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十蛛

7、白先生 三月花行的

　　三月花行的门口没有牌子，只有门柱上一块褪了色的喷绘。

　　他被门口一个工头拦下，先问了名字，再把他的身份证拿过去，用手机拍了正反面，发出去，然后让他在旁边站着等。

　　他站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工头接了三个电话，两个在骂人，一个没说话，只是听。最后工头把身份证还给他，在名单上打了个勾。

　　“先干三天。”工头说，“干得好再说。”

　　他进去的第一个上午就明白了一件事：这里不缺人，缺的是会养花的人。

　　工头把他带到货场，让他跟着搬箱子。他搬了一上午。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饭盒坐在花房门口，看见三号温室里有三盆月季——叶子发黄，边缘往下卷，是新根烂了的样子。

　　他进去蹲下，把花盆端起来，凑近闻了闻。

　　“谁的苗。”他问。

　　“没人管。”

　　声音在他后面。他回头，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站在花房门口，短发，胳膊上搭着一件外套，手里拿着单子和笔。

　　“根烂了。”江蛰说，“水浇多了，盆底没垫瓦片。这三盆再放两天就完了。”

　　女人看了他两秒。

　　“你以前干什么的。”

　　“在花市给人看棚。”

　　“哪儿的棚。”

　　“城南。”他说，“老板姓周。”

　　女人走过来，弯腰看了看那盆苗，又看了看他的手。她的眼睛很快，从叶子到花盆，再到他的手指，一路扫过来。

　　“明天去花房。”她说，“跟着学。”

　　“我叫江哲。”

　　“我知道。”她说，“账上写着呢。”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女人姓赵，大家都叫她赵姐。

　　第二天上午，他把那三盆月季端到花房中间的空地上。

　　脱盆、抖土、把结成块的土用手掰开。根的确是烂的，黑色，一掐就出水，能闻到一股闷味。他用剪刀把烂根剪到露白，剪口斜着，一刀一刀，剪完把根在水龙头下冲干净，再配土——腐叶土掺两成珍珠岩，盆底垫三片瓦，扣回盆里，压紧，最后浇一遍透水，水从盆底流出来，在地上洇开一小片。

　　做完这些他直起腰。旁边有两个工人停下手里的话看他，其中一个把手里的烟在鞋底掐灭了。

　　“你们这儿没人管这几盆？”他问。

　　“以前有个老头管。”那人说，“后来他不管了。”

　　花房是三号温室，最北边那一间。

　　“北边那排架子别动。”赵姐带他进去的时候说。

　　“为什么。”

　　“白先生的。”

　　“白先生是谁。”

　　“老板的人。”赵姐说，“他一天来三趟。你别招惹他，也别跟他说话。”

　　“他会说话吗。”

　　赵姐看了他一眼：“你试试。”

　　推门进去，水汽会先扑到脸上。里面常年二十度上下，塑料膜上全是凝水，凝水顺着膜往下淌，淌成一道道细线；地上有两道水管横着，谁都得抬脚跨过去。空气里有股闷味，是湿土和发酵的花茎泡在一起的味道。

　　第一天他记住了怎么走：从西门进，沿第二排花架往北，跨过水管。

　　第二天，他开始注意到一件事。

　　白先生每天出现三次。

　　早上八点一次，中午十二点半一次，下午五点一次。三次都站在花房北角那排花架下。那里是花房最里面的角落，靠着一扇常年不开的小窗，窗玻璃上糊着一层灰。

　　站在那儿往南看，整扇西门、货场的一角、通往食堂的那条小路，全都能收进眼里。而从西门进来的人，第一眼看见的是花架、是苗、是水汽——看不见角落。

　　江蛰是第三天明白的。

　　那天早上他蹲在第一排剪枝，剪到一半抬头，白先生又在那个位置。他忽然想起来：那个角落正对着门口那台地磅。这台磅上过货，也上过人；谁来了，谁走了，谁在门口跟谁说了两句话，都躲不过那个角落。

　　他在替谁看门。

　　不是替这伙人。

　　江蛰把这个念头摁下去，低头继续剪枝。

　　还有一件事也是第三天发现的。脚底下那片泥地上有三串脚印：都是从北角那排花架出发的，一组往西门、一组往食堂、一组往货场，来回的距离几乎一样，鞋底的纹路很清楚。

　　白先生的鞋从来不踩中间那条路。他只走边上那道窄缝，走在花架和塑料膜之间。

　　还有一次，他看见白先生蹲在角落里做一件事。

　　角落里有一盆被碰倒的苗，花盆裂了一道口。白先生蹲在那儿，把裂了的盆换下来，把苗连土一起捧进新盆，用手把土一圈一圈按实，最后浇了一点水。

　　他做得很慢，也很轻，像是怕碰坏了什么。

　　做完他站起来，走了。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早上他去水房打水，会经过那面墙的背面。

　　墙的背面没有花，只有爬上去的枯枝和一层青苔。墙根也有一丛花，是整面墙最老的母本，枝条比大拇指还粗，长得歪，往东边倒。

　　罗永年每天早上在那里浇花。他拎着那只塑料水壶，一株一株浇过去，浇得很慢，水浇在根上，不浇在叶上。

　　“你是哪儿人。”老头问他。

　　“下面县里的。”

　　“你说话不像。”

　　江蛰拎着水桶，手在桶沿上停了一下。

　　这个老头见过他。四天前他站在铁门外面，说自己以前住在后巷十九号；今天他站在花房里，说自己是从县里上来的花工。两句话不可能同时是真的——而这个老头，两句话都听见过。

　　他只能赌这老头不说。

　　老头没有往下问。他浇完最后一株，把水壶立在墙根，抬头看了一眼那面墙。

　　“这花娇。”他说，“浇多了死，浇少了也死。”

　　“那怎么办。”

　　“看天。”老头说。

　　他拎着水壶要走，走了三步，又回过头，看了江蛰一眼。那一眼不长，也不重，像是把一个东西放进兜里，揣好。

　　食堂在东边的平房里，两排长桌，中午十一点半开饭。

　　江蛰第一次去的时候打了两菜一饭，找了个靠边的位置。抬头的时候，他看见白先生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的末端，面前空着，没有饭盒，也没有菜盘。

　　有人从他面前经过，把一只搪瓷碗放在他手边，说了句什么，走开了。

　　那只碗放在那儿，一直没动。

　　江蛰低头扒了两口饭，听见斜对面两个人小声说话。

　　“白先生今天又没吃。”

　　“他什么时候吃过。”

　　“那他不饿？”

　　“你问他去。”

　　两个人笑了一下，然后都不说了。

　　第二天中午，江蛰打饭的时候多要了一个馒头，又多要了一碗紫菜汤。他端着托盘走到那张桌子旁边，没有坐，把汤和馒头放在白先生手边，隔了半个身位，然后退回自己原来的位置。

　　白先生没有看他。碗里的汤冒着热气，热气往上飘，飘到一半就散了。

　　江蛰低头吃饭，吃得很慢。他先把那一碗汤喝掉一半，又咬了两口馒头。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再往那边看。

　　第三天中午，他去食堂的时候，发现工具架上多了一只搪瓷碗。

　　碗是空的，洗得很干净，倒扣着，放在他平时放剪刀的位置旁边。

　　他把碗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原位。

　　那天中午，白先生还是坐在最里面。他面前有了一只碗，碗里是小半碗粥。他喝得很慢。

　　周三他请了半天假。

　　花市在城南，早上六点就开，玻璃顶棚下面全是水汽和人声。他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一盆月季，二十八块。付钱的时候，他把一张折成四折的纸压在花盆底下，推过去。

　　老板娘收钱，顺手摸了一下盆底，把钱塞进围裙口袋。

　　“要不要一袋土。”她问。

　　“不用。”

　　他抱着那盆月季上了公交车。车上人不多，他坐在最后一排，膝盖上放着花盆。那张纸上写的是六个编号：三个紫的，两个红的，还有一个是他从货场墙上抄下来的车牌。

　　车过江的时候，他把窗开了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花叶一片一片往后倒。

　　货场在后院。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货一车一车进来：从批发市场、从苗圃、从更远的地方。花箱卸下来，码到指定位置，再由叉车送进冷库或者直接装车。

　　江蛰第三天被调去货场帮忙，才知道那些花标不是随便贴的。

　　标签是深色的底，印着花的图案，下面一行小字。他把箱子转过来，一个一个看：

　　三月·紫 014

　　三月·紫 015

　　三月·紫 016

　　再往那边一摞：

　　三月·红 006

　　三月·红 007

　　他数了三遍。

　　紫的最多，两百多张；红的少，一共十九张，贴的箱子也小一圈，箱角都包了胶带，压得比别的紧。黑色的——一张都没有。

　　数第二遍的时候有人在他后面搬箱子，他就顺手拎起一箱往推车上放，眼睛没有离开那排标签。数到第三遍，他确认自己没有看漏。

　　没有一个黑色。

　　下午装车的时候，一个司机过来签单，签完把笔往耳朵上一夹。

　　三十来岁，脸晒得黑，右手虎口比左手厚一圈，袖子挽到小臂，小臂上有一小片新烫伤。

　　“新来的？”

　　“嗯。”

　　“干什么的。”

　　“看棚。”

　　司机看了他一眼。那种眼光江蛰见过很多次——我知道你在装，但我还没想清楚要不要拆你。

　　“我哥知道你在这儿吗。”司机说。

　　江蛰的手停在推车把上。

　　“你哥是谁。”

　　“陈佳宽。”

　　江蛰直起身来。

　　司机把签好的单子折起来塞进兜里，动作很慢。

　　“我姓李。”他说，“李佳长。我哥姓陈，我随我妈姓。”

　　他往前凑了半步，声音压得很低，低到江蛰得侧过耳朵才听得见。

　　“你回去跟我哥说一声。”他说，“让他别再往这条线上查了。他要是缺什么线索，我给他——我什么都给他，别让他自己往前走。”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李佳长说，“他说他听法律的。”

　　他上车，关门之前又探出头来。

　　“月底我侄女家长会。”他说，“你让他去。他一年就那一次不迟到。”

　　车开走了。江蛰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拐出大门。

　　他忽然想起陈佳宽那天早上在中队办公室里翻手机的样子：那张奖状，那个举着奖状的小姑娘，那双向后弯起来的眼睛。

　　他现在是卧底。这条线上有纪律，李佳长说过的话，他一个字都不能往外带。

　　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编号一样放好。

　　傍晚收工前，江蛰从货场北边过。

　　那里蹲着一个老头，六十多岁，穿一件洗得发灰的工装。他手里拿着一根竹签，正在削。刀在左手，削得很稳，竹屑一片一片落在地上。

　　江蛰从他旁边走过去，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左手使刀的人不多。

　　他把这件事也记住了：货场北边，老头，左撇子。

　　员工宿舍在后院的一排平房里，一间住四个人，铁架床，被子自己带。他睡靠门那张——一直如此。

　　第四天半夜，他醒了。

　　院子里有车进来，引擎声压得很低，低得像是在水底下响。接着是卸货的声音：箱子落在地上，一声，两声，然后是推车的轮子从水泥地上过去。再往后是一扇很沉的门开合——那是冷库。

　　那一声响闷得厉害，像是有人把整个夜晚关进了一只盒子里。

　　他没有起来。

　　屋里另外三个人也没有动。

　　他躺在那儿，听着自己的呼吸和另外三个人的呼吸。四个人都在装睡，谁也没有说话。屋外的车停了大概二十分钟，倒车，开走，声音一点一点远下去。

　　天亮以后，那三个人起床、洗漱、去食堂，跟平常没有一点区别。

　　回到花房的时候，赵姐正在锁三号温室的门。她看见江蛰，抬头朝天上看了一眼。

　　“明天月底。”她说。

　　“月底怎么了。”

　　“月底不上班。”她把钥匙从锁孔里拔出来，“你晚上别进后院。”

　　“为什么。”

　　“不为什么。”赵姐说，“你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