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资料》Ally

16、十八、清宫太监制度

　　清初，虽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出现了供内府差遣的宫阉人员，但真正完整地建立起太监制度，那还是在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在进驻明朝宫室的同时，也接受了一批旧明太监，隶于内务府管辖之下，担当洒扫、传膳等杂役。顺治十年六月，皇帝传谕内院，命于乾清宫设执事官，又设司礼监等十三衙门，实行“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的做法。但鉴于前朝宦寺干政的教训，故同时严申：“各衙门官员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事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结交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字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的禁令。顺治十二年六月，又命工部铸立十三衙门铁牌，再次强调阉寺中“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这道铁牌，便成为有清一代禁止宦官干政、世遵勿替的家法了。
　　尽管如此，十三衙门的恢复，毕竟标志着宦寺实力的抬头。就在顺治帝下谕设置十三衙门的同时，内务府便遭裁撤，原被驱逐出宫的旧明宫监，都被陆续收入宫中，据说竟有千人之多。太监吴良辅等，凭藉皇帝对他的宠信，公然结交外臣，揽权纳贿，直到顺治十八年福临去世，新皇帝康熙才以复旧章，遵循祖宗旧制的名义，下诏罢斥十三衙门，“收阉宦之权归之旗下”，重新恢复内务府。不久又确立了宫内太监受辖于内务府的制度。
　　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在内务府仪掌司下设敬事房，置总管太监、宫殿监督、领侍、正侍等职。它是一个全部由太监组成的机构，负责传达“大内一切事务。凡奉行谕旨及承行府属各文移，俱照钦定宫中则例办理”。另，又在仪掌司设首领太监二人，副首领太监四人，太监六十人，“承应一切事宜及传送敬事房发交文移”。内务府本府“应行敬事房文书”，也通过他们转送。此外，在宫室殿堂有关机构，以及景山、西苑、雍和宫、西郊各园囿、热河行宫、帝后妃陵寝以及礼部、工部、太常寺等某些特殊部门，也都按制设置人数不等的太监。在安顿皇帝、妃嫔的东西十二宫，及太后、太妃、太嫔、皇子、公主位下，还都有照顾日常生活事务的太监。
　　各首领太监按制授予品级。据雍正四年的规定：宫殿监督领侍正四品，宫殿正侍（即总管）从四品，宫殿副侍（即副总管）正五品，内廷侍从五品，执事侍、内廷侍诏六品、内廷供奉、执守侍七品，内廷供用、侍监八品、内侍九品。雍正八年又规定，太监官职授品一律不分正从，称四品、五品、六品等升降亦以此作准。
　　根据清朝的定例，宗室王公，一品文武大臣也准用太监，开初并无定额。后因“投充私宅者多，宫中使领不给，转向王公大臣取用”，从嘉庆四年起规定：亲王用七品首领一名，太监四十名；郡王用八品首领一名，太监三十名；贝勒用太监二十名，贝子十名，入八分公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四名，公主额驸十名，民公六名。实际上，一般文武大臣多不使用太监。
　　清廷对于太监的选用很严格。在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净身投充者先向礼部报名记档，再交内务府验看。后来统一归内务府办理，由会计司和掌仪司司官监视年老太监查验。收入宫中的新太监，年龄限于十六岁以下又无妻室者。但因内廷太监常不足额，故下令严禁胥役对净身报名者从中需索。又规定将十六岁以上人员播送亲王、郡王家交换十六岁以下太监。
　　清朝统治者鉴于前代阉寺干政的教训，特颁布种种禁令。上述顺治帝铸立的铁牌，以及雍正时确认内官衔不得过四品，都是明例。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康熙帝就邢部等衙门审拟太监钱文才殴死民人徐二一案发话道：“太监犯罪断不可宥”。又说：“朕闻明代诸君将本章批答委之，其能免于舛谬耶”。后来他又对大学士说：“今宫中使令，无太监不可，故使之耳。朕岂肯以权假次辈”。他还说：太监“不可假以威权，事发即杀之耳”。乾隆三十九年，因太监高云从泄漏朱批机密，乾隆特下谕:“我朝家法，太监只供使令，从不许干涉政务，至于外廷臣工，尤当禁绝往来”。从此，“惟军机奏事交奏事太监进呈”，其余部院衙门奏折，“皆由奏事处官接收”，“即内务府奏事，亦由奏事官转交”，以示防微杜渐。嘉庆时，皇帝还通谕诸王公，凡送进宫内服役的旗下太监，“不许再回本主私宅”，若有此事，本主又“不斥逐孥解，或竟任其传说宫内之事”，一经发觉，不但要“重治该太监之罪，其本主亦获戾不小，必不姑贷”。《清会典事例》的《太监事例》中，有“禁令”一项，列举了顺治以来诸皇帝为约束太监而下的各种诏谕。此外又有“钦颁则例”七条，“宫殿监处分则例”十二条，“各处首领太监等处分则例”十六条，对有过失或“犯罪”的太监，规定了种种制裁措施。
　　尽管如此，一些首领太监仍可以利用接近皇帝的有利条件，从中弄权。象道光时的奏事太监曹进喜，因曾为乾隆“近侍”，“历事三朝”，“声闻日著于外”，以至“外省督抚岁时皆有馈馈，间有王、贝勒甘为输服者”，后来终于因呵斥部院堂官，为道光帝得知，被“贬于端门内司阍，永远不许出外”。但从中可以窥见曹昔日势力之大。同样再道光时戴熙入直南书房，因题画误一字，皇帝令内监某传命改写。该内监以戴氏不善逢迎，刻意报复，但言“令别书不告以故”，以致“误字如故”。“上以为有意拂忤，遂撤差”。到了同治、光绪之际，慈禧宠任太监，以致发生安德海违制出京，声称“奉旨差遣，置办龙衣”，在外“招摇煽惑”，结果被山东巡抚丁宝祯拿获，奏准朝廷“就地正法”。后来，慈禧又信用储秀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把他引为心腹。光绪十三年（1887），直隶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慈禧竟然派李莲英随同前往。于是朱一新上疏弹劾，慈禧借口查对不实，罢了朱的官。光绪二十年，又为例加李二品顶戴。以致李总管权倾内外，不可一世。
　　但是，上述得宠弄权的太监，在整个队伍中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太监，仍处于生活的最底层。他们入宫服役，大多是迫于生计，而且陶自残身体，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极大的创伤。进宫后，又干着服侍人的勾当，有的实际上是当苦力。不仅如此，一般小太监还要受到大太监的欺凌，“太监头目俱收徒弟，下班后捧盥漱具、执扇、持麈尾，皆徒弟为之。为头目者，颐指气使，又俨然一小至尊矣”。他们稍有疏忽，便要受到责打，流放为奴，以致处死。在经济待遇方面，每人所得，不过月费银六钱六分零，后来减去零数，只按六钱给制钱六百文。即使是总管太监，多数也不富裕。光绪时，有的官员进宫办事，亲眼见到四十八处总管太监“形容枯槁，衣服褴褛，个个与穷寡妇无异”。
　　有的太监因无法再过非人的生活，只好逃亡。乾隆时，因出逃者多，选入宫中者少，以致宫监人数悬缺者甚多。按据记载，清代太监定额为3300名。乾隆五十八年（1793），宫中、外围等处实际实有太监2605名，相当于定额的79％。道光二十二年（1842），又减至2216名，只占67％了。咸丰末，再次确核太监人数，定额为2500名，结果仍不能足额。光绪十三年（1887），实际只有1693名，也不到新定额的80％。太监人数的不断递减，除了反映清朝宫廷的没落，也与这种野蛮落后的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唾弃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