我只能摇摇头,他就连说带比划,然后被闻声而来的母亲赶走。
很多年过去了,童年的印象只剩下母亲一年四季更替的旗袍和书桌上厚厚的诗词典籍。
八岁的时候,父亲拒绝了学校的挽留,满腔热血地回到了祖国,下飞机的时候,父亲说:“民祁,你要好好看一看,这才是我们的祖国。”
搬进红砖墙小楼,生活突然简单的像水。
家具是极其简单的床和书桌,父亲亲手做了挂衣绳,衣裳才将将可以挂起来。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煮饭和取暖都只有煤炉子,煤还是限量供应的。由奢入简难,母亲和父亲提过一次离开,父亲严肃地拒绝了,母亲只得默默将祖父、外祖父早年留下的几幅字画和几根金条、银币仔细收起。
生活于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小小的屋子、国学和礼仪,只是三餐再难见荤腥,还有三楼房子的窗户外再没有会来敲窗户的金发男孩。
不久,母亲被请去做了教书的先生,我也第一次走入课堂。
穿着藕色旗袍的我坐在课堂里显得那么的不合群,手握铅笔很不习惯,纸上的字写得也就扭曲难看,一旁凑热闹的男孩们一窝蜂喧哗起来,嘲笑我的字,讽刺我的衣着。
在母亲拿着教材走入教室的时候,混乱达到了高潮,起哄的说笑一波接一波,连校长来了也没平息,母亲被直接带到了教导处,她的第一堂课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母亲卧床半日,眼泪湿透了枕头。午后起身,她红着眼睛四处借来几尺粗布,熬了一个通宵做了两身衣裳,把我们带回来的旗袍一件一件摸了又摸,才仔细叠好藏在了床底的箱子里。
这些精致的旗袍是她最后的高贵,和着她绞下的辫子一起,被仔细收藏在她的回忆里面。
从第二天起,她也只是一个剪了齐耳短发,穿粗布衣裳的教书先生。
木头小姐是同学们给我的称号,木头是因为我不爱说话,小姐是因为初来时的旗袍绣花鞋。
在B城柳絮纷飞的日子里,依然三天两头有小男孩朝我扔石子,我数着日子期待放假,哪怕要随母亲去田里做农活积工分。
我慢慢适应了粗布衣裳和棉布鞋子,因为母亲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层一层纳厚厚的鞋底,也会在灰暗的袄子中间缝进暖和光鲜的旧棉衣。
粗粮、素菜、清汤,我还是抽高了身量,正如母亲的白发终于输给了时间。
认识仇晓的时候,家里正有变故,父亲的才学被上级赏识,举家住进了城西的专家楼,生活也就稍有改善。
父亲参与了与苏联合作的大型设计项目,我也被送进了俄语学校,他希望我能够留学苏联,将来也能自食其力。
不善言辞的我没有多少语言天赋,只能死记硬背。书写和翻译还好,口语一直跟不上进度,只好在下学了以后一个人躲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对着梧桐读单词。
仇晓和后来好多电影里描述的一样,勾着脚坐在树枝上嬉笑地用熟练的俄语和我打招呼。
我抬头望她的时候,夕阳映晚霞,金色的梧桐,她三下两下爬下树枝,轻轻一跃,站定在我面前,灵巧的像只猴子。
仇晓与我同班,比我小五个半月,喜欢和男生打成一片,爬树打架无所不能,是班里的小霸王。个子很高,鹅蛋脸,五官寻常,却有一头烫成国外时髦波浪卷的齐肩长发。话多到聒噪,嗓门大,爱笑不会哭。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先生们对于她的种种劣迹均视而不见。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偷偷关注着她笑时的手舞足蹈。
我……羡慕她的开朗,她的快乐。
本来,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的同学而已。
人与人的交好是需要一个契机的,好的或者坏的都行。
我和仇晓之间坏的契机就是我终于因为口语过差在课堂上被老师当众劝退了,纵是我流干了眼泪苦苦哀求,他还是一口咬定我在这学习纯粹是在浪费社会主义的资源。仇晓掀了桌子,砸了桌上好几个的墨水瓶,也没让先生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所学校里。
我抽噎着收拾着桌上的书本,仇晓一把抢过去,直接从窗户丢了出去,“都要走了,还拿这些废纸干什么!”她拉起我走出教室,还顺脚踢翻了门口的纸篓子。
我被父亲领到印刷工厂当小学徒,学最简单的排版,师傅是一位相当严肃的老人家,只在我鞠躬的时候看了我一眼,便吩咐师姐领着我去立在车间的一面墙前的文字架前帮忙找字章。
忙碌了一天,只在中午匆忙吃了两个馍,走出工厂的时候,不自居摸了摸饥肠辘辘的肚子,抬头就看到坐在路边台阶上吐着瓜子壳的仇晓。
“自得辣’斯特屋一接。”她站起身来,拍拍屁股,张口就是一句俄语。
“你……你怎么来了……”
“我在旁边的供销公司工作了啊,”她递了半袋瓜子过来,“在仓库里薅社会主义羊毛。”
那一年,我们都还只有十四岁。
每天结伴上下班,偶尔她带了饭菜来陪我吃午饭,真正让我对她敞开心怀的是她用她的快乐感染了我。
我也会与她一同聒噪不停,孜孜不倦地讲起了国外的生活,重点描述了敲打窗户的男孩那分明的轮廓。
她打趣我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个小男孩,我摇摇头,最后文绉绉地说了一句,他的目光灼灼似星辰。她哈哈地笑,弯了腰。
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她赠我以温暖,我回以微笑。两相顾,再难忘。
母亲的病来的突然,她倒在了课堂上。
医院里的苏联大夫说了很多,我听不真切,只听清楚了院长和父亲交谈中最后的一句——“命不久矣”,悲伤排山倒海的时候,陪在我身边抱着我施我温暖的还是仇晓。
病床上,母亲仔细交代了父亲家里财务的收藏处,父亲抹着泪眼呢喃纵是倾家荡产也要救母亲。母亲第一次甩了父亲一个耳光,言辞灼灼,“我从了你一辈子,这一次,我再不能依你。我的身体我最知道的,救不回来了。那些是民祁的嫁妆,不能动的。林家祖辈略有薄产,不能到了我女儿这连份像样的嫁妆都没有的,那些东西多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你不能动!”
温顺的母亲看起来并不似病重,与平常无异,只这般言语显出些许不同。父亲久久地看着,半晌才缓缓点头,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吧。母亲摇摇头,“半壶香茗难求,不必奢想。平生已无憾,唯一放不下的便只有一个民祁而已。”
“阿姨,你若放心,便把民祁交给我。” 仇晓上前握住了母亲的手,“我虽然做不了太多,但终归能照顾她久些。你若是不信我,今日我便带她回家认个亲,她便是我干姐姐了。”
母亲看了她许久,直到疲惫地闭上眼也没有再说半句叮咛。
仇晓父母都在部队,这我很早就知道,她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所以性格外放,热衷于各项运动,尤其喜欢爬树打架,算是大院里的鬼见愁。别看头发不短还带卷,性子实实在在是个男孩子,还是那种不省事的男孩子。
第一次随她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父母不仅在部队,而且官职应当不低。且不说她住着独门独户的院子、父亲身边配有警卫员,就是她从书桌下搬出的那挺机枪都说明了这一点。
她的父亲很严肃,话极少,若是仇晓在饭桌上举止过于出格,他便会重重地把碗筷撂在桌上,恨铁不成钢地“哼”一声,仇晓马上低头鼓了腮帮子对我做鬼脸。她的母亲慈眉善目,声音细软,听说在后勤部工作。典型的严父慈母的家庭,偶尔低气压,但总是充满着温馨和快乐。
饭后我和仇晓在她房间里闲聊,警卫员小罗送了两个苹果进来,说饭后吃个水果助消化,我想大概是她父亲深知仇晓嗜肉如命的性子特意送来的,这是来自严父细腻的关怀。
她叼着苹果趴在床上翻着连环画,我坐在桌边细细嚼着苹果,“仇晓,我真羡慕你。”我还是忍不住说。
“我有啥好羡慕的?”她头也没回,看到好笑处还“呵呵”地乐起来。
“你的父亲、母亲都很健康,而且他们很爱你。”
“民祁,你妈妈会好起来的,”她坐起身来,把苹果拿在手里,“我也没啥好被你羡慕的!我爸啰嗦的时候你是没见着,今天是你在场他没说我,平日啊,每天闲着的时候就得念叨念叨我,跟一老太太似的。”
我笑着摇摇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小罗就在门口叫门:“吴政委来了,首长让你下去见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建军。
他跟在他父亲后面,国字脸,浓眉大眼,已经有了厚实的身板,一身军装,表情沉静,站的笔直。
仇晓还没下楼就没了气焰,惴惴不安地扯扯头发又拉拉衣角,站在客厅里只猫叫似的弱弱喊了一声“吴叔叔,吴大哥”就乖乖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挺直了腰背一动不动。
她母亲介绍了我“这是仇晓的朋友,林民祁”,我跟着仇晓招呼道“吴叔叔,吴大哥”,便也坐在了角落里。
我本就不爱说话,吴建军也没说话,连仇晓都反常地正襟危坐一语不发,仇妈妈和警卫员张罗着茶水点心,满室里就只剩两个正值壮年的职业军人的慷慨陈词,用的是方言,听不太懂,我便眼观鼻地出神,偶尔偷瞄一眼仇晓,她正用眼角的余光瞟着吴建军。
晚上,我俩背靠背躲在被窝里,我并不想拷问她那些少女的心事,她却翻过身来问我睡着了没。
我翻身仰面躺着,回答,还没呢。
她也平躺着,絮絮叨叨讲起了她心底里藏着的“吴大哥”。
吴叔叔和仇伯伯是同乡,也是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老战友,所以感情特别深厚。吴大哥比仇晓大六岁,因为两家亲近,从小就定了娃娃亲,本是定了仇晓的姐姐,可是她姐姐两三岁的时候伤寒引起了肺炎夭折了,所以仇晓自一出生便打上了吴家小媳妇的标签。
她侧了身来拉着我的手一连问了我好多个“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吴大哥从小就很聪明哦,爸爸说他五岁就开始看孙子兵法了!”
“你知不知道吴大哥会雕刻哦,我学国画的时候第一个印章就是缠着他刻的!”
“你知不知道吴大哥做菜做的可好了,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他做了一盘青椒炒茄子好吃到我连舌头都想吞下去!”
……
“你知不知道吴大哥上次在他们连的比武中拿了第一哦,那可是主力侦察连,我爸爸说能拿第一可了不起了!”
……
从深夜到日光初现,她絮絮叨叨不知疲倦,而我只能一再摇头,吴建军,我从未识得,便是这些仅知的微末也不过是仇晓满怀憧憬的絮叨所得。
借着窗外渐亮的天光,我望进仇晓的眼睛,弯弯的眼角,晶晶亮的眸子好像落满了星辰,就像……初遇时一样。
日子过的很是恍惚,母亲还是病故在我十六岁生日的前夕,父亲与我都伤心了好一阵。
时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它抚平了我们以为永远不会好的伤疤。
也许是因为我们到底争取到了两年,又或者是我们身上穿着还是缝了旧衣裳的厚厚袄子,总感觉母亲还在。
仇晓如她承诺的那样照顾着我,每日与我相伴,在父亲工作繁忙时便带我回家小住,她父母待我也极好,师傅慢慢认可了我的踏实,把毕生的手艺教会了我。
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过下去,但是上天总会出人不意地给予悲伤。
父亲倒下了,因为他用以忘却母亲的工作被中断了。苏联专家集体撤离了,还带走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用几年近千个日夜的汗水换来的成果。因为研究小组一直以苏联专家作为核心,父亲他们只参与了不同阶段不同分工的研究,在失去核心资料的情况下,难以重组。
父亲仿佛一夕之间便垂垂老矣,坐在床脚,捧着母亲的照片泪流不止,在我外出工作的时候,用一根老皮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父亲在空中摇摇晃晃的身影成了躲不开的梦魇。
闭上眼我就会尖叫着醒来,即使是在仇晓的家里,她紧紧抱着我的时候。
人天生会逃避,所以我要离开B城,立刻,马上。我这么对仇晓说的时候,她担忧地看着我,问我:“民祁,你离开B城的话真的会更好么?”
我点点头,微笑着安抚她。
走的那天,吴建军陪仇晓来送我上火车,我紧紧地抱了下仇晓,把母亲的嫁妆托付与她,我说我以后会来找你拿,虽然我以为,那便是最后一面。
人生中会有太多这样的经历,舍不下,也得舍。
当过排版工人,也在小学里教过书,后来,也因为藏着几件精致的旗袍被戴过高帽子批斗……
再次踏上B城的时候,枫叶刚刚红透,我剪短发,穿打着补丁的衣裳,随身的包里只有几毛钱和几张粮票。
千里迢迢,因为仇晓的一纸书信,挣扎许久,我想,我还是应该来送她出嫁。
她长高了,长长的头发垂在腰间,穿的确良衬衫,还是大大咧咧地跑过来抱我。
我们还是背靠背窝在被窝里,我说寄在她这的东西是我给她的嫁妆,她推脱着不肯要,我叹了口气,说了句我只有你一个妹妹,她便哭了。
关于那个小小的包裹,我们很有默契的,谁都没有再提。
婚宴很简单,在大院里摆了几桌酒席,她捆了大红花和吴建军站在一起,一桌一桌地敬酒,喝得伶仃大醉。我扶着她回房间,吴建军从我怀里接过她,安顿好以后,走过来,我以为他要致谢,刚想说不用客气,他的话让我有点迷茫。
他说,你和他们都不一样。
他们?还是她们?
我不理解,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端着脸盆离开了。
待了几日,我要离开,仇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仇妈妈难得话多,说起仇晓少年时的调皮和固执,她说仇晓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回来就怎么说都不愿意去上学了,任凭她磨破了嘴皮子问也不说为什么,仇伯伯拿雨伞打她,把伞杆子都打断了,仇晓也没松口,没办法,只好让她去工作了。
我转头看着仇晓,她和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也问,为什么?
她难得认真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第一次见你,我就认定了,你是我的朋友,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我对着她痛哭失声,我哭着承诺,等你有孩子了,我一定回来看你!
没想到这个约定我没有做到。
再一次接到电报来到B城的时候,还是秋天,只是再没有扑上来抱我的仇晓。
仇妈妈说仇晓自从生了亦又以后身子就不太好,近两年都在医院里,吴建军还在参与南边的作战行动,刚刚接到通知往回赶。
亦又趴在仇晓身上,不哭不闹,可就是怎么也拉不下来,仇伯伯和仇妈妈在一旁相互扶持着,也哭红了双眼。
吴建军赶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了7天,等着他的只有肃穆的灵堂。
他满身风尘地走进来,看着照片里笑开来的仇晓的脸默默出神,久久才脱下帽子,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礼。
我流着泪看着仇晓的遗照里笑着的模样还有跪在一旁的小亦又,心突然就平静了,缓缓走上前,控制着颤抖的声音问吴建军:“吴大哥,我父亲、母亲都不在了,也没有像样的嫁妆,只识得几个字,读过几本书,你愿意娶我么?”
我一直都没忘记在那个缺少色彩的年代里像花一样绽放的仇晓。
我没见过她病弱的模样,也不知道她寂寞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神情悲凉。
回忆里,她是世上最好的一朵迎春花,朝气蓬勃地笑着,跳着。
她的眼睛里,灼灼的光芒像极了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