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葬礼》梦梦奈斯

2、回忆 嫉妒陈思阳

　　飞机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开始沿着跑道加速滑行。机舱微微震动，窗外的景物飞速向后掠去。

　　如果要问我此刻的心情，我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没有预想中的难过，也没有焦躁不安，内心平静得像冬日午后的湖面，波澜不惊。然而，一丝难以抑制的好奇，如同阳光洒在湖面上跳跃的粼粼波光，在心底时隐时现。

　　飞机已爬升至巡航高度，舱内彻底安静下来。刚登机时的喧嚣消失无踪。邻座那对嬉笑的情侣也戴上了眼罩，依偎着进入梦乡。

　　这画面让我恍惚。

　　想起之前每一次坐火车或高铁回外婆家，如果是硬座，我和妈妈也是这样依偎着。我把头枕在她单薄的肩膀上，她温暖的手揽着我的肩，有时候还会用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拍着，仿佛是给婴儿弹奏无声的摇篮曲，我总能在那安稳的节奏里沉沉睡去。

　　此刻，我很想靠在那熟悉的肩膀上。

　　我闭上眼，却毫无睡意。于是，睁开眼，目光落在腕间的手表上，就这样盯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这是我从小的习惯。

　　这个习惯，大概是跟着妈妈到宁波后才养成的。

　　记忆里初到宁波的日子，我和妈妈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白天，我被锁在里面，只有等到晚上妈妈下班。那房间带个小厕所，还有个电磁炉。妈妈会在出门前给我准备好水和简单的食物，一般都是包子馒头之类的熟食。靠窗边还有一张小书桌，上面堆着不少书，每天晚上睡前，她都会教我认字、念儿歌，第二天我就独自练习她教的内容。

　　漫长的白天，无聊得让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消磨，我就开始在房间里各种翻箱倒柜。

　　有一次，我在床头柜的杂物里翻出一块旧手表。金属表盘，磨损的皮质表带，指针不知疲倦地走着。我就那样盯着它，看秒针一圈又一圈地转动，好像一个小人在圆盘上跳动，我就跟着它后面转，想要抓住它，慢慢地我就爱上这个“游戏”。而且，指针转动时还有声音，我就经常放在耳旁听着“滴答”的转动声，听着它让我烦躁的内心平静下来。这也养成了我的听觉比常人要敏感。

　　对了，那时的我已经能数数了，因为在老家上过两个学期的幼儿园。

　　也许是年龄太小，又或许是记忆太遥远，太模糊，当时的情绪我现在已难分辨。但按常理推想，我应该是不开心的。因为到了宁波后的那整整一年，我都没再踏进幼儿园的大门，日复一日地被锁在那个小房间里。只有晚上或者妈妈休息时候才带我出门。

　　门为什么要锁起来了？

　　因为我们是和别人合租的。

　　那时我不懂什么叫合租，只知道这房子里住着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妈妈大概是怕她不在时，我一个人跑出去不安全，所以我很少见到外面的租客。而且，我能辨认他们全凭声音，毕竟合租的老房子隔音不太好。

　　还记得有一次深夜，大概凌晨两点，我饿醒了，妈妈起来去公共厨房给我煮面，我跟着她去了。不一会儿，一对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走进来，看到我时一脸惊诧：“哟！这屋里还藏着个小女孩呢？住了大半年都没见过！”

　　我被人看到后，妈妈显然有些慌张，因为给我煮的面盐放多了，我吃完后喝了好多水。模糊记得，妈妈后来又出去煮了两碗面端给他们，还在他们房间里待了一会儿才回来。隔着墙板，我只能听到模糊的谈话声，具体说了什么我没听清，或者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自那以后，这个房子里新搬来的租客也很少知道我的存在。

　　不知不觉中，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直到机舱灯光亮起，广播声里提醒发放飞机餐。今天的午餐居然是面，还有一小盒酸奶。我用手机拍了下来，打算下飞机后发给妈妈看。

　　尝了一口面，味道还行，但比不上妈妈的手艺。酸奶倒是好喝，对我来说，任何酸奶都不会难吃。毕竟我曾经喝过花椒味的酸奶，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或许是饭后晕碳，困意袭来，意识逐渐模糊。我又陷入了儿时的梦境。

　　记忆的碎片再次拼接。

　　在那个小房间里待了快一年，年底时，我住院了。我和妈妈在医院度过了2011年的除夕和春节，因为我被检查出有语言障碍。应该是在老家时我就有这种症状了，但老家的人以为是“女孩子安静”，就没引起重视。

　　到了宁波，我依旧很少开口，妈妈终于察觉不对，就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常见原因有大脑功能发育不全、自闭症、脑瘫等。这可把她给吓坏了。万幸的是，检查显示我智力正常，可能只是言语训练不足，不爱说话，导致表达困难。

　　现在我也很少说话，倒不是因为当年没治好，纯粹是我不想说。

　　对了，在我住院期间，有个年轻男人经常来看我。他和妈妈差不多高，留着平头，脸是圆圆的，比我生父胖些、矮些，但要白些。总之，没我生父好看。不过他人挺和蔼的，长得挺像大熊猫的，所以我并不抵触他。

　　那时，生父的样子还清晰印在脑海里，当时的我还记得他，当然也想念他，毕竟我离开老家才一年左右。

　　还记得出院那天，他和妈妈一起来接我。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男孩。那男孩也是白白净净，圆头圆脑，活脱脱是他的缩小版，我心里给他起名“小熊猫”。同样地，他也没我亲哥哥好看。我哥哥脸型瘦削，五官分明，在老家是公认的“小帅哥”，因为“大帅哥”是我生父。

　　我记得他带我们去吃了肯德基。那个小男孩特别兴奋。当他把儿童套餐端到餐桌上，小男孩特别大方地先分给我一个大鸡腿，那滋味，我至今记得，鲜嫩多汁，美味无比，是我到宁波后吃到最好吃的一个鸡腿。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我现在在肯德基打工，依然钟情那款鸡腿的味道。下班后，我也时常给自己打包一份带回家。

　　开春后，那个男人又经常来找我们，大多数也都带着小男孩。我很开心，因为每次他们来，都会出去吃好吃的，有时一起吃面，有时吃四川小炒，不过只有当他带着小男孩时，我们才会去肯德基。

　　进入初夏时，他带我和妈妈去了宁波郊区的农村。那里的景致和我四川老家完全不同，没有连绵的大山，只有低矮的小山，小桥流水人家。

　　记忆里特别清晰的一幕，是我和妈妈初次到他家的场景：妈妈牵着我的手，坐在他家宽敞的坝子里。许多和他父母年纪相仿的老人围坐着，和妈妈聊天，夸妈妈长得漂亮，也夸我长得可爱。那个小男孩递给我一颗水果糖，还总想捏我的脸。其实我很讨厌他碰我的脸，我只喜欢亲哥哥捏我，但我没有勇气甩开他的手。

　　就像我记得生父一样，那时的我也清晰地记得老家的爷爷奶奶，当然，更记得我的亲哥哥。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想很想他，想到晚上会默默流泪那种。

　　后来的故事，是所有人都能猜到的俗套情节。

　　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妈妈嫁给了那个男人，他叫陈建军。对了，那个小男孩叫陈思阳，比我大两个月，成了我的新哥哥。同时，我也改了一个新名字：陈思月。

　　但妈妈从未那样叫过我。

　　在陈建军的家里，显然生活条件比我四川老家好很多。餐桌上经常能看到肉、虾、螃蟹、各种海鲜，还有许多我没见过的浙江菜。浙江和四川的饮食差异确实很大，这边吃得比较清淡，没有四川的重油重盐重辣，起初我还吃不习惯。

　　但唯一不变的是，这边的“爷爷奶奶”对待陈思阳和我的态度，竟与我亲生爷爷奶奶对待我和亲哥哥如出一辙。他们总会先给陈思阳夹菜，把好吃的留给他，给他买礼物，给更多零花钱……总之，一切优先照顾哥哥。讽刺的是，这种熟悉的“区别对待”，反而让我感到一丝诡异的舒适和亲切，因为它带着“家”的熟悉味道。

　　这种扭曲的感受，大概从那时起就在我心里悄然扎根。

　　哦，对了，平心而论，这个新哥哥陈思阳对我其实非常不错。他和我亲哥哥一样调皮好动，但对我有份天然的善意。每次他爷爷奶奶偷偷塞给他零食，他总会分我一点，前提是让我叫他“哥哥”。但我每次都是默默接过零食，当着他的面吃完，然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接着他就会气急败坏地冲去找爷爷奶奶告状：“她就是不叫我哥哥！我再也不给她东西吃了！”然后气鼓鼓地霸占电视不让我看。

　　现在回想，他爷爷奶奶那会儿不喜欢我，也是人之常情。

　　但当时的我，内心固执地坚守着一个原则：我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家。叫了他“哥哥”，就是对我亲哥哥的背叛。

　　自然，我也没叫过陈家其他人。

　　我仿佛又回到了出租屋小房间的状态，沉默，疏离。每当我不肯叫人时，妈妈总会出来打圆场，带着委屈的哭腔解释我的“病情”，说我不是抵触他们，而是有语言障碍，陈建军也在一旁帮妈妈作证。

　　于是，我便会收获一片同情怜悯的目光。从那之后，新家的爷爷奶奶会从房间里拿出牛奶塞给我，偶尔也会让陈思阳把电视遥控器让给我一会儿，看我喜欢的动画片。邻居或亲戚们则会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叽里咕噜议论一番，但那些目光和语调里的“可怜”二字。

　　我听不懂方言，但读得懂眼神。

　　毕竟，一个年轻漂亮的单身母亲，含辛茹苦带着一个“有病”的可爱女儿，总能轻易博得同情。每每这时，我和妈妈的眼神便会无声交汇，传递着只有彼此才懂的秘密。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母女间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真正建立起来了。

　　后来，我和陈思阳一起上了当地的幼儿园，妈妈和继父陈建军在城里工作。每个周末他们回来，会给我和陈思阳带玩具礼物。在学校里，陈思阳也会向同学介绍：“这是我妹妹陈思月。要是有人敢欺负她，我就揍你们。”

　　别看陈思阳长得像个小熊猫，但却是一个邪恶小霸王。

　　同样是单亲家庭，但陈思阳和非常我不一样。

　　他会很自然地叫我妈妈为“妈妈”，在外人面前叫我“妹妹”。他会主动跟妈妈要礼物，让她帮忙洗衣服、煮面，要求他想要的一切。而我，连改口都需要做很大的心理建设，而且我也从来不敢对陈建军提类似的要求。

　　噢，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他会主动给他亲生妈妈打电话，也会去他妈妈家玩。他亲妈也常来陈家接他去宁波城里的游乐场，他们关系融洽自然。

　　这是我最嫉妒陈思阳的地方。

　　每次他从亲妈那里回来，总会给我带点小礼物。我会敷衍地道谢，心里却翻涌着一种无能的愤怒——我真希望陈思阳也和我一样，不要和他妈妈来往。

　　因为那是我不曾拥有，也无法企及的。

　　我妈妈从不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爸也从未问候过我。除了外婆、外公和舅舅，我和老家的血脉联系，早就被斩断。

　　我不知道妈妈和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时太小了，只记得有一天妈妈把我带回了外婆家，过了一个星期又带我回了一次自己家，好像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随后我们就踏上了去浙江的火车。妈妈只对我重复一句话：“无恙，妈妈爱你。”

　　这句话，直到现在，每晚睡前她依然会对我说。

　　在陈建军家生活的三年里，必须客观地说，他们全家对我做到了应有的照顾和关爱。我应该算是开心的，因为我对老家亲人的思念渐渐淡去，他们的面容开始模糊，我也一点点融入这个新的家庭。

　　是什么时候融入的呢？

　　大概发生在妈妈再婚那年的年末。我也五岁了，那个场景至今烙印在我脑海里。

　　那是幼儿园放寒假前的最后一天。按惯例，陈思阳的奶奶会来接我们。但那天不知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在校门口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影。陈思阳觉得那么近的路没大人接送也无所谓，提议直接走回家。然后，他带着我在校门外的小摊前买零食，恰巧遇到了杨恩齐。

　　杨恩齐是我同班同学，一个极其讨厌的男孩。他总抢我的零食，弄坏我的画板，还用难懂的方言嘲笑我，说我坏话。我一直不理他，从不跟他说话。

　　其实在学校里，我已经开始慢慢开口了。我只是不喜欢跟讨厌的人说话。

　　在学校里，老师们很喜欢我，常夸我安静、乖巧、聪明——毕竟在一群闹腾的孩子里，一个不哭不闹、学习认真的孩子很难不招老师喜欢。老师常因我认字快、算数好而奖励我小红花。这自然也招来了其他孩子的嫉妒，其中挑头的就是杨恩齐。

　　我的小红花好几次被他故意扯坏。这些事我从没告诉陈思阳。一是觉得杨恩齐的欺负不算特别严重；二是怕陈思阳知道了会去打架，如果他是为我打的架，陈建军和爷爷奶奶肯定会因此不喜欢我。

　　偏偏那天，杨恩齐非要当着陈思阳的面戏弄我。他指着我对小摊贩老板和其他围观的孩子大声嚷道：“看！这就是我们班那个从四川来的小哑巴！她有病！是个残疾人！”后面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大脑的防御机制让我选择性遗忘了那些污言秽语。

　　我只清晰地记得，杨恩齐的话还没落音，陈思阳猛地抓起手里刚买的一包小黄糕，狠狠砸在杨恩齐的脸上，接着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两人瞬间扭打成一团！尘土飞扬中，我看到有人飞快地跑去找杨恩齐的奶奶了。

　　“哥哥！快走！杨恩齐奶奶来了！”

　　在极度的慌乱中，我脱口而出，第一次叫出了“哥哥”那两个字。陈思阳一愣，随即反应极快，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拉着我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人群。身后只留下杨恩齐杀猪般的嚎哭和他奶奶尖厉的咒骂声。

　　我们一口气跑出很远很远，直到确认安全才停下来，扶着膝盖大口喘气。我看着陈思阳狼狈又兴奋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也看着我，咧开嘴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我们在附近一座小桥的石墩上坐下，分享着我在混乱中从地上捡起的、杨恩齐那袋还没开封的香酥小黄鱼。

　　“嘿！看不出来你还挺聪明嘛！知道把他的小黄鱼顺走，这下咱可没亏！”陈思阳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糊不清地夸我。

　　当时，我看到陈思阳那袋小黄糕砸过去，撒了一地，觉得小黄糕被浪费了，好可惜，因为这是陈思阳用我的零花钱买的。而杨恩齐那袋崭新的小黄鱼，刚好掉在我脚边，那小黄糕没了?总得拿点什么补偿回来，对吧？

　　回到家，轻松的心情很快被忐忑取代。怕挨骂，我赶紧溜回自己那个位于客厅后面楼梯旁的小隔间，假装写作业来掩饰不安。陈思阳则像个没事人，把书包往沙发上一甩，大喇喇地瘫坐沙发上看电视。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很快听到他拿起客厅的座机给他妈妈打电话。

　　“妈！我跟你说！今天陈思月叫我‘哥哥’了！哈哈哈哈哈！”

　　“真的！第一次！……对了，我今天把杨恩齐那小子揍了一顿！他骂思月是四川来的小哑巴，说她有病！我气不过！”

　　“他活该！……哎呀，我没事儿！他哪打得过我啊！”

　　“还有啊，妈！我发现陈思月可聪明了！我跟杨恩齐打架的时候，她偷偷把杨恩齐的小黄鱼给拿走了！哈哈哈！太解气了！”

　　“我一直都挺照顾她的啊！她都叫我哥哥了，我肯定得保护她嘛！”

　　他的电话还没讲完，就被打断了。

　　因为杨恩齐、他奶奶，还有闻讯赶来的陈思阳奶奶一起进了家门。果然，告状来了。我竖起耳朵贴在门板上听着，但不敢出去。

　　杨恩齐还在抽抽搭搭地哭，他奶奶用又快又急、充满怒气的宁波方言对着陈思阳奶奶噼里啪啦说了一大通，我听不懂，但听出了口气很粗鲁。陈思阳奶奶一边安抚对方，一边数落着陈思阳，承诺会赔偿医药费。

　　我心里很不服气，不就是额头上擦破点皮吗？贴个创可贴两天就好了，有什么好赔的！

　　没多久，陈思阳爷爷也回来了。听到他抄起门边的衣架要打陈思阳的声音，我吓得再也忍不住，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客厅里的人瞬间都愣住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

　　“爷爷！别打哥哥！”

　　我冲到陈思阳前面，急切地解释：“是杨恩齐先骂我的！他骂我是四川小哑巴！哥哥才让他住嘴的！”陈思阳也赶紧在旁边帮腔，描述杨恩齐怎么欺负我。

　　“那也不能打人啊！把人打坏了怎么办？小小年纪不学好！你看看我孙子这额头，这么大个口子！”杨恩齐奶奶见不占理，开始撒泼耍横，那副嘴脸，果然和杨恩齐一模一样，令人厌恶。

　　我灵机一动，一把扯过陈思阳，指着他的脖子大声说：“他也动手了！他把哥哥的脖子都抓伤了！”同时飞快地给陈思阳使了个眼色。陈思阳立刻心领神会，配合地扯开衣领展示脖子——那里确实有几道红痕，但那其实是前几天他自己玩玩具不小心划伤的，根本不是杨恩齐干的。

　　看到我和陈思阳这种默契，竟让我想起了和妈妈之间的眼神交流。

　　杨恩齐奶奶的大嗓门引来了不少邻居在坝子里围观。我趁机跑回房间，把之前被杨恩齐故意弄坏的画板、作业本、玩具，还有那些被扯坏的小红花都拿了出来，一件件展示给大家看，诉说着杨恩齐平时在学校是怎么欺负我的。

　　陈思阳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补充。在我俩一唱一和的“控诉”下，陈思阳爷爷奶奶的态度开始转变，转而质问起杨恩齐来。围观的邻居们也纷纷出来打圆场，说杨恩齐自己不对，该好好管教之类。杨恩齐奶奶见讨不到便宜，只能悻悻地拽着还在哭嚎的孙子，灰溜溜地走了。

　　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但自那以后，爷爷奶奶对我的态度似乎悄然松动，偶尔会多给我一点零花钱，虽然大部分最终会被陈思阳以各种理由“借”去买玩具。

　　我也开始慢慢接受“陈思月”这个名字，跟着家里人走亲戚、吃席，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融入了这个地方。而关于四川的爷爷奶奶、我的亲哥哥，还有那个模糊的生父印象，在时间的冲刷下，终究是越来越淡，越来越远了。

　　“女士们、先生们，本架飞机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地面温度为3摄氏度。飞机即将开始下降，请您调直座椅靠背，放下座椅扶手，收起小桌板……”

　　空乘柔和悦耳的广播声，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开了记忆的迷雾，将我拉回现实。

　　我望向舷窗外。成都的天空灰蒙蒙的，比宁波更加阴沉，像是一块巨大的灰布，沉沉地压向大地，也沉沉地压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