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与茧》voids

2、年号 后梁开

　　后梁开平元年，里正挨家挨户通知换年号。

　　里正姓赵，五十来岁，识字，会打算盘。他站在王阿驴家门口，手扶着门框，没有进来，说“以后写开平了”。母亲正在灶上煮粟米粥，听了之后从灶台后面的墙缝里抽出一张纸，看了一眼，塞了回去。那张纸是去年的历书，上面画着一些东西，王阿驴那时候两岁，不记得，但那张纸在墙缝里留了很多年，纸边被灶烟熏成焦黄色，后来他长大了一点，有时候会把纸抽出来看看，看不懂，又塞回去。

　　赵里正说完就走了，去下一家。母亲把粥从灶上端下来，搁在矮桌上，说“吃饭”。父亲从外面进来，问“说什么了”。母亲说“换年号了，以后写开平”。父亲坐下来，拿起筷子，说“换来换去的”。然后没有人再说这件事。

　　这是王阿驴记忆里最早关于“朝廷”的印象：一个姓赵的人走到家门口，说了一句话，然后走了。他换过年号，就意味着换过朝代，换过皇帝，换过收税的人。但在北邢村，年号的差别只在于里正嘴里念的那两个字，以及墙缝里那张历书上的字。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粟还是那个粟，盐还是那个盐，蝗虫来了还是吃庄稼，兵来了还是跑。

　　不过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脸色不好。母亲问怎么了。父亲说“潞州那边归梁了”。母亲说“归谁不都一样”。父亲说“不一样”。母亲说“哪里不一样”。父亲想了想，说“潞州的盐场务归梁管了，盐价得涨”。母亲没有再问。果然过了几天，舅舅挑着空担子来，说“批盐的钱不够了，少带点吧”。

　　舅舅是母亲的兄弟，比母亲小两岁，没有地，就靠着一副盐担过日子。他从县里的场务批一小担盐，挑到邻村换粟换布，日子过得紧巴，但比纯种地灵活。他来了总是住一晚，跟父亲喝酒，酒是自家酿的薄酒，像水，但喝了话多。那天晚上舅舅说“梁管还是晋管，管到盐场务头上就是一样的。都要钱。没钱就少批。少批就少挣。少挣就少吃”。父亲说“少吃就少吃，别的不怕”。舅舅说“你不怕我怕”。两个人就不说话了。

　　王阿驴在旁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记住了舅舅的语气。那是他第一次听到“怕”这个字从大人嘴里说出来，不是害怕什么东西，是一种懒洋洋的、好像已经认了的怕。

　　后来年号又变过几次。有一回里正又来，说“以后写同光了”。这次是李存勖灭了梁。母亲这次没有藏历书，因为那张旧纸已经塞进灶膛引了火。王阿驴站在旁边看，历书烧起来的时候边缘先卷，然后整张变黑，最后塌下去。他想起上面好像画着什么东西，但想不起来是什么了。火灭了之后灶上多了一层纸灰，母亲用吹火筒吹了两口，纸灰飞起来，又落下去。

　　里正走后，父亲说“李家比朱家强”。母亲说“强在哪里”。父亲说“李家是沙陀人，沙陀人打仗猛”。母亲说“打仗猛关我们什么事”。父亲说“打仗猛就不会输”。母亲说“谁输我们都得交租”。父亲想了想，说“也是”。

　　王阿驴十四岁那年，里正又来了，说“以后天祐年号也写，同光也写，哪个都行”。母亲说“到底写哪个”。里正说“官家写哪个就写哪个”。母亲说“官家换得比镰刀还快”。里正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走了。父亲回来听说这件事，说“你别跟里正这么说话”。母亲说“我又没骂他”。父亲说“你骂官家就是骂他”。母亲说“我骂官家了吗”。父亲说“你说了换得比镰刀还快”。母亲说“那不是骂”。父亲说“是骂”。两个人就不说话了。

　　王阿驴后来明白了：年号这个东西，对朝廷来说是正朔，对百姓来说是麻烦。里正来通知的时候，你听着，点头，说“知道了”，然后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但如果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里正会记住。里正记性好的很，谁家说了什么，谁家没交够，谁家藏了东西，他都记着。不是因为他坏，是因为他的饭碗就靠记性。

　　王阿驴二十岁那年，他已经独自挑担贩盐了。有一回在县里场务排队，听见前面两个人说话，一个说“听说又要改年号了”，另一个说“改就改，能少交一斗吗”。第一个人笑了，说“你想得美”。第二个人说“那改它干什么”。第一个人说“你问我，我问谁”。王阿驴站在后面，没有说话，但心里觉得第二个人说得对。改年号跟他没关系。有关系的是场务批多少盐，盐卖什么价，路上有没有兵。

　　他挑着盐担往回走的时候路过村口那棵老榆树。树还在，没有死，虽然被蝗虫啃过、被人剥过皮，但还活着。他站了一会儿，想：树比人经熬，驴也比人经熬，好像什么都比人经熬。然后他觉得自己想得太多，挑着担子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