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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弟弟 安娜回家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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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背对着她的少年听见开门声,回过头。
他大约十七岁,身量已经蹿得很高,肩背挺拔,却还未完全褪去少年人特有的清瘦。浅金色短发剪得利落,灰蓝色眼睛在夕阳里清澈得近乎发亮,白皙的皮肤、高而笔直的鼻梁、线条分明的下颌,无一不继承自母亲的日耳曼血统。
他英俊、明亮、意气勃发,穿着青年团制服站在窗前,几乎像宣传画里被特意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若把他们并排放在一起,没人会说他们相像。
安娜的胸口忽然泛起一阵陌生又强烈的亲近感,随之而来的,却是几乎本能的担忧。
埃米尔看见是她,立刻露出笑容。
他把一枚还没别好的青年团徽章按在胸前,像展示一件最值得骄傲的宝物。
“你回来得正好。”他说,“姐姐,帮我看看,戴在这里是不是更像真正的军人?”
安娜站在门口,没有回答。她只看见少年身后的桌上,压着一张尚未填写完的志愿申请表。
埃米尔并没有察觉姐姐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他转回镜子前,把徽章向左挪了半寸,又向右挪回来,最后不耐烦地扯开领口。黑色领巾系得太紧,在少年白皙的脖颈上勒出一道浅红痕迹。他皱着眉,却舍不得取下来。
“库尔特说应该戴的再高一点。”他问,“你觉得呢?”
安娜关上房门,视线仍停在他身上。
近距离看,姐弟之间的差异更加惊人。
埃米尔比她高出将近一个头,十七岁的身体已经发育的尚好,约有一米八五。肩背因为长期游泳、跑步和青年团训练而显得挺拔,手臂结实,腕骨却还带着未完全长成的清瘦。他有一头浅金色头发,发质细而柔软,额前总有一绺不肯服帖,眉毛比发色略深,眼睛是偏冷的灰蓝色,笑起来时右侧脸颊会出现一个很浅的酒窝。那酒窝属于母亲,耳朵的形状也属于母亲。只有他低头时略微抿紧嘴唇的习惯,与安娜记忆里的中国父亲一模一样。
安娜则更像他们的父亲,她的黑发和保留了东方独有的柔润线条的眼眸和更柔和的面部线条,使她在人群中一眼便会被辨认出来。
如果两人并肩站在一起,只匆匆一瞥,没人会把他们当成亲姐弟。
埃米尔显然早已习惯这种比较,他通过镜子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笑道:“你今天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安娜心里一紧,“哪里不一样?”
“不知道。”他认真打量她,“脸还是那张脸,可你以前不会这样盯着我,好像第一次见到我。”
他说得漫不经心,安娜却从原主零散的记忆里尝到一阵酸涩。
小时候,埃米尔似乎很喜欢跟在姐姐身后,他们一起睡在阁楼斜顶下的小床上,安娜教他写父亲的中文姓氏,他把“沈”字写得像一团打结的线。
后来他上学,第一次被同学叫作“中国佬的儿子”,回家后便撕掉了那张写着父亲名字的纸。再后来,他只肯使用母亲的姓氏凯勒,也不在人前提起父亲。
他的脸帮了他。
同龄人看见的是金发、蓝眼睛和一副适合穿制服的身体,只要他自己不说,没有人会从外貌猜到父亲来自中国。安娜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她走进任何一个房间,她的脸都等于先替自己回答了一遍:“我从哪里来”。
“别动。”安娜走过去,伸手替他松开领巾。
埃米尔下意识要躲,最后还是站着没动。安娜的手指擦过他的锁骨,摸到一块新鲜的淤青。略微皱眉的问道:“这是什么?”
埃米尔有些变扭地侧了一些身体,把那处淤青离安娜远了一些,闷闷答道:“训练。”
安娜抬头,目光从锁骨移到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问:“谁打的?”
“没有人打我。”埃米尔立刻反驳,“翻越木墙时摔了一下,福格尔队长说,我的成绩已经可以参加更高级的军事训练。射击、识图、野外行军……”
他说起这些时,整张脸都亮了起来。
安娜看着他的眼睛,忽然明白,单凭一句“不许去”,不可能阻止他。因为在这个家里,埃米尔是个需要隐藏父亲姓氏的那个孩子,可在青年团里,他第一次成了被赞美、被需要的人。
制服遮住了父亲的秘密,队列给了他一个无需解释的身份。
“把衣服脱下来。”安娜面无表情地说。
“什么?”埃米尔愣了一下。
“你肩上还有伤,我看看。”
“小题大做。”他嘴上抱怨着,但还是乖乖解开了衬衫最上面的扣子。少年胸肩的肌肉薄而紧实,右侧锁骨下方有两块青紫,肘部也擦破了皮。
安娜去厨房找药水,打开餐柜第二只抽屉时,果然看见配给证、针线盒和半包已经受潮的糖。
一切都与涌入脑中的记忆吻合。
厨房里的空间狭窄,炉子上温着一锅甜菜汤,窗户上蒙着遮光布,即使天还没有完全黑,格蕾特也不允许孩子们把它掀开太久。柜子里只有一小段黑面包,旁边放着母亲留给埃米尔的鸡蛋。
缝纫机旁摆着一家人唯一的合照,照片里的沈淮景很瘦,身形清挺,一身剪裁合体的西式长衫衬得身姿端正。面容斯文俊朗,轮廓清隽,没有粗砺感,鼻梁挺直,眉眼清朗,额前短发打理得整齐,戴着一副细框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沉静睿智,他的神情温雅,既有读书人内敛的书卷气,又带着海外求学浸润出的开阔气度,英俊而不张扬,一眼望去便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站在格雷特身侧,一只手搭在格蕾特肩上,那时埃米尔还未出生,但格雷特的孕肚已经十分明显,年幼的安娜站在格雷特的另一侧,小手牵着母亲放在膝头的手,相框背后夹着几张从中国寄来的信,纸张已经泛黄。
安娜还看见缝纫机踏板旁放着一只刚修好的皮带轮,记忆告诉她,那是埃米尔昨晚熬夜修的。他会把自己的糖块留给母亲,会在冬天替楼里的老人搬煤,也曾为了保护一个被欺负的小男孩和三个人打架。
他不是一个天生冷酷的孩子。
正因为如此,那身制服才更令人恐惧——它正在把他的善意全部引向服从。
安娜拿了药水回来,埃米尔坐在床沿,让她替自己处理伤口,嘴里仍在讲训练场上的事。他说库尔特第一次射击便打中八环,说彼得的哥哥从东线寄回一枚苏联徽章,说教官告诉他们,只要莫斯科被拿下,英国也撑不了多久。
“到圣诞节,一切都会结束。”他说得理所当然。
安娜手里的棉球停了一下,抬起眼问道:“谁告诉你的?”
“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的事,通常最值得怀疑。”
埃米尔回头,灰蓝色眼睛里掠过不悦,“你在大学里是不是又听了什么怪话?”
安娜没有回答,只是替他扣好衬衫,转身拿起桌上的申请表。
纸张顶端印着青年组织的鹰徽,下面是姓名、出生日期、住址、身体状况与家庭出身。埃米尔已经用端正的字体填好大半。父亲一栏却不是沈淮景,而是一个安娜从未听过的德国姓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凯勒,已故机械师。
她盯着那一行字问他:“这是谁?”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埃米尔站起来,从她手里抽走表格:“外祖父的一个远房堂兄,没有人会查一个已经死了二十年的人。”
“所以你打算伪造?”安娜不可思议的看向他。
“我没有父亲。”这五个字说得很快,也很硬。埃米尔背过身去,没有再看她。
属于原主的记忆再次翻涌……
父亲离开德国时,埃米尔还在母亲腹中。起初每个月都有从中国寄来的信,后来信件间隔越来越长,最后只剩下一封由陌生人代写的死讯。
埃米尔从未真正见过父亲,只在家里的旧照片里见过一个穿长衫又套着西式大衣的年轻男人。
安娜压下胸口的刺痛:“你可以怨他,但不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埃米尔冷笑了一声,“我说德语,我在柏林出生,在这里上学。母亲是德国人,我也是。只有你总提醒我,我身体里还有一半来自一个抛下我们的人的血统。”
安娜想要解释:“父亲没有抛下——”
可埃米尔根本不给她开口的机会,“那他在哪里?”
安娜无言以对。
埃米尔从桌角拿起那张申请表,指着最下方的空白处:“福格尔队长愿意替我补齐证明。只要再有一名成年家属签字,我就能参加下个月的特别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会优先推荐我进入军队。”
“你才十七岁!”
“还有七个月就十八。”
“七个月不是七天。”
“战争不会等我过生日。”他的眼神变得灼热,“东线需要人。我们这一代不能只在后方听广播。”
安娜终于看清,这并不是一张普通的青年团训练表,表格背面夹着一页志愿声明,申请人同意在年龄符合后第一时间服役,并接受提前调配。
最下方已经有两个名字:库尔特和彼得。
“他们也去?”安娜问。
“是我说服他们的。”埃米尔的语气里带着骄傲,“我们约好进同一支部队。”
安娜想起历史书上那些没有脸的数字,数十万、数百万……可数字落到眼前,原来只是三个还没长大的男孩,在一张纸上并排写下名字,以为自己将赶上一场胜利。
她把表格放回桌上,声音很平:“我不会签。”
埃米尔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申请的是什么。”
“我比你清楚。”
“你清楚的是海报、歌曲和教官允许你看见的部分。”安娜有些焦急。
“至少他们把我当德国人。”他逼近一步,“你呢?你每次看见这身制服,都像看见什么脏东西。你是不是觉得我穿上它很可笑?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父亲,因为我本来就不配?”
这句话里的愤怒太真,反而让安娜冷静下来。
她看着眼前漂亮得近乎耀眼的少年。他的狂热并不只来自宣传,也来自十七年来每一次被询问血统、被嘲笑姓氏、被迫证明归属的羞耻。青年团给他的不是一套衣服,而是一种最简单、也最危险的答案:只要服从得足够彻底,就没有人能再怀疑他。
安娜伸手,想碰一碰他的脸。
埃米尔偏头避开。
“我不是觉得你不配。”她说,“我是不想让你拿命去证明。”
“每个人都可能死。”
“所以不该主动去送死。”
埃米尔盯着她,像第一次发现姐姐如此不可理喻。
片刻后,他把申请表折好塞进内袋,重新扣紧领口。
“明天早上八点,福格尔队长会来家里。”他说,“我已经告诉他,你和母亲都同意。”
“那你最好现在去和他再解释一下。”
“你会签的。”
“我不会。”
“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着,他抓起外套,大步走向门口。
擦肩而过时,安娜闻到他衣服上的汗、皮革油和室外冷风的味道。那不是军人的气息,只是一个刚训练完、急于长大的少年。
门被重重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