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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五路伐夏 兵败法熄 熙宁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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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开封府尹周望的官靴踩过汴河泛着涟漪的青石板时,靴底沾了点河边的青泥,今日却踩得格外重些。开封府衙门里的衙役快步奔来,裤脚沾着溅起的泥水,手里扬着皱巴巴的边报文书:“府尹!王韶从熙州来捷报了!收三州六军之地,拓土两千余里!”
一、捷报!
周望的手一顿,刚要提的官袍下摆晃了晃。他快步走进公堂,那帛书被堂中火光照得亮堂:“王韶行至河州,破羌人十万,拔堡寨百座,熙河一路尽收入版图!”
案头的砚台还凝着昨夜的墨,周望提笔在笺纸上批“呈进内东门司”,眼角瞥见窗外汴河上的漕船,那是从江南运粮来的,桅杆上的帆被风扯得鼓鼓的。此刻东京城内外都在传:“王相公拓土了,大宋百年无此功业!”
李格非抱着一卷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从门外进来,袖子上沾了点墨:“周尹,前几日收到家书,内子在齐州快要生产了,说是临盆时梦见“明月松间照”,便给她起名清照。”
周望颔首。李格非是苏轼的门生,此时在太学任学录,待元丰五年后便会调入京中任太学博士。他笑道:“待这孩子稍长,到东京来,我再送府里的文房四宝去。”
这年夏末,李清照生于齐州章丘明水镇(今山东济南),襁褓里的女婴还不懂东京的繁华,只知道乡野的桂香。周望送贺礼时,是托前往齐州的漕船捎去的,两坛陈年佳酿在运河里晃过三个月,才到章丘的酒坛里。
二、五路伐夏
元丰四年(1081)初春,周望奉命去延和殿觐见神宗。丹墀外的玉兰花谢了一地,他看着神宗穿着玄色朝服,脸色比去年冬日更沉。案头摊着五路伐夏的兵略,吕惠卿站在左侧,脸绷得像块铁:“官家,五路兵分进合击,可一举覆西夏!”
司马光在旁拱手:“官家,太祖以来未敢轻启边衅,如今府库空虚,百姓疲惫,万万不可!”
神宗的指尖在案上敲得轻响,这是他决意某事时的习惯。周望站在殿下,想起熙宁五年的捷报,那时他看着神宗的眼里有光,如今那光里掺着些血丝:“五路兵按计划行事,朕要复汉唐故地,雪百年之耻。”
出殿时,周望碰到了从定州回京的王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衣衫褴褛,握着他的手叹:“府尹,五路兵都是少年将,西夏人善骑射,不是易相与的。”
这话没传到神宗耳边,此时的李清照,还在章丘明水镇的溪水里摸鱼,母亲教她认井边的野花,她的小手里攥着狗尾草,还不懂东京的金戈铁马。
三、永乐城败报
元丰五年(1082)秋,永乐城的败报传到东京时,汴河的水突然浊了。
元丰五年(1082年)秋,延州(今陕西延安)的桂香还未消散,神宗赵顼的圣旨已快马加鞭送到经略安抚使司:“徐禧、李宪速筑永乐川寨,控银夏,断西夏右臂。”这道圣旨像一把火,点燃了北宋对夏战争最后一次冒进的火种,也注定了永乐城的十数万军民,将成为元丰开边政策的殉葬品。
延州军帐里,烛火跳着,徐禧(御史中丞、新党核心)正展着舆图,指尖重重戳在永乐川(今陕西米脂西北)的位置:“种将军,你看此川,前临无定河,背依横山,筑城可扼西夏粮道,朝廷必以此功擢你。”
对面坐着的种谔是北宋世名将,自父亲种世衡起,种氏三代守边。他看着舆图,眉头拧成了疙瘩:“中丞,此地距银州仅四十里,西夏若倾国来攻,此城孤悬荒野,无粮无援,掘井五十丈不见水,如何守?半年前米脂之战,我军能胜全因横山诸寨为援,孤城岂能立足?”
徐禧把舆图一卷,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傲慢:“种将军是怯战,还是怕功被我夺?朝廷命我经略边事,你只需服从军令,不必多言。”
“中丞若必欲筑此城,恐败军辱国。”种谔愤然起身,“永乐川无险可守,西夏人必来争,到时我军进退无路,悔之晚矣。”
徐禧随即转头对一旁的沈括(延州经略副使):“沈副使,你以为如何?”
沈括盯着舆图上永乐川的标记,斟酌半晌:“种谔所言非虚,西夏自梁太后掌权后,国力渐复,横山诸部族多附西夏,我军若深入,粮道难继,永乐城实为鸡肋。”
“荒谬!”徐禧拍案而起,“神宗皇帝要的是开边之功,不是保守之策!种谔沮军,沈括怯懦,待城筑成,我自会奏明官家,治二人之罪!”
次日,徐禧便奏神宗:“种谔沮挠边议,沈括妄言阻功,乞贬谪二人,令其戴罪立功。”神宗信徐禧为新党骨干,准奏,将种谔贬为西宁知州,沈括留守延州,徐禧率八万禁军、十四万民夫,急赴永乐川筑城,朝廷给的期限是十四天,“速战速决”。
十四天后,永乐城的城郭已具雏形:城周九里,设四座城门,城高二丈五,皆以夯土与砖石混合。但将士们发现,徐禧将永乐城的水源放在了城外的无定河沿岸,甚至为了“扩军寨”,主动放弃了靠近山涧的旧堡,他说“兵贵神速,无需多险”。
高永能(北宋边将)忍不住提醒徐禧:“中丞,城外的水寨若弃,西夏人断水,我军必乱!”
徐禧正拿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城砖端详,头也不抬:“西夏人若来,我军可依城而战,以逸待劳。他们若敢靠近水寨,我军可冲出去,杀敌必胜。”
又过了三日,探马飞报:“西夏梁太后倾全国之兵三十万,已过横山,距永乐城仅三十里!”
军帐里顿时乱了,徐禧却还在镇定自若:“传我命令,高永能率七千兵守西门,李舜举率五千兵守南门,我率两万兵在城东列阵,待敌来攻,开门夹击!”
高永能急得跺脚:“中丞,您这是背城而阵!若西夏兵绕到城东,我军腹背受敌,必死无疑!”
徐禧脸色一沉:“你懂兵法吗?背城而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谁敢再言退,军法从事!”
高永能气得摔了头盔,但也只得领命,他后来回忆,徐禧的帐里还摆着神宗赏赐的御酒,说要“城破后饮庆功酒”,完全没料到西夏的兵锋,会来得如此之快。
元丰五年九月二十日,西夏兵抵达永乐城下,骑兵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包围了永乐城。梁太后坐在无定河北岸的大帐里,手里握着徐禧的画像,冷笑着:“宋人要筑城困我,我便困死他们!”
西夏兵先断了永乐城外的水寨,随即掘开无定河的堤岸,河水漫过了宋军的寨栅,城内外顿时一片汪洋。徐禧下令士兵掘井,但掘到四十丈深,只挖到干土,连半滴水都没有。宋军的水源被彻底切断。
“士兵渴得吐血,有的甚至喝马血、尿水,连兵器都握不住。”后来沈括给神宗的奏疏里写道,“城内兵卒二十万,日有数百人渴死,尸横城壕,臭气熏天。”
九月二十三日,西夏兵发动总攻,他们用生牛皮裹着云梯,冒着箭雨攻城。宋军只能用弓箭还击,但连几天未进滴水的士兵,拉弓都没力气,箭枝几乎射不高。高永能率部在西门拼杀,身中数箭,临死前喊:“徐中丞!你不该不听我的话!”
而徐禧在城楼上,还在举着天子的节杖指挥,突然一个西夏兵爬上了城头,一刀砍中了他的肩膀,旁边的亲兵将他拉回城楼,却发现他的甲胄上,满是士兵的血和汗水。
九月二十七日,城破。西夏兵从四面八方涌入永乐城,徐禧、李舜举、高永能等将领,都战死在乱军中,尸横遍野。只有沈括率部从延州赶来救援,却被西夏兵挡住,只得退回,损失了数千人。
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他时,案上摆着永乐城的地图,那上面的永乐寨被红笔圈着,旁注“折可适兵溃”。神宗的手在地图上抖,忽然一口血喷在地图上:“朕的心血……变法十年,竟落得如此下场……”
周望跪在殿阶下,听着神宗的呜咽,只觉得后脊发凉,这是君王的崩溃,也是变法的衰落。他回到开封府时天已亮,此时的李清照还在章丘的田埂上奔跑,不知道东京的汴河已载满逃难的人。
元丰七年(1084),李格非调任东京太学博士,李清照随父亲入京时刚满周岁,裹着绣着章丘莲花的襁褓,攥着母亲李氏的衣襟,眼里还带着乡野的清亮。
周望差人送了文房四宝到李府,那日在庭院见着了小清照:她闭着眼咬着指尖,母亲用章丘乡音唱着童谣,声音软得像汴河的春水。李格非笑道:“这孩子降生时便爱听水声,常念叨些不成句的小词‘水呀,莲花呀’,倒像是在说汴京的热闹。”
这是一个锐意拓土却终成幻影的时代,一个藏着乡音与词章的时代。这个的军政得失终究会沉淀,而那颗来自章丘的莲子,未来会把汴河的水声、乡野的风,都揉进“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词句里。
四、半山园里的余生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的汴河,水比往年更黄些。
“周尹,官家急召你入宫!”内侍的声音带着惶急,周望来不及整理官袍,揣上那页被吕惠卿染了朱红批语的私函,便直奔垂拱殿。
神宗御案上摊着王安石的《求罢机务疏》,纸页被指尖揉出褶子:“王相公奏称‘雱儿病故,心力交瘁,乞解相职,归江宁养病’,吕惠卿又递了他截获的私函,说王安石有‘无使上知’之语,这不是摆明说朕被他蒙骗?”
周望垂首,把那页私函呈上:“官家,此函是相公与臣私下商议青苗法的手札,吕惠卿截获后刻意断章取义,‘无使上知’是指‘勿让旧党知晓青苗法的推行细节’,并非欺君。相公在开封府推行方田均税,新旧党皆无异议,吕惠卿此举,不过是为了夺权。”
神宗叹息:“朕何尝不知?可王雱一死,王安石仿佛抽了魂,前几日遣内侍去相府,见他在府中摆了儿子的灵位,彻夜哭,连朝服都穿反了三次。卿替朕去送王安石,传朕旨意:朕准他辞官,留任平章事,仍领新法总舵。”王安石摆摆手只说:“周尹,你读过我的《求罢疏》,你懂,雱儿是我的左膀右臂,他一死,新法的中轴就断了;吕惠卿反目,把我之前的手札全烧了还告我欺君,朝中新旧党互相攻讦,连官家都被蒙在鼓里。我再留在汴京,不过是党争的棋子,变法的绊脚石。”
这位花甲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常服,站在漕船的船头,看着两岸的稻田被秋风吹得泛着金浪,忽然叹道:“‘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这田地里的稻子,还是比朝堂上的奏章好种啊。”
周望扶着江边护栏的手一顿。他是开封府尹,亲眼看着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百姓从“借债度日”到“感恩戴德”,也亲眼看着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司马光、韩琦,在朝堂上拍着案几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他曾在王安石的政事堂里问:“相公,青苗法在京东路推行,有些县强迫百姓借贷,是不是该调整?”
王安石的眼睛从经卷上移开,脸上带着少年般的执拗:“法无善恶,在乎行之。京东路的贪吏该黜,不是法该废。”那是熙宁七年,山东大旱,流民塞路,周望曾奉旨去京东路勘察,亲眼见着青黄不接的百姓捧着官粮哭,转头却见着县令把多余的青苗钱塞进袖筒。他把这些写在奏章里,神宗批复“令开封府严查”,却没敢动王安石的核心班底,彼时的神宗,还抱着“变法必成”的执念。
漕船开走时,王安石回头看了一眼汴京城的城楼,那楼角的飞檐像一只鹰的爪,要把什么东西抓下来似的。他对周望说:“回去告诉官家,青苗法可存,但要除贪吏,若朝堂再无人懂‘天变不足畏’,我这白发,怕是要葬在江宁的梅花下了。”
周望看着王安石的身影在船舱里越来越小,那是他最后一次见这位宰相,后来他在江宁的半山园里,写着“泊船瓜洲”,却再也没等到神宗的回音。后来元祐年间,旧党掌权,王安石的新法被废,周望在平江的茶馆里,还听人说这位老人常对着梅花叹气,念着“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此时的变法,早已不是王安石时代的模样。神宗把青苗法改成了“保甲法”“市易法”,却把王安石的“除贪吏”抛在了脑后。周望曾在一次朝会上,当着百官的面说:“青苗法在陕西路推行,百姓借贷的利息,比当初定的翻了一倍,该叫停了。”神宗的脸色沉了下来:“周望,你是不是和司马光一样,想乱我法度?”此时的周望忽然明白:这不是变法的终点,是新党分裂、党争失控的开始。
五、周望离京
元丰八年三月初五,宣德门的钟鼓响了一夜。周望站在延和殿的外殿,穿着素服,看着内侍们把神宗的棺木抬出来,殿外的风把白幡吹得噼啪响,像无数人在哭。宣仁太后高氏坐在帘后,声音带着颤抖:“官家走了,新法罢了,以后的天下,要以仁政为先。”
周望作为开封府尹,奉命处理宫禁事务。他看着旧党官员们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弹劾新党官员的奏章堆成了山。有御史弹劾他“在元丰年间附和新法,贪墨青苗钱”,虽没有实据,却足以让他丢官。宣仁太后的旨意下得很快:“开封府尹周望,调和新旧党不力,贬为平江军节度副使,即刻离京。”
离京的前一天,周望去李格非家辞行。李格非正在书房里整理古籍,见到他进来,叹了口气:“清照今天在府里的藕花塘边玩,念了‘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倒是有几分晏几道的味道。”
周望跟着李格非走到庭院,只见一个梳着双丫髻的小女孩,穿着靛蓝的短袄,踩着秋千的绳,裙摆扫过塘里的浮萍。她看到周望,停下秋千,晃着小脑袋念:“周伯伯,你什么时候再带我们去溪亭啊?我要摘荷花给你。”那小女孩的眼睛像汴河的水,清透得能映出天上的云。
周望从怀里掏出一块砚台,那是王安石当年送他的,如今他要带到平江去。他把砚台递给清照,说:“这砚台,是王相公送的,以后你写词,就用它。”
清照攥着砚台,忽然跳下来,跑到塘边,摘了一朵刚开的荷花,递给他:“周伯伯,这是给你的,比东京的花好看。”周望接过荷花,看着花瓣上的水珠,忽然想起熙宁九年王安石登船那天,汴河上的荷花,也是这般香。
离开李府时,汴河的雨下了起来。周望站在码头,看着李格非抱着清照站在廊下,清照举着他送的砚台,对着他喊:“周伯伯,等我长大,写好多词给你!”那声音脆生生的,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锁了十年的东西,是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是神宗的“富国强兵”,是李格非的“民为根本”,还有那个小女孩眼里的光。
五、垂帘听政
元丰八年三月十五的汴京,春雷炸响在延和殿的鸱吻上,神宗皇帝的龙驭上宾像一块冰砸在文武百官的头顶。宣仁高太后穿着素色翟衣,坐在紫宸殿的垂帘后,指节捏着帘绳的手泛着青白,她要的不是一个王朝的落幕,而是一个“复祖宗旧制”的时代开启。廊下的槐花落得满地都是,像先帝未竟的新政碎在青石板上,李格非站在太学的学子队列里,怀里揣着刚誊抄的王安石《三经新义》残稿,指缝间还沾着墨香。他刚升任太学博士,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新法理念讲给学子,就撞见了这场改朝换代的“更化”。
高太后的垂帘是北宋历史上最特殊的政治景观,她以“女中尧舜”的名义,把9岁的哲宗赵煦推上御座,自己在帘后决断一切。四月初四,司马光从洛阳老家被召回汴京,紫宸殿的朝会成了新旧党肉搏的战场。
李格非奉命去政事堂送学子的《五经正义》注本,刚进门就听见司马光的声音像钝锤敲在铜钟上:“青苗法为官家弊政,当即日废之,复行差役法!”站在左侧的章惇(新党领袖)气得胡须发抖:“司马相公,青苗法自熙宁二年推行以来,京畿流民减半,京东路百姓岁入增三成,怎能说它是弊政?”帘后的高太后轻轻“哼”了一声,内侍立刻上前低声道:“章惇,不得对相公无礼。”
李格非站在廊下,看着司马光的官袍沾着洛阳的尘土,这位老宰相为了废新法,竟然三天不吃饭,瘦得像一根枯竹。他想起元丰年间去京东路勘察青苗法的情景:在郓州的小县城里,百姓捧着官粮哭,说青苗钱救了他们的命,可县令却把多余的钱塞进袖筒。他把这些写在给苏轼的信里,苏轼的回信只有八个字:“法无善恶,唯在人行。”
高太后的旨意当天就下来了: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旧党官员纷纷回朝。苏轼从扬州召还,任起居舍人,李格非因为是苏轼门生,被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进入汴京的权力核心,怀里的《三经新义》残稿,成了他在新旧夹缝里的最后一点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