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十蛛

5、花墙 导航把他带

　　导航把他带错了两次。

　　第一次让他从高架下来，拐进一条封了一半的路；第二次让他右转，右转过去是一堵新砌的围墙，墙上贴着“施工重地”。

　　江蛰把车停在路边，下车走了两百米。

　　这一片他记得。

　　路口那棵槐树还在，夏天有人在树底下摆象棋；现在树底下是一堆建筑垃圾，砖块、破门框、半袋水泥。再往前原来有一家卖豆腐脑的，门口挂白布帘子；现在是一家手机贴膜店，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头有人在打游戏，声音很大。

　　他记得的这条巷子，现在只剩一半。

　　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停住了。

　　那面墙还在。

　　两米多高，青砖砌的，墙头盖着一排瓦。墙上爬满了蔷薇，从墙根一直爬到瓦上，枝条把砖缝都填满了。花是白的，一朵一朵，开在雨后的傍晚里，花瓣上挂着水。

　　整面墙整齐得不像野生的。底下的老枝被剪过，新发出来的枝都被引上了铁丝；铁丝是新绑的，绑得很规矩。

　　墙根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搭着三间玻璃温室，温室之间的空地上摆着塑料筐和一摞摞的盆；再远一点是货场，堆着成箱的花，箱子上贴着标签。有一辆叉车停在货场中间，叉臂上还吊着一托盘的货。

　　这里是花圃了。

　　铁门在院子左侧，门头上有一块新招牌：三月花行。

　　江蛰站在门口，隔着铁栅栏看那面墙。

　　他看见墙中间偏右的位置，有一块砖是缺角的。那年他四岁，搬小板凳去够墙上的花，凳子翻了，砸掉了一块砖角。母亲打了他一下手心，然后抱着他哭了半分钟。

　　那块砖的缺角还在。

　　“小伙子。”

　　有人在他身后说话。

　　他回头。一个老人站在他身后两米的地方，手里提着一只塑料水壶，壶嘴朝下滴着水。七十岁上下，皮肤黑，脸上的纹路很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他右手提壶，右手拿勺——两样都在右手。

　　“找人？”老人问。

　　“路过。”江蛰说，“以前住这儿。”

　　老人的眼睛动了一下。

　　“哪一家。”

　　“后巷十九号。”

　　老人看了他几秒钟，然后蹲下去，把水壶搁在地上，捏起一株倒了的绣球，重新扶正。他做这个动作很慢，指头很稳。

　　“那面墙上的花，谁养的。”江蛰问。

　　“有人管。”老人说。

　　“谁管。”

　　“有人管就行了。”老人说，“花不管就死了。”

　　他说完就不再说了，蹲在那里继续弄那株绣球。

　　“这种花叫月下白。”江蛰说，“你们公司种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老人手里的勺停了一下。他抬起眼睛，看了江蛰两秒。

　　“老品种。”他说，“别处没有。”

　　“你们这儿跑车的司机，都是本地人？”

　　“外地的多。”老人说，“跑冷链的要跑夜路，本地人不干。”

　　“车队在哪儿。”

　　老人朝北边抬了抬下巴。那边停着一辆白色的冷藏车。

　　“我能进去看看吗。”

　　老人抬头看他，看了一会儿：“看吧。别踩苗。”

　　江蛰走进院子。

　　空气里的味道一下子涌上来：湿土、烂掉的花叶、化肥，还有一点像啤酒的味道，是发酵的花茎泡在水里发出来的。温室的塑料膜上全是水汽，水汽从顶上往下淌，淌成一道道细线。有人在不远处剪花，剪刀的声音一下一下，很密。

　　院子比外头看着大。三间玻璃温室并排，最里面那间门口挂着两层棉帘；再往北是一排平房，房檐下停着两辆电瓶车和一排手推车。货场堆着三四百只花箱，箱子上贴着标签，标签是深色的底，印着花的图案。

　　江蛰看见了那辆冷藏车。

　　车停在货场最北边，靠着围墙。白色的车厢上印着几行字，被雨水泡过，边角起皮；车厢后面的门虚掩着一条缝，缝里透出一线白气，很淡，在阴天里几乎看不出来。

　　平房旁边有一扇很厚的门，暗灰色，门缝底下结着一圈白霜。那是冷库。门上挂着一把铜锁，锁开着，挂在扣环上轻轻晃。走到那扇门附近的时候，一股冷气从门缝里渗出来，贴着地面往外翻，翻到他脚背上。

　　他没有停。他只是把这两样东西记下来了：车、冷库。

　　他走到那面墙前面。

　　花就在他头顶上。他抬手碰了一下最近的枝条，刺很软，是新长的。他又绕到侧面温室之间，找一根斜着引上去的老枝——那根枝他认识，是从墙根最老的那一丛里出来的，当年被他自己踩断过一次，母亲用布条把它绑在墙上。

　　那根枝还在。布条不在了，但那段枝条上有一处很明显的弯。

　　他站在那里，后颈有点发凉。

　　他不喜欢用“感觉”来解释任何事，他是警察，不靠这个办案。但他站在这面墙前面，能清楚地知道一件事：这面墙不是没人管的。有人修它，一年一年地修，修得很熟。

　　他推开二号温室的门。

　　塑料门帘被他一掀，带着水汽拍在脸上。里面比外头亮，也比外头静，只有滴水和风扇的声音。一排一排的花架，架上摆着一盆盆的月季和绣球，标签插在土里，字写得很小。

　　他往里走，走到第三排的时候，看见了那双鞋。

　　一双深色的运动鞋，鞋面很干净。干净得跟这个地方不搭——花圃里的鞋都是泥。那双鞋停在花架的尽头，没有动。

　　他抬头。

　　一个人站在花架的那一头。

　　二十一岁上下，比他矮半个头。深色抓绒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袖口和衣摆都是干净的；头发很短，剪得很平。他的脸并不算冷，只是没有表情——一种长期不用表情的人才有的、很干净的空白。他的眼睛很沉，眼白比一般人少一点，看人的时候显得很认真。

　　他没有说话。

　　江蛰也没有。

　　两个人在花架的两头站了大概五秒。五秒很长，长到江蛰听得见温室顶上有一滴水从膜上滚下来，落在叶子上，“啪”的一声。

　　江蛰先开口。

　　“这面墙上的月下白，是你们种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对方没有回答。

　　江蛰注意到他的手。两只手垂在身侧，很白，指甲剪得极短，短到几乎贴着肉，指腹上有一道一道浅浅的横纹。这不是干活干出来的手，也不是养尊处优的手——这是一种被人反复叮嘱过“手要干净”的手。

　　温室的里侧有一个用砖头垫起来的小工作台。台上放着一副剪枝的剪刀、一只搪瓷缸子、一卷麻绳。缸子是空的；剪刀擦得很干净，刃口朝着同一个方向。

　　工作台旁边的角落里，有一盏灯亮着。

　　灯很小，是那种老式的塑料罩台灯，灯口朝下，光被罩子压在花架之间，只照亮一小块地面。外面是大白天，温室里也亮着，那盏灯却开着。江蛰看见它的时候多想了一下——谁会在白天开一盏灯——但没有答案。

　　“我是来问句话。”江蛰说。

　　对方还是没有说话。他往前迈了一步，从花架那头走过来，从江蛰身边经过。

　　经过的时候，江蛰闻到一股很淡的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有点冷，像冬天早上铁栏杆上的味道。

　　然后他看见那个人做了一件事。

　　那个人走过墙边的时候，右手抬起来，食指在一根探进花房里的蔷薇枝上停了一下。很轻的一下，不到一秒，像是在确认那根枝还活着。

　　他收回手，继续往前走。

　　走到花房门口那一步，他停了一下。

　　门外是阴的，那一整段路都在温室和围墙的夹影里。他站在门槛上停了半秒，才迈出去，走进那片阴里。

　　江蛰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他从温室里出来的时候，货场那边有个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四十多岁，短发，胳膊上搭着一件外套，手里拿着一支笔和一沓单子。她站在一摞花箱旁边，看了江蛰两秒钟，低下头去，在单子上写字。

　　江蛰往门口走。走到铁门那里，他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人站在二号温室的门口，看着他。

　　他站在光和影的交界线上，一半亮，一半暗。他没有表情，也没有躲。江蛰隔着几十米看过去，忽然有一个念头——那个人不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那种看法，像是在看一个他等了很久的东西。

　　江蛰把这个念头摁了下去。他是警察，不该有这种念头。

　　他走出铁门。身后的铁门没有响。那个老人还蹲在墙根底下弄他的绣球。

　　“大爷。”江蛰走过去，“刚才花房里那个，是谁。”

　　老头没有抬头。

　　“白先生。”

　　“白先生是谁。”

　　“老板的人。”老头把一株绣球扶正，“你少跟他说话。”

　　“为什么。”

　　“他不爱说话。”老头说。

　　车停在一百米外的路边。雨又开始下了，很小，一颗一颗，打在挡风玻璃上，被雨刷刮开。

　　他坐在驾驶座上，没有马上开车。

　　他知道这一趟不该来。案子还没定性，三月花行已经出现在线索里；他一个人跑到涉案单位的场地上，说是“路过”，这在任何一份说明里都写不通。他也已经打定主意不上报这次走访——今天在这里看见的每一眼，他都得自己在心里过一遍。

　　江蛰坐在车里，先调出现场照片。

　　那枝花在证物袋里，白得有点发灰。他把照片放大，看那截花梗——梗上的剪口是斜的，一刀剪断，切面很平。不是掐的，也不是掰的，是剪刀剪的。剪花的人手很稳，剪口的角度很讲究，那是剪了很多年的手才会有的角度。

　　他退出这张照片，翻到自己刚才拍的那一张。

　　他拍的是那面墙。

　　他把照片一点点放大，从左往右看过去。花开得很密，一朵一朵，白的；中间有一段空——一根新剪过的枝，断口还白着，上面本来有一枝花，现在没有了。

　　江蛰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屏幕上。

　　一边是死者手里攥着的那枝花，花瓣的排列，花心那一点淡黄。

　　一边是墙上那个空掉的位置。

　　他把手机放下，靠在椅背上。

　　雨刷又刮了一下，玻璃上干净了两秒钟。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路的尽头，是那道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