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听风海是咸的》美女邱莹莹

14、第 14 章

　　第十四章远行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来得从容不迫。

　　没有台风，没有暴雨，只有太平洋上吹来的季风日复一日地拂过西海岸，把省道两旁的释迦田吹得沙沙响。台东的六月像一碗放凉了的绿豆汤，温吞、清甜，带着一点海盐的微咸。庙街上的樟树叶子绿得发黑，阿水伯槟榔摊的新顶棚在阳光下泛着九芎树皮一样温润的浅灰色光泽。后院里那棵九芎苗已经长到齐腰高了，树干笔直，树冠上冒出了今年第一串细碎的花苞。阿水伯每天早上端着白开水蹲在花盆前数新叶子，数完了就用手背蹭蹭鼻子，自言自语一句“又多了两片”。他已经这样数了快一年。

　　邱丽花在台东县立国中的最后一个学期，过得比任何人都平静。会考结束了，她考得很好——好到足以让她的名字出现在学校门口的红色荣誉榜上，排在全县前十的位置。升学班的导师特意把她叫到办公室，拿出一叠北区高中的简介资料让她挑。导师说她的成绩可以申请台北任何一所公立高中，建议她考虑台北市立中山女高——那是北区排名前三的公立女中，升学率极高，校友遍布台清交。邱丽花把简介翻了一遍，认真地看完了每一页，然后把资料还给导师。她说她不考高中。

　　导师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考高中？全县前十、升学班第一名的邱丽花不考高中？

　　“我要考台东高商。”她说，“商业经营科。有夜间部。”

　　她把自己的笔记本摊开给导师看。那本笔记本已经用了一大半，封面上画着一棵槟榔树——树干粗壮，树冠茂密，每一片叶子都描了细致的纹路。翻开内页，密密麻麻全是她的计划：台东高商商业经营科的课程设置、未来升科大可以报考的系所、台北夜市摊位的租金比较、伴手礼品牌的市场分析、如何在三年内让阿忠独立接手礼盒的生产管理、如何在毕业前把阿水伯槟榔的商标注册下来。每一项旁边都有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旁边都有备注——备注里写着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备选方案是什么。

　　导师看了很久，把笔记本合上还给她。

　　“你想得很清楚。高商的课程偏重实务，会考成绩申请可以拿奖学金。夜间部的学费比日间部低，白天还可以继续工作。毕业之后可以考四技二专，一样可以上大学——企管系、国贸系都可以报。”导师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但你要想好。去台北读高中是一条直路。读高商再考四技是绕一圈。绕这一圈要多花好几年。”

　　“我知道。”邱丽花把笔记本收进书包，书包上那枚九芎花的徽章在办公室日光灯下微微反光，“但我现在走不了直路。我爸要定期复查，我阿嬷的风湿病今年更严重了。礼盒的生意刚站稳，我如果现在去台北读高中，这边的事就全断了。读高商至少可以把这三年稳下来——我爸的身体需要三年观察期，阿忠需要三年才能独当一面，礼盒的品牌需要三年才能在台北站稳市场。三年之后，我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就可以走。绕一圈不是浪费，是把这一圈跑扎实了。”

　　导师没有再劝她。只是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她，说如果你哪天改变主意想考大学了，打电话给我，我帮你写推荐信。

　　邱丽花接过名片，夹进那本传单残片还在的国文课本里。现在那本书里夹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传单残片、货车司机的名片、升学班课表、阿珍那张写满捐款人名字的纸条、阿爸第一次还钱的收据、王进发的红包封皮、导师的名片。每一张纸都是一段路的里程牌，把她从十三岁那个庙会上扯人袖子的土花，带到了今天这个站在导师办公室里平静地说“绕一圈不是浪费”的邱丽花。

　　她没有把这些告诉王鹏鳅。不是想隐瞒，是她想等所有手续都办完之后，再一次性告诉他——就像他每次把攒了很久的生活费一次性放在她操作台上，然后轻描淡写地补一句“不急，慢慢还”。但庙街上没有秘密。竹竿第二天就跑到堂口去报信了——他说阿花考了全县前十，但她不去台北读高中了。她报了台东高商，要在这边再待三年。

　　当天晚上，王鹏鳅从堂口骑机车到庙街。他刚开完堂口的例行会议，唐装还没换，袖口沾着不小心蹭到的印泥——大概是刚才签文件的时候太急，忘了把印章盖子旋紧。他把机车停在槟榔摊门口，看见邱丽花正在操作台前教阿忠怎么填写新的出货单。阿忠最近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每一张出货单签收栏上的“阿忠”都写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虽然笔顺全错，“忠”字的心字底先写了最后一点再补上面三横，但他坚持每一笔都不省略。

　　“你出来一下。”

　　邱丽花放下出货单，跟阿忠说了句“数量那一栏别填错”，然后走出槟榔摊。王鹏鳅站在榕树下，嘴里叼着烟，没点。

　　“竹竿说你报了高商。”他的声音很平，但手已经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到左边。

　　“嗯。商业经营科。有夜间部。白天可以继续做礼盒生意，晚上上课。”

　　“你考了全县前十。你可以去台北。中山女高、景美女中，随便你挑。你有奖学金，你爸有低收入户补助，你有礼盒的分成收入，你铁盒子里的账单已经还清了——你上个月跟我说的。你不是没钱去台北，你也不是考不上。你是——”

　　“我是选择了更合适的路。”她打断他，声音很平静，像在陈述一笔已经算了很多遍的账，“去台北读高中，三年都不能回来。我爸的肝功能指标虽然稳定了，但医生说要持续观察三年，每三个月复查一次。阿嬷的风湿病今年连轮椅都坐不住了，上个月又进了一次卫生所。礼盒生意刚起来，林金发大哥在台北的销售渠道每个月都在增长，阿忠学会了包槟榔但还没学会管账——我走了谁来带他？这些都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我不去台北读高中，不是我放弃了台北。是我选择在台东把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堂堂正正地去，不欠任何人的。”

　　王鹏鳅把烟从右边换回左边。这一次他换得很慢，像是在用换烟的动作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榕树的叶子掉在他唐装的肩章上——肩章上绣着后港帮的徽记，他低头看了一眼那片枯叶，没有拨掉。

　　“你上次答应我的——你考完会考，我们一起去台北。你考上了，我陪你去。你说了‘好’。”

　　“我是说了‘好’。但我说的是——我考完会考，确定能上台北的学校之后，我们一起去台北。现在不是不能去，是把去的时间往后挪三年。三年之后，我拿高商毕业证考四技，一样可以上台北的大学。你去年跟我爸说过——她去台北读书，我就在台北烤鱿鱼。你没有说‘她高中三年在台北，我在台北烤鱿鱼’。你说的是‘她在台北’。你没说这三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年后开始，也是开始。”

　　“这不是三年的事。你绕远路了。高商毕业再考四技，比直接读高中多花好几年。你在台东待得越久，就——”

　　“就越难离开？”她替他把后半句说出来了，“你是不是怕我在台东待得越久，就越像那些说要去台北最后嫁给槟榔摊的人？王鹏鳅，我不是她们。我书包上别的是你给的九芎花，不是槟榔西施的水晶发夹。我笔记本上画的是台北庙东夜市的摊位分布图，不是省道上的槟榔摊价目表。我不会在这里停下来。我只是在这里多扎根三年，让自己长得更结实一点，再去。”她的眼眶有一点红，但她没有哭。她吸了一下鼻子，用手指蹭了蹭鼻尖，然后把榕树下竹竿那把折叠椅踢开，往前站了一步，离他只有半步的距离。她的眼睛跟他对视的时候，没有任何退缩——像是站在省道上看着远方驶来的货车，知道车灯很亮，但不打算闭眼。“你记不记得去年你在海边教我骑机车——我摔了二十次，膝盖全破了，最后一次终于骑出去了。你站在旁边，从头到尾没有扶过我一次。后来我问你为什么，你说：‘你自己爬起来，比我扶你起来，能骑得更远。’我现在就是在学怎么骑更远的路。高商三年，是我自己选的。”

　　王鹏鳅沉默了很久。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没有塞回口袋，而是随手搁在榕树气根的枝丫上。然后他伸出手，跟去年在槟榔摊操作台上一样，把她的手翻过来，手背朝上。她虎口上那道疤已经完全褪成了淡白色，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只有指尖摸上去才能感觉到一道微微凸起的纹路。

　　“膝盖上的疤还在不在。”

　　“不在了。去年夏天就全好了。你不是也看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我穿裙子，膝盖上什么都没有。”

　　“手呢。”

　　“就剩这一道了。最深的那道。其他的都没了。”她把手从他掌心里收回来，摊开五指，在他面前晃了晃。指甲剪得短短的，指腹上还带着今天包荖叶留下的淡绿色汁液印，虎口那道淡白色的细线在榕树的荫影里几乎看不见。但她知道他不需要看见——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那道疤的位置，就像她闭着眼睛也能找到他虎口上那道配对的旧伤痕。

　　“好。三年。你在台东高商，把礼盒生意做稳，把阿忠带出来，把你阿爸的身体养好。三年之后，你要亲手把后港帮的印信交还给堂口的长老会——是你说的，我还欠你一个交还仪式。到时候阿发叔会接任代理帮主，竹竿升副护法。然后我们一起去台北。你做你的邱经理，我卖我的烤鱿鱼。”

　　“你不会舍不得？”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不是不确定，是想听他自己说。

　　“舍不得什么。后港帮老大的位置从来就不是我想坐的——是王进发塞给我的，也是我自己选择接的，但我接它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接，是因为你们都在庙街上。现在庙街上能照顾自己的人越来越多了——阿忠会签出货单了，才叔会用电脑记账了，竹竿会整理车牌号了。三年后，竹竿应该能学会洗自己的袜子。到时候我就可以放心走了。”

　　“那堂口后山那几棵九芎树呢。”

　　“移一棵最小的种在盆里，带上火车。放在鱿鱼摊旁边。台北的冬天比台东冷，不知道它能不能活。”

　　“九芎在台北可以活。我查过资料——九芎的耐寒性很强，阳明山上都有野生的九芎。只要盆土够深，放在朝南的位置，冬天套一个保温罩，就能过冬。”

　　王鹏鳅看着她。她查过了。连九芎在台北能不能过冬这种细节，她都已经提前查好了。他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该心疼——这个女孩子，把他随口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了，连一棵还没移栽的树都提前想好了过冬方案。

　　他伸出手，把她肩上那片不知什么时候落上去的榕树枯叶拿下来，跟去年在走廊上拿掉她头发上的枯叶时一模一样。然后他把挂在气根上的烟拿回来，却没有塞回嘴里，而是把它掰成两截，扔进了榕树底下的垃圾桶里。

　　八月底，邱丽花收到了台东高商的录取通知书。商业经营科，夜间部。通知书的纸张很朴素——没有烫金的校徽，没有彩色的校园照片，就是一张白色公文纸，上面印着几行黑字，盖了一个红色的校务章。她把通知书复印了一份，原件锁进铁盒子里，跟那张传单残片放在一起。然后她拿着复印件去槟榔摊，贴在操作台上方的墙上，跟礼盒流程图和阿忠的出货单签收范本并列。她贴的时候说：“这是接下来三年的地图。不是最好的那张，但我会把它走成最好的。”

　　阿水伯站在她身后，看着墙上那张复印件，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到后院，从那棵老九芎树上折了一小截枝条，插在花盆里，搬到摊子门口。他说这盆是给阿花新种的——不是给槟榔摊，是给阿花自己。以后不管她去哪里，这盆九芎都跟着她。放在宿舍窗台上，放在办公室里，放在她自己房子的阳台上。只要九芎还在长，她就知道台东还有一群人在等她回来。

　　九月初，开学。

　　台东高商在台东市区，离庙街骑车要四十分钟。邱丽花每天傍晚五点半从槟榔摊收工，骑脚踏车去学校，六点半上课，九点半放学。她选了夜间部的所有核心课程——会计学、商业概论、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实务。白天的零散时间用来处理礼盒订单和分销渠道的维护，中午休息时她会去学校的电脑教室自学文书处理和电子表格。导师给了她机房钥匙，她每天中午吃完饭就去对着那台十四吋CRT屏幕，把阿水伯槟榔的账目从手写账本一笔一笔记入Excel表格里。第一版电子账本用了一个月时间录入完毕，她在最后一个单元格里打了一行字：“1998年9月，账目录入完毕。误差：零。”

　　开学后第一周，简世杰给她写来一封信。信是从台北寄出的，信封上的地址是“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一年一班”。他考上了台北最好的高中。信里夹了一张照片，是他站在建中校门口拍的——穿着卡其色的建中制服，金边眼镜换成了黑色粗框的，发型也变短了，看起来比在台东时更干练。他在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建中校门口有一棵很老的榕树，气根比庙街那棵还长。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你在槟榔摊上画的那棵不像槟榔树的槟榔树。”

　　信里还夹了一份折叠得很工整的文件——庙东夜市摊位的调查报告。他用一个暑假的时间，骑着脚踏车跑了庙东夜市四次，记录了各个时段的人流量、游客类型和竞品情况，整理成了一份六页的报告，用电脑排版打印。报告的最后一页是一张手绘的摊位位置图，入口第一家被他用红笔圈起来，旁边用铅笔标注了一行小字：“这个位子我帮你问过了。摊租押金三万，月租八千，水电另算。摊位的转让权可以写你的名字，但要本人亲自来签。夜市管理委员会的张主任说，位子可以预留到明年六月。我跟他说明了情况，他说特殊情况可以延期。我说，摊主是我朋友的朋友。他烤的鱿鱼我吃过——其实是竹竿烤的，竹竿偷吃了三条焦的之后烤出来的那条不焦的，我尝了一口。张主任说，那让他本人来试吃一次。焦不焦的，他亲自试。”

　　邱丽花把这份报告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读到“他烤的鱿鱼我吃过”时她停顿了一下。简世杰从来没有见过王鹏鳅烤鱿鱼。他们俩之间唯一的交集，是他转学回台北前在槟榔摊门口听到竹竿转述的那句话——“台北最好吃的牛肉面不要带阿花去。那家店留给他。”她不知道简世杰是怎么知道竹竿偷吃了三条焦的事。大概是竹竿写信给简世杰的时候提过——竹竿跟简世杰一直保持通信，用的是王鹏鳅的英文作业本背面，他在信里把自己塑造成了后港帮的未来之星，但写的最多的还是鳅哥什么时候学会烤鱿鱼的趣事。

　　她把报告收进书包里，跟简世杰送的那本英文原版《老人与海》放在一起。那本书她快读完了——每天睡前读几页，读到圣地亚哥终于把大鱼拖回港口时，她在页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八十四天。值得。”她想起去年在榕树下跟王鹏鳅说那句“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时，她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漫长的等待。现在她知道了。等待本身就是一条大鱼。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上钩，你只知道你必须每天出海。

　　十月中旬，省道上又不太平了。

　　大湖帮换了新老大。阿发叔去年九月下台了——不是被赶下去的，是金盆洗手。他六十岁生日那天在堂口摆了酒席，当着所有长老的面，把虎头戒指摘下来放在桌上，宣布从今天起不再过问道上的事。他说他老了，不想老了还蹲苦窑。他的退隐方式跟王进发完全不一样——王进发是被病拖走的，阿发叔是自己走的。他给大湖帮留了一个完整的权力结构，也给新任老大留了一句话：“别碰庙街。那是底线。”新老大叫洪振辉，四十出头，是阿发叔一手提拔起来的徒弟。此人做事风格跟阿发叔截然不同——阿发叔讲究规矩，凡事留三分余地；洪振辉信奉的哲学是，地盤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撕毁了去年跟后港帮签的那份地盘协议。他说那协议是阿发叔签的，不是他签的，他没必要认。他给新协议开的条件是：省道以南全部归大湖帮，包括庙街。

　　王鹏鳅在堂口听到这个消息时，只是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没有说话。竹竿在旁边急了，说干脆直接叫人去抄他们的堂口，被王鹏鳅一个眼神压了回去。他说现在动手就是帮洪振辉立威。洪振辉刚上位，手下的人都在看他敢不敢打，他巴不得后港帮先动手。先动手的一方在道上永远占理亏。不但不能动手，还要把他晾着，等他自己的手下先质疑他——一个只会放狠话不敢真打的老大，撑不过半年。

　　“那协议怎么办。”竹竿问。

　　“协议不用重签。他不认阿发叔签的协议，但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前任老大签的字，继任者不认，要摆桌讲数。他不敢不认。他只是想在讲数之前先把气势做足，好谈条件。”王鹏鳅站起来，走到堂口后窗，看着后山上那几棵九芎树。树叶开始变黄了，秋天的风从后山吹下来，带着桂花的香气——大概是阿发叔金盆洗手后在自家院子里种的，从后山飘到了堂口。

　　“约他。时间、地点，让他选。但条件不变——省道分界线维持去年协议，庙街不设大湖帮的任何据点。这是底线。他可以继续在省道上卖他的金大亨槟榔，但后门不准再有人递信封。你告诉他，后港帮的人明天开始会在庙街上巡逻。不是去找茬的，是去买槟榔的。每一个后港帮的小弟，每天必须吃一包金大亨的槟榔。他要是卖得比阿水伯好，我们认栽。他要是敢在槟榔里掺东西、恶意涨价、骚扰其他摊贩——那就不用谈了。”

　　竹竿把话记下来，当天就通过联络人传给了洪振辉。传话回来的人说，洪振辉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后港帮这个新老大，比他老子难对付。”他最终还是同意讲数。时间定在十一月第一个周日，地点选在省道中段那家已经歇业的土鸡城——跟去年阿发叔和王进发签协议时同一个地方。

　　谈判那天，王鹏鳅带的人不多——竹竿、阿忠、几个长老。他特意把阿忠带去，因为阿忠是全庙街最不会撒谎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后港帮的条件陈述：我们连包槟榔的师傅都能跟你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因为我们没把他当下人。洪振辉带的人倒是不少，十几号人挤满了包厢，清一色黑西装，阵仗很足。但他没有动手——不是因为不敢，而是因为他在包厢桌上看到了一份东西。不是武器，是邱丽花整理的庙街摊贩联名信。

　　信是邱丽花在过去两周里一家一家走访庙街和省道沿线的摊贩收集来的。阿水伯的槟榔摊、才叔的冰果室、阿旺叔的菜摊、隔壁巷口卖水煎包的老陈、省道加油站旁边卖槟榔的越南外配、庙东夜市挫冰摊的老张、甚至两家不属于后港帮势力范围的小吃摊——她一家一家去谈，拿着笔记本，记录每一个摊贩对省道治安的看法、对大湖帮的顾虑、对维持现状的诉求。然后她把所有意见整理成一份简洁的诉求书，用语不是□□的切口，而是公文的格式——抬头、正文、诉求、署名、日期。诉求只有三条：一、省道沿线维持现有经营秩序，不设非法收费点；二、庙街区域内不设立任何帮派的常驻据点；三、若一方违反协议，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赔偿金直接赔付给受害摊贩而非帮派。最后一条是王进发教她的——他说道上签协议，赔偿金从来没有落进受害者口袋。你要是能让赔偿直接给摊贩，这个协议就比任何道上规矩都管用。

　　洪振辉把信看完之后，抬头看了王鹏鳅一眼，又看了一眼包厢角落里那个拿着笔记本的女生。

　　“你就是她姐？阿发叔说的那个帮后港帮记账的人。”

　　“我只是整理诉求。”邱丽花的声音很平静，像在汇报一份市场调查，“这些署名的人不是我代表的后港帮——他们有的是普通摊贩，有的是后港帮地盤上的居民，有的甚至跟后港帮有过节。但他们的诉求是一致的。我不代表任何帮派，我只是帮他们把想说的话整理出来。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份信会留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这份信都是证据。”

　　洪振辉把信放回桌上，看了王鹏鳅一眼。

　　“你从哪找来的这个人。后港帮什么时候开始请顾问了。”

　　“不是请的。是自己来的。她是台东高商的学生，槟榔礼盒的品牌经理。跟后港帮没有半点关系。但她可以让这整条街上的人都愿意把名字签在一张纸上。”王鹏鳅把信拿起来折好，放回邱丽花的笔记本里，然后转向洪振辉，“这份联名信不是跟你谈判的条件，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庙街上的摊贩不怕你。他们怕的是乱。你能带来秩序，他们就认你；你带来混乱，他们就会联名上访。到时候不用后港帮动手，县府的人会先找上门。你师父阿发叔花了二十年才让大湖帮洗掉‘砸摊子’的名声。你才上位三个月，不想让它又变回去吧。”

　　洪振辉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是一种被将了一军之后反而觉得有意思的笑。他把面前的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让人换热茶。

　　“协议照旧。庙街不设大湖帮据点。金大亨槟榔继续开，但后门不再递信封。所有在省道上跑的业务，跟后港帮事先通报。通报不是请示——是知会。你们的地盤你们先知道，我们的动作你们提前知道。这样可以减少误判。”他把茶杯放下，站起来，朝王鹏鳅伸出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那个顾问，以后别帮后港帮写联名信了。写一次，我省道上就多二十个不怕我的摊贩。这生意没法做。”

　　“她不是我的人。她做什么，我管不着。”

　　“对，你管不着。”洪振辉收回手，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邱丽花，“但你怕她。”

　　王鹏鳅没有回答。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这个动作被洪振辉看在眼里，笑容更深了。走的时候，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对邱丽花说了最后一句话——“小妹。你阿爸的腿是阿发叔打断的。他后来每年过年都给你家送红包。你阿爸没收，他每年换个名字放在你阿嬷枕头底下。他走之前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他欠你阿爸的，还不完。但他这辈子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王进发，一个是你。”

　　十一月深秋，堂口后山的九芎树开始落叶了。树叶不是枯黄的——九芎的叶子在落之前会变成深红色，整棵树像一把燃烧的火炬。王鹏鳅每个周末傍晚都会去后山坐一会儿，坐在他爸最后坐过的那棵老九芎树根上，看着堂口的铁皮屋顶，看着后院里那棵被移进大盆准备带去台北的小九芎苗，看着远处海岸山脉在夕阳里变成一片深深浅浅的紫。

　　邱丽花有时候会来。她带着高商的课本和账本，坐在九芎树下的另一根树根上，借着夕阳最后一点余晖看书。她用他送的那支1972年的钢笔做笔记，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他爸临终前送给她的那支新钢笔她还留着，锁在铁盒子里——她说那支笔是王进发留给她的“否决权”，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平时写字，还是用他给的那支旧笔——笔尖的铱金已经微微磨斜了，但出墨依然均匀流畅，写出来的字迹比新笔更柔和。

　　“等你去台北了，堂口后山这几棵九芎谁来管。”

　　“竹竿。他学会了给树浇水——冬天少浇，夏天多浇，春秋隔天浇一次。他说他以前连仙人掌都能养死，但九芎不一样，九芎不需要太多照顾。它只需要站在石头缝里，自己找水喝，每年春天换一层新皮。”

　　“竹竿最近变化很大。他昨天来槟榔摊拿货，跟我说他现在每晚睡前写日记。用的是你以前给他的英文作业本背面。他说他要把后港帮的事记下来，以后写一本回忆录。书名我都帮他想好了——《鳅哥与他的英文课代表》。他说不行，应该叫《后港帮最后一个老大》。我说你们后港帮还没解散呢，他说提前准备。”

　　两个人并肩坐在九芎树下，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入海岸山脉背后。山脊线上的天空从橘红变成深紫，又从深紫变成墨蓝。第一颗星星亮起来了。

　　“王鹏鳅。”

　　“嗯。”

　　“你上次说，那支钢笔是你妈留给你的唯一一件东西。她把笔放在你枕头底下，然后走了。你一直没有告诉我——那个字条上写的到底是什么。”

　　王鹏鳅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然后把头仰起来靠在树干上，看着头顶九芎树的枝丫。树叶已经落了大半，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到墨蓝色的天幕上越来越多的星星。九芎树皮上的裂纹在暮色中像一幅褪色的地图，每一道裂缝都指向不同的方向。

　　“‘这是你儿子。养不了。还你。’”

　　三句话。十二个字。他在三岁那年把它揉成一团扔在堂口后院的垃圾桶里，又在十八岁那年从记忆的垃圾桶里翻出来，一个一个字重新摊平，然后用十九年学会了怎么跟这十二个字共处。现在他说出来了。不是愤怒的语气，也不是委屈，只是陈述。像是终于把喉咙里卡了大半辈子的鱼刺咽下去了。

　　邱丽花没有说话。她把钢笔旋上笔帽放进口袋，然后把身体往他那边靠了一点——不是肩膀碰肩膀，是她把头轻轻地靠在了他的肩膀上。隔着唐装的布料，她能感觉到他肩胛骨的弧度——比一年前更宽、更硬、更像一棵树了。她头顶的九芎树枝和头顶的星空，在那一刻忽然叠在了一起。

　　“她没有养你，是她这辈子最大的亏损。不是你的。你后来活得越好，她的亏损就越大。”她把头从他肩膀上抬起来，用手指蹭了一下鼻尖，然后从书包里拿出那支新钢笔——王进发留给她的那支，一直锁在铁盒子里没舍得用的，“你爸给我的否决权，我不用。他不会走偏，我也用不上。但我觉得他忘了把样东西写进信托里。你接后港帮以来，关了五家地下赌场，把两个涉及人口贩卖的堂主送进了警局，在省道上立了新的规矩——不收保护费，只收管理费，管理费摊贩自己定比例。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谁来夸他。这封信没有机会公开。但我可以告诉你——他把后港帮做了几十年的那些烂事，一件一件纠正了。他用的是他自己的方式，不是为了向你爸证明什么，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跟你爸完全不一样的人。你爸知道他跟你爸不一样，才会放心地把后港帮交给他。”

　　“这支笔。你爸说万一他违背道义、残害无辜、重蹈覆辙，我就用它签字。现在我把这支笔转交给你——不是你替他保管。是你看他什么时候值得被肯定，你就用这支笔，在他的英文作业本上写一句‘well done’。不是‘excellent’，是‘well done’。因为‘well done’不只是‘做得很好’——它还是‘熟了’。鱿鱼烤得刚好，肉不老，酱汁入味，起锅时撒一把白芝麻。这就是‘well done’。他这辈子收到的所有评价，从来没有一句是他真正想要的。你替他写上去。你比我更有资格写。”

　　王鹏鳅接过钢笔，把笔帽旋开，看着那支全新的、还没有写过任何字的铱金笔尖。他爸买它的时候大概刚从医院做完化疗回来，在台东市区那家唯一的文具行站了很久，手抖着从货架上选了最贵的一支——不是因为有钱，是因为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弥补二十年来的沉默。他给王进发买过很多药，喂他吃过很多顿饭，在他咳嗽的时候帮他拍过背，在他发脾气摔东西时默默地把碎片扫干净。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爸，他其实不恨他了。这句话他可以在心里反复默念一万遍，但永远说不出口。

　　“第一句‘well done’不用写给我。写给竹竿。他今年夏天开始自学国文——用的是你留下来的那本升学班复习资料。他说等他学完国中三年的课文，就写信给你。信的抬头是‘敬呈后港帮荣誉顾问’。我说你这样写她不会高兴的，她说‘这是我自己的钱买的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机器，它叫才叔二号’。这一句你替他写。他有资格。”

　　十二月，省道上的九芎花谢了。后院那棵盆栽的小九芎却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季节冒出了一朵新的花苞。阿水伯说大概是台东今年冬天太暖了，把它骗了。但邱丽花觉得不是——她觉得是这棵小九芎知道自己要去台北了，想给台东留下最后一朵花。

　　她把花苞拍了照，用新买的傻瓜相机。相机是阿爸送她的圣诞礼物——他说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夜班津贴，想给她买一件她真正用得上的东西。他说他看到她在夜市里看别人拍照时眼神会多停几秒。她把相机挂在脖子上，第一张照片拍的就是那朵开错季节的九芎花。

　　第二张拍的是阿水伯。他站在新顶棚下面，怀里抱着一个刚做好的槟榔礼盒，礼盒的包装纸上印着“Mr. A-Shui Betel Nut”，旁边是她画的槟榔树商标——树干用了他选的深绿色，树叶一片一片描了光影。第三张拍的是才叔，他坐在冰果室门口，面前是一台新买的二手刨冰机，机身贴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才叔二号”。才叔说这是他自己的钱买的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机器。邱丽花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小字：“1998年12月。才叔终于买了自己的刨冰机。他说这台机器的冰比原来那台更细。”第四张拍的是竹竿，他坐在榕树下那把老折叠椅上，膝盖上摊着笔记本，黄狗趴在他脚边。他对着镜头比了一个“耶”的手势，但笔记本翻开的那一页被她拍得很清楚——上面是一篇刚写完的作文，标题是：“我的大哥是鳅哥”。开头第一句被她放大了看：“我大哥连ABC都不会写的时候，我替他抄作业，抄错了一个字母，被罚抄十遍。现在我学会了自己写。”

　　第五张拍的是阿爸和阿嬷。邱火旺坐在阿嬷轮椅旁边，正在给阿嬷削苹果。苹果皮削得断断续续，但他削得很认真，削完之后把苹果切成八小片，放在碗里，插上一根牙签，端给阿嬷。阿嬷接过苹果，说“这次比上次好，皮没有断”。她的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清楚。第六张拍的是堂口后山那棵最老的九芎树。树下坐着一个人，穿着后港帮的黑色唐装，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手里拿着英汉双解小词典。他在看“well done”那一页。她把这一张照片洗了两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夹在下一次竹竿带给他的英文作业里。照片背面写的是同一句话，中英文各一遍：“Well done。熟了。鱿鱼烤得刚好，肉不老，酱汁入味，起锅时撒一把白芝麻。邱丽花。”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九八年最后一天。庙街上的小彩灯又亮了。阿水伯在槟榔摊门口摆了一棵新的圣诞树——不是啤酒瓶堆的，是才叔用刨冰机换下来的旧零件拼成的，树顶插的不是日历上剪的红星，而是一个银色的刨冰刀头。入夜之后，庙街上的人陆续聚到了阿水伯的摊子前面。才叔搬来了新买的刨冰机，说要请所有人吃今年最后一碗蜜豆冰。阿水伯煮了一大锅红豆汤，阿旺叔带来了半车释迦，林金发从台北赶回来，带了一整箱庙东夜市的名片和一张新签的礼盒订单。竹竿搬来了他的折叠椅，黄狗跟着他一路从省道边跑过来，蹲在椅腿旁摇尾巴。阿忠拿出他练了好几个月的吉他——那把吉他是才叔传给他的，断掉的那根弦终于换上了新的。他坐在啤酒瓶圣诞树旁边，弹了一首《望春风》。弹错了好几个和弦，但调子没有跑。

　　邱丽花站在人群中间，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笔记本。她翻到今天晚上刚写完的最后一页，上面是一九九九年的目标清单：“一、完成高商第一学年学业，会计学和计算机应用期中考维持九十分以上。二、槟榔礼盒台北销售渠道增加到五个稳定客户。三、商标注册申请正式提交（已完成草稿，等阿水伯最后确认）。四、帮阿忠学会独立做账（目前进度：会签名，会填出货单，不会用电子表格）。五、给简世杰回信，感谢他的庙东夜市报告。六、给竹竿的新作文写评语（他进步了，这次只错了三个标点符号）。七、学会做阿嬷的红豆汤（阿嬷口述的配方已记录完毕，需要实践）。八、在后山种一棵新的九芎苗——作为那棵要被带去台北的九芎的替代。九、告诉那个人，‘well done’不只是一句英文。是‘熟了’，是‘可以上桌了’，是‘你烤的鱿鱼已经够好了’。”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进书包夹层里。窗外，有人在海边的方向放起了跨年烟花。第一朵烟花在天上炸开的时候，她听见身后传来机车引擎的轰鸣声。她没有回头，但她知道是谁来了。

　　（第十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