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事儿》暮烟秋雨

68、古代人衣食住行等

　　这个并不仅限于清朝，但是清朝也总是有这些吧，所以我就把它贴上来了，我觉得有很多也是可以用到的~~~~

　　古代人食：
　　【三餐】吃方面，不论东方西方，饮食习惯皆一日三餐，这一文明习俗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化的。不过，中国的三餐习惯，从庄子的“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语句中，则可以证实早在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已有一日三餐的习惯。南宋的大诗人陆游有诗曰：“疾行逾百步，健饭每三餐。”也可以说明，千百年来，一日三餐的习惯非常普遍。至于疾行逾百步之说，则相当于今日的体育锻炼，如民谚所云：“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饱食之后散散步，助肠胃消化，对身体有好处，看来自古皆以为然。
　　不过，汉传佛教中有一派的戒律，每日只吃一餐，过午即不食，因佛说日午食，后乞他食，吃了也不是自己分内的，所以，《五灯会元》把此条奉为佛律，即过了中午就不吃晚饭。宋大诗人黄庭坚信佛，早晨吃粥，中午吃饭，过午即不食。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九•龙华寺主家小尼》诗：“夜静双林怕，春深一食饥。”描述的却是对佛门弟子衷心悲悯的诗句。
　　只是，古人认为过午不食也是长寿和保身养体的秘诀，并以为夜食过饱容易致病。宋人《长年诀》有这样几句顺口溜：“夜卧不蒙首，晚饭少数口。”意思就是晚上睡觉，最好不要蒙头大睡，蒙上了被子睡觉，空气不流通，对人健康不利；而吃晚饭呢，即使不遵守佛律即过午不食，但只要在吃饭时，不贪饱，少吃几口饭，也是好的。
　　现代医学证明：早餐所食系一日消耗精力所需，而晚餐过饱，食必不消化，故新的保养口诀是为：“早餐吃得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吃可少。”这与中国古人的饮食习惯，不无巧合地大致相同。可惜很多现代人虽明知如此，一般的饮食习惯却恰恰是“朝餐动及午”，晚餐更是下班回家后，大煮大烧，吃得非常好又非常饱，这就既不符佛律，又并非养生之道了。

　　【主食】我国自进入农业社会后，饭和粥一直是人们的主食。唐代有青精饭，是按照道家食疗营养古方用南烛树叶浸米蒸煮而成的饭食。南烛树又称乌饭树，人食其树叶汁能强筋益颜。还有一种团油饭，用鱼、虾、鹅肉、牛羊肉、粉糍即糯米粉、姜桂、豆豉、盐等料合制，是一种美味的什锦饭。道家隐士则讲究饭食的清雅，他们用各种花卉、果实和大米同煮，如蟠桃饭、荷叶饭等。清代浙江湖州一带人们爱吃蒸谷饭和焰谷饭，是一种熏蒸过的大米所煮成的饭，这种米饭人体易于消化吸收，其上等的可作贡米。
　　粥是北方话，古语也称糜，其实厚粥才叫糜，稀稀拉拉的则叫粥。古代人喜爱食粥，不仅因为节省，还因为粥富有营养。古代粥品名目繁多，不但有粳米、糯米、小米、玉米所煮的粥，还有杂合各种果蔬、肉料煮成的粥，各有不同的养生保健功用。他们提倡寒冬的早晨吃芋头粥、红枣粥、狗肉粥、鸡肉粥，食后浑身暖和，精力充沛；盛夏傍晚吃绿豆粥、莲子粥、山楂粥、藉粥，有清凉滋润、补充养分的作用。古代粥品还有蜂蜜粥、百合粥、枸杞粥等等，最宜年老体弱者食用。

　　【肉类】至于肉类则相对匮乏。古代粮食产量不高，不可能有太多的余粮养禽畜，大多数自耕农一年到头难得吃几回肉，即便如中小地主，也是非常节省，其子弟听到有五花肉吃就会涎出口水，不像现代人看到肥肉就恶心。

　　古代人的穿：
　　在现代人印象中，古人都是宽袍大袖，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千年，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改观。因为有电影、电视的传播介绍，现代人对古人的衣着方式多有了解，这里只介绍几个不易了解的要点。

　　【原料】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约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人们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丝麻为主，后一千年才逐渐转变为以棉花为主。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这种景象，今天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还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的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讲的则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而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据《宋会要》食货卅七之二：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北宋初年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宋高宗时，叶梦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系福建路出产，虔布系江西路出产”。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后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故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但却不敌“纯绵”。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也是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这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总之，宋、元、明三代实为棉花取代丝麻之过渡期。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二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但“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则不易确定。生活在明朝前期的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因此，元、明之后，就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此后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后，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作为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作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于国内外，享誉全球。

　　【袜子】从文字资料上考证，袜子在我国夏朝时就开始出现。《韩非子》一书中有“文王伐崇，至凤黄墟，韈系解，因自结”的记载，是指周文王系袜子的带子散开了，自己手扎袜带的情节。可见在这个时期袜子已经在我国上层人士中出现，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古代的袜子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在古代，能穿袜子，是富贵官宦人家的权利，贫困的老百姓哪里穿得起用布帛制成的袜子。《史记•滑稽传》：“东郭先生贫困，衣敞，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当年东郭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代表，鞋子没有底，又没条件穿袜子，所以双脚踏在雪地上，一只只脚趾印就历历在目了。
　　古代老百姓在冬天里把两只光脚塞进鞋子里，如何度过寒冻腊月呢？这个难题古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幸亏古人穿的衣服比现在宽而长，下垂到地面为止，所以走路的时候连脚也很少暴露在外，衣服实际上就起了遮掩御寒的作用。再想想人的双手在冬天不也暴露在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防寒措施，那么人的双脚又有什么资格非要比手的待遇更高些呢？所以古代老百姓不穿袜子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清光绪年间，天足会成立，小脚女人穿袜子成了问题，“奈缠足者一时不能放大，则袜中实以棉，名曰假趾套。向之木底，装于跟后；今之绵套，塞于趾前。向之裹缠，惟恐鞋之大；今则放宽，犹虑鞋之小矣。”

　　【胸衣】古代女子内衣的款式结构有“前后覆绕式”与“前胸单片式”两种，分别来“覆盖胸”和“覆盖胸乳”。也就是说，古代人是没有胸罩的，不过有胸罩的替代品。原始社会的女人是用树枝树叶遮住上面和下面，树叶所起的功能大概就是现在胸罩所起的功能了，不过肯定不舒服。唐朝的安禄山用山瓜砸了杨贵妃的胸部，当时杨贵妃用东西遮住了，说明当时也是有胸罩的代替品的，我们推测那很可能就是“肚兜”。
　　“肚兜”即抹胸的俗称，辞海释“掩胸之衣”，是古代妇女穿在最贴身处的内衣。《西厢记》中的女子，则在衣内着裹肚，一根幼带围颈，一块菱巾遮胸。现代的胸罩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中国最早穿胸罩的女人是清朝皇帝的后妃。

　　【亵布】古人的穿着最不易了解的可能就是妇女的“亵布”了。古代妇女身上最长的东西有三件，除了头发、裹脚布，就数“亵布”。亵布是一根长布条，用于“大姨妈”来时紧紧包裹□□。但是，由于古代普通妇女参加体力劳动比较频繁，所以依然难免“见红”。因为中国人向来崇尚节俭，使用过的布条还是会经过清洗后重复使用。现在的女人应该好好感谢卫生棉的发明者，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

　　古代人的住：
　　要了解古人的住，先要了解古人的收入情况，我们以明朝为例。
　　【收入】明朝的物价大抵是这样，在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大米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按2006年大米价均价1.75元/斤计算，一两白银相当于660.8元。按照这个比价，各类人员的收入状况如下：
　　七品县官：每月俸禄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实际月收入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40两修理费。看起来七品县官45两白银跟马夫40两白银年俸差不多，但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其他人员如马夫等就没有这些好处了。
　　柴薪皂隶：百姓有给国家服役的义务，不过服役是有工资的。轮到当役了，派给当官的当跟班，负责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20两，计13216元。
　　马夫：给政府公务员赶马、出差办事时使用。年收入40两，计每年26432元。
　　学生：廪生即高级秀才“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考上了秀才每人每天给一升米约2斤，同时配给鱼肉油盐。秀才受特别优待时期甚至可以拿到每月1两白银的廪膳费。不过明代的学生概念不是现在的学生概念，现代的学生只能算做童生，童生考成了秀才并且进入了县学才算是廪膳生，才可以“食廪”，所以明代廪生不干活也不会饿死，只是不干活只吃“廪膳”会很穷，所以有穷秀才之称。
　　街头挑担卖油的小贩：冯梦龙在万历年至天启年写有《三言》，其中《卖油郎独专花魁》中秦重只有3两白银的本银，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剩余16两白银。“每日所赚的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日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并无妄废。”除去一年用度剩余16两，所以记为年收入20两，计人民币13216元。
　　杀猪的：《儒林外史》中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对穷秀才范进说：“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一天一钱上下，一月3两左右，一年有36两，约人民币23789元。
　　普通自耕农：洪武年间农民“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新耕地免租三年。”假设古代耕种水平低只及现代的1/2或2/3，那么农民每亩约能收入250或350斤大米，按300斤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丰年加勤恳，南方成年农民毛收入15750元，北方成年农民毛收入7875元。如果排除了土地兼并的因素，作为普通自耕农，有这样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税收】明朝的商税是比较低的：原先是30取1，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免税。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亩税减为每亩一斗，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税收少，跟政府机构精简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收成最好时全国财政一年只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收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买房与盖房】以上是有典型意义的人的正常收入水平，这些收入与居住的关系怎么样呢？
　　房产价格：《三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载：“可成道：‘在坟边左近，有一所空房要卖，只要五十两银子。若买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把与可成买房。”也就是说低档房产50两一宅，约人民币33040元。
　　同样是《三言•桂员外途穷忏悔》载：“施小舍人急于求售，落其圈套，房产值数千金，郭刁儿于中议估，只值四百金（相当于银二千两）。”也就是说高等大宅院要现在六七百万人民币以上。看来明朝有钱人的房子还是真够贵的。
　　了解了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只要不是天灾人祸，明代普通人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加节俭，盖几间中等水平的大瓦房居住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其他历史时期可以依此做个类比，无非是税赋轻重、朝头代尾的差别而已。

　　古代人的出行与口语 ：
　　古时候，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率土之滨”亦“莫非王臣”。一般情况下，“王臣”在“王土”上，只要有那份情致和工夫，并且有一张可证明身份的“路引”，便可想去哪就去哪。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古人出行很不方便，出一趟远门往往要准备很长的时间，旅途也要花上几个月时间，比如学子赴京赶考，往往提前半年就要出发。出行还有语言障碍，北方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福建话的，当然福建人也把北地方言称为“鸟语”。

　　【出行】古人出行多以徒步为主，尤其是南方多山地，更是如此。出行时常以棒类手杖或长兵器作为徒步中的辅助工具，远行时携带的行囊，有额负、头顶、手提、背驮等，不拘一式，以随时取其便当省力为要。此外，还有一些交通工具作辅助。在动力机器发明之前，人们主要靠人力和畜力来驱动交通工具，甚至于直接以牲口为交通工具，比如说马、驴、骆驼等。
　　骑马是身份的象征，只有武官才能有这个特权，一般的平民百姓只能骑驴。不过，驴小巧，性善，价便宜，因此，人们自古就喜欢骑它出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骑驴比较早的一例，可算是东郭先生了，当然，在民间最著名的还要推八仙中倒骑驴的张果老。直至清代末期，北京各个城门口还都有小驴等着人雇骑，叫做“脚驴”。驴子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摩托车开始大范围使用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仍被称为“电驴子”。
　　在以畜力为动力的车中，马车是人们都再熟悉不过的了。古代的马车除了作为战争工具外，更是王公贵族出门乘座的重要交通工具，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因此直至清末，普通人家仍然不能擅自乘用马车。
　　除马车外，还有驴车、骡车等。骡车是比较高大的蓬车，装饰也比驴、马车讲究。一般使用榆木、柳木、桦木制造，高级的骡车要使用红木。高级的骡车用密棕或细藤绷底，铺厚垫子，罩绒套；车篷为花格木架，顶部用竹篾编成篷状，糊以用桐油里外浸透的布或棉纸，防雨雪渗漏；车篷外罩围子，前帘子两侧开窗，外形似轿，所以人们又称之为轿车。当然，这些“车”之类的只能在平地通行，山路则只能靠自己的双脚或花钱雇佣别人的双脚了。
　　所谓“花钱雇佣别人的双脚”就是坐轿子。轿子是安装在两根杠上可移动的床、坐椅、坐兜或睡椅，有篷或无篷。我们所熟悉的轿子多系明、清以来沿袭使用的暖轿，又称帷轿：木制长方形框架，于中部固定在两根具有韧性的细圆木轿杆上；轿底用木板封闭，上放可坐单人或双人的靠背坐箱；轿顶及左、右、后三侧以帷帐封好，前设可掀动的轿帘；两侧轿帷多留小窗，另备窗帘。二人抬的叫俩人小轿，四人抬的叫四人小轿，八人以上抬的叫八抬大轿。
　　古代有《太平歌词》唱道：“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一看还有个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里所谓推车汉推的车，就是独轮车。独轮车以只有一个车轮为标志，由于重心法则，极易倾覆，但古代人使用熟练以后，用它载重、载人，虽长途跋涉而仍显平稳轻巧。据考，历史上诸葛亮所造的大名鼎鼎的“木牛流马”中的“木牛”，其实就是独轮车。
　　此外还有人力车，俗称“黄包车”，由于是从日本引进，又称“东洋车”，清末开始流行，成为民间最普通的交通工具。车夫大都由轿夫转业改行，每天向车行租车。车行有行规，除先交押金和找保人外，每天还须交车份，按四六或三七拆帐，和今天的的士司机情况差不了多少。

　　【口语】古人出门在外，最难的是语言交流。古代书面语用文言文，但一直到清朝末期仍然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口语则有官民之分，官场文人习惯半文半白，老百姓用白话或方言。古代是没有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只有某个大的区域有比较公认的通用口语。这些通用口语在唐宋以前称为“雅言”或“正音”，明清以后称为“官话”，现代则称“普通话”。如《论语》记载，孔子教三千弟子时，用的就是当时的“雅言”。
　　唐朝：在北方通行当时的洛阳、长安雅言，和今天西安话差别较大，有专家称接近今天的粤语。南方则通行当时的苏州吴音、扬州吴音、金陵雅言，通用人群主要是知识分子。苏州吴音和今天的苏州话差别较大。金陵即今南京，其雅言和今天的南京话不同源，今天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
　　北宋：北方通行当时的洛阳雅言、开封雅言，和今开封话差别很大，有专家称今天的客家话有洛阳、开封雅言的因素。南方通行当时的平江吴音、金陵雅言。平江即今天的苏州。北宋的江南文化承袭了唐代的强势地位，吴音继续流行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但仍是和今天的苏州话差别很大。金陵雅言同上述。
　　南宋：南宋有通行地位的三大语言都属于吴音，即当时的临安雅言、平江吴音、金陵雅言。从南宋开始，南北雅言合并为一种，结束了1000多年的通行语言的分割。临安即今天的杭州，临安雅言是受到北方雅言影响的吴音，今天的杭州话仍然带有北方口音。平江吴音、金陵雅言同上述。
　　元代：蒙古语为官方通行语。元代汉语没有标准音，官方语言一般沿革宋朝的南方雅言，但大都话即当时的北京话亦有一定的通行度。
　　明代：官方通行南方官话，即当时的南京方言。此时南京方言已从吴音转为江淮官话，类似于今天的老南京话，外国人学习汉语多以南京官话为主。迁都北京后，由于江南承袭了历代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仍然以南京官话为主。时人有云：“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白话对各个剧种有很大的影响，百戏鼻祖昆曲也是使用苏州白话，其发音类似今苏州话。北方官话类似今北京话，开始为土话，后来随着迁都北京，逐渐有一定影响力。明代官方语言重新开始分为南北两支。
　　清代：雍正之前南方通行南京官话，类似今老南京话，清初流行于官方。雍正年间设正音馆，取消了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确立北京官话为官方地位，类似今北京话。但南方民间仍通行吴语，即当时的苏州白话、上海苏白（类似今苏州话）。清末由于战争，苏州的经济地位下降，苏州话让位于上海苏白，苏州的文化影响力开始减小，上海文化开始影响中国。此外，南方民间还通行粤语，即当时的广州白话，类似今广州话，由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清末开始流行，影响力在华南和海外较大，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民国：官方通行老国语，即北京话，类似今北京话，兼顾南北官话，带有入声。后期通行新国语，和今天普通话相差不大，无入声。今天的上海话在民国形成，影响力在华东地区较大，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但相比历代苏州话的地位就逊色多了。
　　1955年以后，国家推行“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从上述可见，古代口语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地方、某个时期其口语并不相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三四百年前的祖先能活转回来，他老人家所讲的话我们不一定听得懂，我们所讲的话在他听来可能也是“鸟语”。好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文字是基本不变的，所以我们才能了解这么多古代事情，但古人如果活转回来，就不一定能看懂这篇文章，因为现在的文字数量和词汇比古代丰富得多得多。总之，古人在语言交流方面是比较麻烦的，好在当时的生活圈子很小，需要与远方人经常□□流的情形不多，有的地方甚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造成有些地区特别是丘陵山区一乡数语、一语数音的根本原因。

　　古代人的养生：

　　【沐钥养生以沐浴为第一紧要。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
　　初民们的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我国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沐浴”的记载。西周时期，沐浴逐渐形成礼仪定制，也就是说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做洁身净体、润肤养身，而且视为隆重礼仪的先奏。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这在《周礼》中均有记载。
　　《礼记•内则》载：“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居家过日子，男女要早起，沐浴更衣。作为夫妇之礼则有“不敢共湢浴”，妻子不能和丈夫共用一个浴室，所谓“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在家庭里还有尊老礼节，礼节规定，晚辈要五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澡，每三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父母脸上如果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脚脏了，则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平时往来礼节中，沐浴亦是重要礼仪，《礼仪•聘礼》载：“管人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接待来客，要满足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的要求等等。
　　“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良俗，在汉代被正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即所谓的“休沐”。“休沐”是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初学记》云：“汉律：吏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和体肤整洁，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有着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
　　到了唐代，“五日一休沐”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有休浣之名。
　　大约在宋元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中出现公共澡堂，而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沐浴就更为普及，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
　　北宋宰相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都长出虱子，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好友吴充为改变王安石的不良习惯，便与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由于三人有约定，王安石不得不去，出浴后见新衣也就更换。这让王安石一改旧习，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苏轼亦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有一年，他在公共浴堂沐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来记述他沐浴的感受，写得非常诙谐，其一云：“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其二云：“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呵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从词中可看到，当时的公共浴堂已有搓背服务。
　　明清时期，沐浴真正深入人们生活之中，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即入浴之人不分高低贵贱，“混”而洗之的意思。当时的人们对沐浴较之以往更加讲究，明人屠本畯曾将“澡身”与“赏古玩”、“亵名香”、“诵明言”相提并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清人石成金则把“剃头、取耳（即挖耳）、浴身、修脚”当作人身四快事，认为只有让自己身体爽快，才是一种真福，并在《快乐原》中说到“沐浴之乐”：“冬月严寒，不可频浴。其余三季，俱当频浴。须要温水和暖，反复淋洗，遍身清爽，不亦乐乎？”
　　混堂是众人共同沐浴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走到一起“赤诚相见”，也留下了一批诙谐文化。
　　明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精选稚笑》中有一则混堂笑话：义官奔走汗甚，因就混堂浴，浴毕而起，大衣小衣已被人偷去，正喧嚷间，主人诮其图赖，义官愤甚，乃戴纱帽着靴，以带系赤身，谓众人曰：“难道我是这等来的。”混堂本来人多人杂，正是小偷施展技能的地方，洗澡失衣已习以为常，所以混堂主人装糊涂，这才气得义官有此好笑之举。
　　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五有一则《混堂漱口》的笑话：有人在混堂洗浴，掬水入口而漱之。众各攒眉相向，恶其不洁。此人贮水于手曰：“诸公不要愁，待我漱完之后，吐出外面去”。用浴池中那浑浊泛白的垢汤水漱口，确实令人恶心。
　　明清沐浴笑话来源于当时人们的沐浴生活，反映出明清时期沐浴的世俗化，由于其内容丰富而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素材。

　　【如厕】养生的另一要务是如厕。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淹死。姬獳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暴露出先秦时宫厕的简陋，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民间的厕所是如何更加简陋。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屙屎这样的事情多了几分谨慎。
　　汉高祖刘邦可称得上“流氓皇帝”之首，他的做法实在难以匹配他的身份。有一次，他在与群臣开会时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同时也为了不至于像晋景公那样掉进厕所，竟当场向一个文官“借”帽，他则把帽子倒过来，背过身去，不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个流氓皇帝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别出心裁，居然在解大便时接见高级官员。这是《汉书•汲黯传》里透露出来的：“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大将军卫青当时的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是一等一的重臣，才能在皇帝大便时被光荣而又及时地接见。
　　或许是受了汉高祖用大臣帽子撒尿的启发，后世的皇帝们多半使用便壶来解决问题，而不亲自上厕所了。《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虎子”后来变了称呼，被唤作“马桶”，据说也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就俗称“马桶”或“尿盆”。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爱不释手，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召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先王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将盆子击碎了。
　　当然，在更多的穷苦人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在排便时的痛快感受是无可替代的。这一肮脏但愉快的历程，所有的正经文字都不会记录，似乎只有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方法很值得推广，这实在让我们的读书文明大打折扣。看看下面几个带着几分臭气的历史故事，或许你会觉得，这刚好是对古代人如何“如厕”的一个很好补充。
　　其一：提起北京城，在世人眼中，那可是几朝帝都，王者气象，近几百年的文人恨不得把所有好词儿全用在这城市身上，以表示他们对“身居京城”的庆幸与感恩。然而，在16至19世纪，也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时期的北京，在一片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的无序。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直陈时弊，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厕所。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事实上，情况的确非常严重。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满大街找半天之后走进去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不仅普通百姓这样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样做，不仅男人这样随便，甚至女人也将便器直接倒在街上。自然是大便夹杂着小便，人粪夹杂着牛溲马尿，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还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当真是“重污叠秽，处处可闻”（据清代佚名《燕京杂记》）。直到清朝末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北京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而且，出现了大粪车，以摇铃为号。臭气熏天的北京城才慢慢干净起来……。
　　其二：造纸是中国早在汉代时的一大发明，但是直到元朝，这一技术产品才被运用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如厕。后人揣测，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所以才使得厕纸进入人们的生活。《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连擦屁股的纸都要先用脸试试软硬，这孝心实在是可圈可点。
　　而在唐宋及之前，古人都习惯用木片或竹片做如厕的卫生用品，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只不过名堂不叫木片或竹片，而是叫做“厕筹”。“厕筹”肯定没有经过软化，主要问题在于毛刺甚多，万一不够光滑，伤了使用者的臀部，实在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因此，《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动手削竹片制“厕筹”以供僧徒使用，并用面颊检验质量，看看是否光洁滑爽，这堪称是礼佛的帝王中最值得称道的了。
　　事实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民间流行用纸擦屁股还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在此之前仍长期保持唐宋前就已流行的“厕筹”，而且基本没有经过细心刮削，粗糙的很。由于收入水平、生活水平都很低下，辛勤劳作一年尚且无力满足“上口”之欲望，作为“下口”的屁股就只好多受委屈了。

　　【护齿】据考证，由孔子所定后人整理的《礼记》中，曾有过“鸡初鸣，咸盥漱”的记载，说明我国人民在春秋末期就已经每天早上用盐水漱口了。这种护齿方法在我国18世纪的文学巨匠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有描述，像林黛玉这样有钱人家的小姐每晚就寝前会用青盐擦牙。可见，盐水漱口擦牙在我国古代是个比较普遍的护齿方法。
　　由唐寿熹所著，成书于公元752年的古医书《外台秘要》，记录着唐朝以前的古方及当时的一些新方，曾提到将杨枝一头咬软，蘸了药物揩牙，可使牙“香而光洁”。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有关牙刷的记载，在敦煌古壁画上也有用手指揩牙的画面。古代僧人也掌握了这门护齿技术，佛经《华严经》上甚至把嚼杨枝归纳有10大好处，其中包括“去齿垢”及“发口香”。僧人在诵经之前都要用这种方法洁牙。明朝的名医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也指出，用嫩柳枝“削为牙枝，涤齿甚妙”。
　　除了“咸盥漱”以外，古人还用茶来洁齿。据宋代赵令畴所著的《侯鲭录》中载：苏轼自创了一套浓茶固齿法，把普通的茶泡得浓浓的，在饭后用来漱口，既去了腻味，又不伤脾胃，残留在齿缝里的肉屑便会“不觉脱去”，不需要再剔牙，而“齿性便若缘此渐坚密，蠹病自已。”这种护齿方法得到现代中医的认可，认为用茶漱口有其道理：因吃饭时要分泌大量带酸性的唾液，茶中含□□和茶碱，饭后用茶水漱口，使酸碱中和，能令口腔清洁，残留口中的麻辣诸味会一扫而光，味觉神经疲劳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的《太平圣惠方》还载有药膏药齿法：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此可谓药物牙膏的雏型。宋周守中《养生类纂》：“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可见此时已有用马尾植成的原始植毛牙刷。
　　两宋后，根据资料来看，中国的口腔清洁方法没有再发展，想是一直沿用旧法，不过口腔各种病理的医疗倒有着一定的发展。

　　古代人的病和死 ：
　　【医院】二十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人写了一篇所谓《中国医学通论》的文章，他说中国是文明最早的国家，最奇怪的事是欧美人没来之前，竟没有类似医院的组织。这个论断其实说明了他对中国知道的太少了。
　　中国类似医院的组织最迟在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已经有了。那年黄河一带发生旱灾，瘟疫流行，皇帝刘衍选了适中的地方，较大的屋子，设置许多医生和药物，免费给老百姓治病。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立的临时时疫医院。
　　到了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被提升做中朗将，率领大队人马，在甘肃陇坻一带作战。适逢着军队里疫病流行，死亡率高达30—40％。皇甫规便租赁大批民房，设置医药，把病员都集中起来一起治疗。他还每天去看士兵们的病，得到全军的热爱。当时军队中的这种医疗组织叫做“庵庐”，也就好比现在的野战医院。
　　唐朝的医院叫做“病坊”，大约在开元廿年（公元733年）就有了。这时的病坊大多都是设在庙宇里的，不仅是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有，就是其他各州亦有设立。因为病坊设在庙宇，主持人多属僧尼，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期间曾一度影响了病坊的工作。后来由李德裕等倡议，选举乡里中有声望的人来做病坊的主持人，病坊的制度终于得以保持下来。到了五代时，个别病坊曾有改名为“养病院”的。可见唐朝后不仅医院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名称亦很接近现代了。到了宋朝，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在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曾以宝胜、寿圣两座庙宇为基础，各添修50栋房屋，成立两个医院，每个医院病人名额各规定为300人，这样的大规模医院就是在现代也是显得很可观的。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他捐献50两私帑，和公家的经费合起来办一所病坊，名叫安乐坊，三年医好了一千以上的病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个公私合办医院。以后各州县都各设有医院，叫做“安济坊”。这时医院里的设置更为完备，由官方派人领导，员工方面有乳母、女使，衣被器用一律由医院供给，政府要求院里医生要收十全的效果，可见当时院里的医生都是有相当的本领。
　　宋朝医院不仅规模空前庞大，数量很多，设备完善，并且还开始成立了门诊部，初叫卖药所，后来改名和剂局，有医有药，便利一般群众治病，甚至外州县的病人也可以通函治疗。现在流传着一部方书，名叫“和剂局方”，也就是该门诊部出版的“处方手册”。这样的门诊形式的治疗机构，群众感到非常方便，在元朝、明朝更是发展了，尤其是明朝，几乎各县都成立有一所，通通叫惠民药局，都是官办的。
　　明、清两代出现的“太医院”，设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医员等职别，其作用主要为皇室服务。至于下属的医院，仍通称“病坊”。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医院开始出现了乳母、女使等职称，其作用可能近似于现代医院的护士。

　　【安葬】至于人死了，则普遍实行土葬。
　　土葬，又称埋葬，流行于世界各地。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形式主要有：竖穴墓（土坑墓），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流行；大石墓、瓮棺葬，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石棺葬、砖石墓，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流行；洞室墓，始于战国时期，盛行于六朝以至隋唐；木椁墓，始于商代，汉以后少见；船棺葬，战国末期到汉初盛行于四川一带。
　　秦汉时期，统治者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由，禁民火葬，土葬遂成为汉民族的通用葬式，并世代沿袭。土葬之俗，在多数地区实行一次葬法，但在部分地区和民族中也实行二次葬法或多次复葬法。我国土葬在不同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形式特点虽有差别，但其基本观念都一样，即认为死者应保存完尸，“入土为安”，故土葬之俗，长期因袭。在个别少数民族中，也有视土葬为最坏葬法的，如藏族民间实行火葬、天葬、水葬，而对患有麻风、天花等传染病人或强盗及受刑而死的囚犯用土葬，认为可以根绝瘟疫流行和惩治罪恶，打入地狱，不得转生。
　　我国多数民族尤其是汉族重视土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同居住的自然环境有关。我国中原的广大地区，土地肥沃，农业文明悠久，百姓世代以农为主，视土地为生命之本，他们认为人死后埋于土中，是灵魂得以安息的最好办法，所谓“人土为安”成为汉人的信念，影响至深。
　　其次是符合汉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慎终追远的伦理情感。“生命是从泥土中来，再回泥土中去”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汉族崇尚黄色，历代帝王以黄作为显贵之色，黄色实为土色，在阴阳五行中，“土”居于中位，是最稳定、最可靠的基础，因此土葬符合汉人的生活习俗和传统观念。
　　第三是对封建制度而言，土葬最能表现阶级和等级的差别。只有土葬才能长久地保存死者生前的权势和地位，如雄伟的墓体，各种墓碑、石人、石兽及其它附属建筑。只有土葬才能经常在墓前进行各种象征性的活动，表示生者对死者的追悼之情，又显示了豪华的排场并满足宗法政治的需要。
　　土葬的礼仪繁琐复杂，这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为了适应统治阶级和礼教思想的需要，丧葬方式日益繁杂，迷信观念日益浓厚，形成了在世界上都比较独特的隆丧厚葬的土葬礼仪。这种传统的丧葬观念至今对人们仍有一定的影响，成为推行殡葬改革的一大心理和思想障碍。
　　古代人的休闲
　　如前所述，古人生活比现代人简单，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休闲概念。以下所列强归为“休闲”，是因为编者为方便叙述的缘故。

　　【睡觉】古人在大白天是绝不可以睡觉的，无病昼寝一般都要挨长辈训斥，因为在时人观念里阳光是不可浪费的。晚饭后可以喝几杯土酒，或到村口大树下和宗亲们聊一会儿天，如是生意人则坐下来算算账等，戌时一过（21时前）便要上床睡觉。早寝的原因之一，还在于照明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要十分注意节省灯油，普通百姓家庭也因此多用比较廉价的“松明”来照明，但“松明”也有一个坏处，就是燃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黑烟，会把好好的房子乃至人脸熏成一片漆黑。

　　【过生日】古代讲究尊老敬贤，只有老年人，才能过大寿。当然，新生婴儿满周岁时，也会举行“抓周”，但接下来的每年过生日，往往是父母煮几个鸡蛋就糊弄过去了，所以也叫它“小生日”。古人直到六十岁开始才有资格贺“寿”，也就是过“大生日”，此时，可以大摆戏台，亲朋好友还会送上珍贵的礼物和美好的祝福。但古人的平均寿命很低，只有少部分人能活到六十岁，所以，在古代，想要过个像样的生日，还得有长命的本事，不像现代人，动不动就以“过生日”为名大肆请客送礼。

　　【抽烟】靠抽烟提神的恶习是明朝中后期以后的事情。烟草并非中国地产，而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从菲律宾的吕宋岛传入中国的，最初在广东、福建两省有少量的种植，但抽的人并不多。众所周知，烟草造成祸害，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小小的鸦片，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导火线。清光绪年间，英国商人借通商之便，也为了清朝“禁烟”之后提供鸦片的替代品，开始把纸烟带入中国大陆，刚开始免费送抽，等人上瘾之后就开始贩售。

　　【过年】古人最大的休闲莫过于过年。古代人是怎样过年的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年节歌”：
　　二十三祭灶天，
　　二十四写联对，
　　二十五做豆腐，
　　二十六割年肉。
　　…………
　　初一初二磕头儿，
　　初三初四耍球儿，
　　初五初六跳猴儿。
　　…………
　　“过个大年，忙乱半年”，古人从腊月开始忙“年事”，一直到过了元霄，这年才算过完。那么，我们就追溯古人的“年步”，先来祭灶——
　　灶王爷可是年节敬奉的神明中最露脸的一尊，祭灶的风俗很早就有了，是先民对火、灶的感激、崇敬之情的表达。在传说中，黄帝、炎帝、祝融都是灶神。后世流行的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长得象个美女。他有一个叫“卿忌”的夫人，有六个都叫“察洽”的女儿，还有好几位兵将。他除职掌灶火之外，还要考察人间的所作所为，上告天帝。因此人们得用酒糟、饴糖、粘糕等好吃的东西“贿赂”灶神，同时喃喃祷祝，求他上天讲好话。这个风俗一直传到了今天，不过祭灶时间各地并不一致，有在腊月廿三的，也有在腊月廿四的，少数地方则在腊月廿五。祭食也简化成了“灶糖灶饼”。你要是留心的话，祭灶时一定还会听到奶奶、妈妈在叮嘱灶王爷：上天说好话，不好的可别说……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
　　爆竹最初是巫术的一种工具，作用是驱辟妖魔鬼怪。最初的爆竹并不是象现在的鞭炮，而是真正的竹子，即焚烧竹子，发出噼叭之声，惊吓鬼怪。屠苏即屠苏酒，意为屠绝鬼气，苏醒人魂。据说于上元日早上喝此酒，可保一年不生病，以后便将春节喝的酒统称“屠苏酒”。
　　桃符又称“桃版”，是春联的前身。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能制百鬼，故从汉代起即有用桃作厌胜之具的风习，以桃木作桃人、桃印、桃板、桃符等辟邪。桃符转化成春联据说缘于五代后蜀之主孟昶。纸制的春联则是明、清才兴盛起来。今天的春联意在于渲染年节气氛，祝吉求祥，已经失去了旧时春联的驱辟作用，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写了联对，接下来该准备过年的食物了，年节饮食很多，诸如年糕、年馃、年夜饭、更岁饺等。另外还有巫术味很浓的饮食，如桃汤、柏酒、椒酒、五辛盘。桃汤是用桃煮的汤，柏酒是一种用柏树叶浸制的酒，椒酒是用椒籽浸制的酒，古人在正月一日饮用，意为避邪祈福。五辛盘即以葱、姜等五种辛辣食品置盘中，又称春盘，俗谓可以辟恶、除瘟、通五脏，也有贺新的意思。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除夕是团圆之夜，中国人即使人在天涯，也要在除夕之夜赶回家中吃年夜饭、守岁。除夕夜的家是一个格外温馨甜蜜的空间，在历史上甚至有监中的犯人也被释放回家团聚的事例。全家人团坐桌前，开始了“团年”、“守岁”的进程。先是一餐“团年饭”，饭后阖家团坐守岁。此时小辈人向父祖家长行礼辞岁，老人们则要分压岁钱。压岁钱也叫“押岁钱”“代岁钱”“岁岁钱”，原是用来厌胜驱邪、帮助小孩子平安过年的，后世则演变成借此表示亲情爱意。
　　团年饭后还要“消夜”，一家人吃着点心，或嬉笑玩耍、或款言细语，静待天明，这便是守岁。另外除夕夜还有镜听、照田蚕、卖痴呆、打灰堆等习俗，以此来占卜一年的吉凶休咎，祈愿新的一年小孩聪慧，万事如愿。
　　“乡村里过年，从腊月直到正月半，足足一个半月的锣鼓声，这声音打动着华夏儿女心。转眼间就会发现迎春花开了。迎春花开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艾君《中国年》）
　　从正月初一开始，人们开始忙着拜年贺节。拜年在汉代便已流行，群臣在正月初一日这天进宫朝拜，君臣同乐。到了明清两代，官场拜年则发展成虚文的礼节，不管认不认识，往往是“望门投刺”。有诗为证：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在民俗信念中，初一到初四，是新年的狂欢日子，到了初五才恢复了平常的生活。初五也叫“破五”，这天的习俗活动是“送穷”，而对商家来说，初五这天商家开业。正月的活动一直到了十五，才渐渐平静……
　　以上是古代人日常生活的片断，如果你认真看了，对古人的生活状况就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当然，还是文头那句话：这只是物资生活方面的，在精神生活方面，古人的生活感受不一定比现代人差，其心态则肯定比现代人更好。（四十世济公活佛编撰）
　　上面这些是全部古代人是正常生活，你问的问题解答如下：古代人平时的口语和现在的口语差不多，不是全部说所谓的古语。
　　具体说明：古人出门在外，最难的是语言交流。古代书面语用文言文，但一直到清朝末期仍然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口语则有官民之分，官场文人习惯半文半白，老百姓用白话或方言。
　　古代是没有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只有某个大的区域有比较公认的通用口语。这些通用口语在唐宋以前称为“雅言”或“正音”，明清以后称为“官话”，现代则称“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