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二十秒》一眼倾心

3、同桌的你（上） 全班都知道

　　第三章同桌的你（上）

　　全班都知道，初一二班第三组第三排，坐着一对冤家。

　　我们能吵的事包括但不限于：一道题的解法，一块黑板的干净程度，和早上谁先到的教室。

　　班主任管我们叫冤家，班长建议我们拜把子。他们都说错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三年，只是这个结论，当事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同桌生活正式开始之后，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了一件事，我俩八字不合。

　　具体表现为，谁也不服谁。

　　起因都很小。一道数学题，她用方程解，我死磕算术，俩人能为"哪种方法更高贵"吵半个课间。一次值日，她说她擦的黑板比我擦的干净，我当场拿板擦又擦了一遍，请前后排同学打分。就连早上谁先到的教室，都能吵。她说她先到，我说我先到，争到最后约定明天见分晓，结果第二天俩人天不亮都在教室门口蹲着了，楼道灯都没开，黑漆漆的，谁也看不见谁，还得先吵一架确认对方身份。

　　"你来了？"黑暗里她问。

　　"我没来。"我说。

　　"没来你鬼上身啊。"

　　吵完我们才发现，争谁先到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都没带钥匙。

　　这样的仗，三年里有三大战役进了班史。

　　第一场，橡皮战争。起因是她借我半块橡皮，用完没还，我说了一句"借东西要还"，她说"你这是什么封建思想，同桌之间要搞共产主义"。我说那你的尺子拿来共产。她说尺子不行，尺子有纪念意义。我说橡皮就没有？她说橡皮是消耗品，性质不同。这场仗打了一周，最后以她买两块新橡皮、一人一半告终，史称橡皮体制改革。

　　第二场，桌肚划界。她的书多，我的书也多，两个桌肚都不够用，就打对方地盘的主意。谈判破裂后我们在桌面上贴了纸条当界碑，谁的东西过界，另一方有权没收充公。执行第三天，我的文具盒越界被她充公；第四天她的故事会越界被我充公；第五天双方签署停战协议：界碑作废，桌肚共享。史称第三条桌肚线。

　　第三场，暖气片战争。教室最后一排有暖气片，冬天早读，谁先到谁占。我们俩为使用权签订了分时协议：她一二节，我三四节。结果她一二节把暖气片烤热了，我三四节过去只剩温的。我抗议，她说这叫热量的时间价值，你经济学没学过吗。

　　这种仗打了三年，林林后来总结过我们的关系，她说，苏念，我跟你说不通，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说，林林，我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她说你骂谁是狗。我说你骂谁是兵。她说兵好歹是个正经编制，我说狗好歹忠于一主。前后排听得目瞪口呆，班长大人路过，丢下一句评价：你俩干脆拜把子算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吵。

　　这句评价后来流传很广，一度成为我们班介绍我俩的官方口径。

　　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俩词儿用反了。她才是那个兵，风风火火；我才是那个吕洞宾，好心给她讲英语她不听。但吵架这种事，谁先纠正自己的逻辑漏洞谁就输了，这个道理我俩都懂，所以谁也没改口。

　　不过要说林林这个人，有一点我是真服气，她是真爱学习，爱得很全面，连课外书都爱得很有组织纪律。

　　县城就一条主街，主街上有一个报刊亭，绿色铁皮房子，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大爷。那个报刊亭现在想起来，是全县的文化制高点。铁皮房子夏天晒得烫手，冬天冻得漏风，可它有一面玻璃，玻璃后面，杂志一本一本立着，封面朝外，花花绿绿，像一墙没拆封的别处。别的地方什么样，县城小孩全从这面玻璃里看。她每周五放学必去报到，比上班都准时，踮着脚在那面玻璃前翻，一看就是二十分钟，脚尖踮酸了，换一只脚。大爷在柜台后面打盹，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从来不赶她。

　　她的零花钱有严格的预算制度，冰棍钱可以省，书钱不能省。《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期期不落，后来升级到《故事会》，再后来迷上了推理小说，报刊亭大爷都知道给她留货，新一期的推理杂志到货，往柜台底下一压，谁来都不卖，就等她。她拿到新杂志还有个验收仪式：先翻目录，再凑到脸跟前闻一下，闻完，才算验收合格。我问她闻什么，她说验收内容，保密。

　　有一回周五下雨，我以为她不去了，收拾书包准备走。她撑着伞站在教室门口等我，说，走啊。我说下雨。她说，报刊亭又不是露天的，它有铁皮顶。我说铁皮顶挡雨？她说挡不住多少，但大爷在，书就在，懂不懂什么叫风雨无阻。

　　那天雨里我们合打一把伞去的。伞小，两个书包湿了半个。大爷见我们进来，从柜台底下摸出给她留的那本推理杂志，塑料袋套了两层，一点没潮。她抱着杂志，在铁皮顶底下听雨，哗啦啦的，砸在头顶上，全世界的鼓点都落在那个报刊亭上。她忽然说，苏念，你说等我们长大了，这个亭子还在不在。我说在。她说那说好了，长大了还一起来。

　　大爷说你这小丫头看这干啥，怪吓人的。

　　她说大爷你不懂，这练脑子。

　　练脑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遭殃。

　　她每看完一本，必拿书里的题考我，考我的名义是"检验我们班的平均智商"，考我的地点不限，课间、放学路上、食堂排队，逮着机会就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个冬天的课间，她新看完一本推理合集，兴冲冲把书往桌上一拍。

　　"听题。有个案子，证人说，案发时他正在洗澡房洗澡，听见外面有动静，就擦了擦镜子上的雾气，从镜子里看见了凶手跑过去的背影，还看清了脸。警察听完就把他抓了。问，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因为从镜子里看见的是反的，认错了人？

　　"错。"她很得意，"再想。"

　　我又想，说，因为镜子里看不清背影？

　　"大错。"她更得意了，尾巴都要翘起来，"提示你，洗澡房，洗澡，热水。"

　　我说热水怎么了，热水……

　　然后我就卡住了。她等了三秒，看我确实答不上来，终于憋不住了，一拍桌子公布答案："洗澡房里全是热水蒸气，镜子早就被雾蒙住了！雾蒙蒙的镜子你擦一下，只能擦干净那一小块，而且他说他'擦了擦雾气从镜子里看见'，可热气一蒸，擦完马上又是一层雾，根本来不及看清人脸！他说谎了！证人就是凶手！"

　　我说哦，原来如此。

　　她说你哦什么哦，你是不是没听懂。

　　我说我听懂了，我就是在想，这个凶手洗澡洗一半还给人作证，挺敬业的。

　　她愣了一下，说这有什么敬业不敬业的。我说你看，他又洗澡，又听动静，又擦镜子，又看人脸，忙成这样还不忘配合警方调查，你说他敬业不敬业。

　　她被我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苏念，你这是对推理的亵渎。"

　　我说，你这是对洗澡的不尊重。

　　从那以后，每周五她进新货，每周一我遭殃。周一课间成了固定的"苏念智力测验"时间，后来发展到前后排围观，答对了全班鼓掌，答错了她敲我桌子。有一回我连对三题，她怀疑我提前看了，查了我三天，查完宣布：苏念这个人笨得很稳定，是真答出来的。

　　那道题的正确答案我到现在都记得，热的镜子看不见画面，说谎的证人就是凶手。倒不是这道题多经典，是她公布答案时那个神采飞扬的样子太好看了，题目本身反而成了赠品。当然，我后来也报复过她。有一次我拿英语考她，让她翻译一句很简单的话，她翻了半天翻不出来，恼羞成怒，说英语这门学科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我说那你报警吧。

　　这就说到补课的事了。我俩的补课，严格来说不叫补课，叫互相伤害。

　　她是数学课代表，给我补数学，全程采用羞辱式教学法。一道题讲完，问我懂没懂，我说懂了，她说那你讲一遍，我一讲就露馅，她就把笔一放，痛心疾首，说苏念啊苏念，你这脑子，白瞎了那么好的名字。我也不恼，因为风水轮流转，下午就轮到我了。

　　补课一般放在放学后。她给我讲数学的时候特别凶，粉笔灰一扬，说这道题你要是再错，我就……她就半天，没就出个所以然，最后说，我就再讲一遍。我说你的惩罚就是再讲一遍？她说对，惩罚你，也惩罚我。

　　轮到英语我给她讲。Wednesday她学了一星期，两个d，老是少写一个。我说你记：闻得死day，熬到周三，人就闻得死了。她笑到打嗝，然后一辈子没再写错。很多年后她英语好到能写论文，有天跟我说，苏念，我这辈子拼得最牢的词是Wednesday，靠你那句缺德口诀。你看，教育这件事，正经的全忘了，缺德的都留下了。

　　她的英语烂得很有创意。背单词，beautiful 记不住，她自己发明了一个口诀，"逼优踢佛"，念出来像骂人。我教她音标，她学了一个星期，读出来的单词仍然自带我们县城口音，very 读成"歪里"，morning 读成"毛宁"。我说你这是对英语的亵渎。她说这叫中西合璧。

　　但是有次英语测验，她考了七十多分，比上次高了二十。卷子发下来，她没声张，放学路上才装作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说完等着我夸。这次我业务上岗了，我说，可以啊林林，士别三日。

　　她说那必须的，"毛宁"都记住了，老师上课还让我带读呢。

　　我说全班跟着你读"毛宁"？

　　她说对啊，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挺好的，我们县从此有了自己的方言英语。

　　初一期中考试，我俩较了个劲，比总分谁高，彩头是一根绿豆冰棍。我说比就比，这段时间我英语赢你，数学输你，胜负未定。结果成绩单下来，我翻来覆去算了两遍，她总分高我两分。两分。我说这也太巧了。她接过成绩单看了看，说，这有什么巧的，这叫稳定发挥，跟入学考试一样。我一想还真是，二百一十三对二百一十一，也是两分。她咬着赢来的冰棍，含含糊糊地发表了获奖感言，说苏念你放心，我这人厚道，就赢你两分，不多赢，怕你哭。

　　我当时说，谁哭谁是狗。

　　后来的事就不剧透了。反正这个两分的魔咒，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初一下学期还有一次春游，植物园。大巴上她抢了我旁边的座，从书包里掏出一包虾条，倒在两张椅子中间，说公共资源，按劳分配。我说什么劳。她说你昨天给我讲了两道题，这是课时费。植物园的郁金香开得一片一片的，她拿着我的水彩笔（春游带水彩笔，她说要写生，写了半天只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云），画完举起来问我像不像。我说像。她说你根本没看。我说看了，像一朵云。她说，算了，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诚实，最大的缺点也是。

　　传纸条的事，也得交代一下，毕竟那是我们初中三年最重要的地下交通线。

　　起因是李老师定的规矩，上课讲话一次，罚擦黑板一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话不让说，字还能不让写吗。纸条的标准流程是这样的，写在草稿纸最下面一条，撕下来，对折，再对折，折成小方块，掌心一盖，趁老师转身板书的间隙，从课桌下面递过去。她接纸条的手法练得炉火纯青，眼睛看黑板，手在下面接，接完往袖子里一塞，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特务接头也不过如此。

　　纸条内容包罗万象。"老李今天领带歪了，像挂了个红领巾。""中午食堂有鸡腿，速去。""第三节下课帮我占厕所。"还有一次就写了三个字，"借支笔"，我回了俩字，"没有"，她回，"抠门"，我回，"彼此"。传了四个来回，耗费草稿纸半张，沟通效率为零，娱乐效果满分。

　　当然，地下交通线也有翻车的时候。有一次老李板书到一半忽然回头，正撞上纸条在空中飞行，他眼疾手快，一把截获。全班倒吸凉气，我手心出汗，她脸都白了。老李展开纸条，念："晚上吃啥。"他推推眼镜，说，我还以为什么军国大事，就这么点事，也值得冒死传递？罚你俩擦黑板一周，纸条没收。下课之后她痛心疾首，复盘了半小时，结论不是以后不传了，是以后扔纸条的抛物线要压低。我说你这叫检讨吗。她说这叫技术总结。

　　那张被没收的纸条成了她的心病，隔三差五念叨，也不知道老李拿它干什么了，垫桌脚还是上厕所了。直到期末，老李把一沓没收物品发还，里面就有那张"晚上吃啥"，背面多了老李的批注，用红笔写的，四个字，"食堂都行"。

　　这事够她吹了一个学期。

　　那张"食堂都行"的纸条，她后来专门配了个塑料袋封着，说这是文物。我说一张纸条有什么好封的。她说你不懂，这是李老师这辈子唯一一次接我们的话茬，得裱起来。

　　冬天的事要单独说，因为冬天有手套。

　　我们那冬天冷，教室没暖气，全靠一身正气和四十多人的二氧化碳取暖。窗户上天天结冰花，早读的时候，四十多个人哈出来的白气在教室里连成一片，手伸在袖子外面写字，写两笔就得缩回去哈一口。她家条件比我好点，那副手套是她妈给她买的，毛线织的，红色，指头尖上还各绣了一朵小黄花。她戴了两天，第三天早上，把右手那只撸下来，扔给我。

　　我说你干嘛。她说一人一只。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手总冻着，写字抖，影响我做笔记。我说那你呢。她说我左手插兜里就行。

　　于是那年冬天，我们俩一人一只红手套，她戴左手，我戴右手。并排走的时候，她没手套的右手揣兜里，我没手套的左手也揣兜里，两个人走路都往对方那边歪，走三步撞一下，撞完接着走。放学路上有人看见，笑我们俩傻，一副手套还分着戴。她理直气壮地回，这叫资源整合，你懂什么。

　　一只手套能有多暖和呢？物理上讲，它只包住一只手。可那年冬天，我的右手就没冷过。写字的时候，毛线蹭着笔杆，红色的，指头尖上一朵小黄花，低头看得见，抬头也看得见。看见一次，心里就踏实一格。那种感觉很难跟人说清楚：教室还是那间漏风的教室，冬天还是那个冬天，可我的手被一个十二岁的姑娘包养在她的毛线里，连带着，我整个人都不觉得这个冬天冷了。

　　其实我知道真相，真相是她手也冻，她只是找了个借口把右手那只给我。那年开春，她右手背上长了两个冻疮，又红又肿，她还把手藏袖子里不让我看。我说你怎么冻的。她说遗传的。我说冻疮还有遗传？她说我们家的冻疮只遗传右手。这种事她干得出来，嘴上损人利己，行动上损己利人，账目永远对不上。

　　开春我把那只手套洗好还她，她不要，说天还冷着呢。那天放学，我第一次没跟她吵，一路都没吵。她反而不适应，问了三回，苏念，你今天怎么了。

　　我没怎么。我就是在心里给某个说不清的东西，记了一笔账。当时记的是糊涂账，很多年后翻出来对，才对明白了。

　　就像那天那张纸条。

　　那是初一下学期的一个下午，没什么特别的，数学课，老李在讲台上讲二元一次方程，讲得唾沫横飞。课桌下面，她递过来一张纸条，比平时折得都方正。我以为是常规业务，比如"晚上吃啥"，或者又一道推理题。

　　打开，上面就一行字，她的字圆圆的，笔画往右边倒，跟站不稳似的。

　　"苏念，我们要一直一直做朋友。"

　　我看完，按照惯例准备回怼。提笔想写"做就做，喊口号干什么"，又想写"有事启奏"，笔尖在纸上悬了半天。

　　笔尖悬着的那几秒，教室里其实很吵，老李的方程讲到了高潮，粉笔吱吱地叫，可我一个音都没听见。那张小方块躺在我手心里，比平时任何一张都重。重在哪里呢？当时的我说不上来。它不搞笑，不接梗，不容许回怼，它就端端正正地躺在那儿，等一个配得上的回答。后来的很多年我才明白，那是她第一次没跟我闹着玩。三年里她跟我开过一千个玩笑，只有这一次，是正的。

　　最后我回了三个字，"那必须的"。

　　纸条递回去，她打开看了一眼，没再回。我侧头看她，她正把那张纸条重新折好，对折，再对折，每一道折痕都用指甲刮了一遍，刮得笔直。然后她没有往袖子里塞。平时她都塞袖子。这次她掀开铅笔盒，把橡皮和尺子拨到一边，把那个小方块平平整整地压在最底下，再把尺子、橡皮一样一样摆回去，摆得比原来还整齐。做完这一切，她合上铅笔盒，咔哒一声。

　　那声咔哒很轻，轻到讲台上老李的方程都没断。可我在心里给它记了一笔：今天，有一样东西被收起来了。收进了一个十二岁姑娘最郑重的保险柜，柜子里原来只放橡皮和尺子。

　　十一岁的我盯着那个铅笔盒看了一会儿，心里想的是，哦，这张她打算存着，存着干嘛，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

　　三十一岁的我隔着二十年回头看，只想穿过屏幕告诉当时那个傻子，那张纸条才是她那三年做过的最认真的一道题。

　　那天下午剩下的课，我一个字没听进去。老李讲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我回的那三个字。那必须的。三个字，随口回的，跟回"借支笔"一个语气。她把她的纸条收进了铅笔盒最底下；我的三个字，说完就飘走了。放学她问我走不走，我说走。一路上她跳台阶，跟平常一样。她不知道她今天存了一笔什么款。我也不知道，我随手签了一张多大的单。

　　可惜这道题，你用了很多年才读懂题干，而交卷的时间，早就过了。